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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我国台湾地区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利弊分析
【作者】 林馨【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律系
【分类】 法律经济学
【英文关键词】 北法学期刊年份=2000期刊号=5 总第103期标题=我国台湾地区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利弊分析英文标题=副标题=英文副标题=作者=林馨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律系摘要=本文对台湾地区现行的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论,分别从台湾《动产担保交易法》的立法背景、动产抵押登记采取的立法主义、具体的登记制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5
【页码】 119
【英文摘要】 河北法学
期刊年份=2000
期刊号=5 总第103期
标题=我国台湾地区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利弊分析
英文标题=
副标题=
英文副标题=
作者=林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律系
摘要=本文对台湾地区现行的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论,分别从台湾《动产担保交易法》的立法背景、动产抵押登记采取的立法主义、具体的登记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在立法例上采取的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义,对登记的对抗力予以必要的限制以及登记机关的设置上均有值得我国《担保法》吸收借鉴
英语摘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1395    
  
  

所谓动产抵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在动产上就其供担保的债权设定动产抵押权,当债务人不履行契约时,抵押权人可以占有抵押物,并得出卖或申请法院拍卖,就其卖得的价金优先于其他债权而受清偿的担保方式。动产抵押制度是为了适应工商业和农业资金融通以及动产用益的需求而创设的。它使得债务人在设定担保之后仍得继续占有、使用、收益已担保的动产,克服了动产质权中出质人一旦设质,即丧失了对质物的使用收益权能的固有缺陷。

台湾地区的动产抵押登记制度是与台湾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的。五六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工商企业迫切需求资金的融通,传统的质权制度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为克服动产担保面临的困境,台湾继受了美国法制,于1963年制定了《动产担保交易法》,对动产抵押制度做了全面的规范,其中的登记制度尤其令人称道。我国的《担保法》虽然也允许就动产设定抵押,但相关条文寥寥无儿,至于对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系统规定,更是立法上的空白。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中动产抵押的登记制度做较为详尽的评析,期望能对我国担保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动产抵押登记之立法主义及缺陷的弥补

台湾地区的动产抵押登记制度采用的是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义,动产抵押权的设定,仅须当事人完成一定的书而形式即可,只不过不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动产担保交易法》第5条明确规定:“动产担保交易,应以书面订立契约。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所以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一方面在于维持交易上之便捷;另一方面亦能使当事人斟酌情事,决定是否申请登记,以保障自己的权益。一般而言,标的物价值重大者,当事人通常会办理登记,藉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第三人也可通过查询登记簿而明了标的物的实际权属状态。反之,如果动产抵押的设定未为登记,为保护交易安全之计,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台湾地区的书而成立一一登记对抗主义,揉合了书而成立丰义与登记对抗主义的长处,兼顾了交易便捷与交易安全。该立法主义与他种立法主义相较,颇称精密,实行以来未见重大弊端,尚难谓非妥善之制度。[1]我们认为,此立法例是动产抵押登记的诸多立法例中最为理想的制度,还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从法哲学角度考察。“个人应当拥有最大限度的选择余地,因为他们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判断者。”[2]“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和废除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指导一个理性人最大限度的追求其正当利益。体现在民法领域,就是私法自治的精神。动产抵押的交易,只要不损及第三人的正当利益和交易安全,法律就不必严格的固守公示制度,而应该尽可能赋予当事人选择的自由。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义在维护交易便捷的同时,也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使当事人斟酌情事而自由决定是否进行登记,这正是私法自治精神的体现。

其次,该立法主义不会妨碍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实现。第三人在与抵押人进行交易时,为避免其自身利益受损。可以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簿,查明标的物的权属状态。如果采用登记成立要件主义,当动产抵押权未经登记时,即使未出现第三人。该抵押权的设定也归无效,这有悖于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而采书而成立——登记对抗主义,在抵押权未为登记时,若没有出现第三人;当抵押人未及时履行债务之际,抵押权人仍可自行主张抵押权:如果出现了第三人,抵押权依然存在,只不过不具有对抗力而已。抵押权人不为登记,致使利益受损,是其自己选择的结果,这样,书而成立——登记对抗主义既蕴含了私法自治的精神;又为抵押权人提供了足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同时又不致使第三人遭受无辜损害;对各方权益的保护可谓周到。[3]

再次,动产抵押若实行登记生效主义,固然可以保障第三人与交易安全,但却失之僵化呆板,不利于动产交易的迅捷与便利,还会加重当事人和登记机关的负担。一旦当事人怠于登记,交易安全之保障无从谈起。此外,该种立法主义已为许多国家采用,符合动产抵押的立法趋势。

反观我国《担保法》,对动产抵押的设定却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担保法》第41、42条规定:以航空器、船舶、车辆、企业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特别法规定的动产抵押权,却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海商法》第13条和《民用航空法》第16条规定,设定船舶抵押权和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的,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动产抵押权登记制度,并未实现立法的统一,而是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并存,特别是在以“运输工具”作为标的的动产抵押权上,实行着两种不同的制度。我们认为,在动产抵押登记制度上吸收台湾地区的立法例,统一采用书而成立——登记对抗主义。其缘由在于: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原则,航空器、船舶的抵押登记在我国均适用对抗主义,真正能依《担保法》通用登记生效主义的动产抵押,惟有车辆、企业设备及其他动产,适用余地十分有限。而且,动产物权的变动理应实行相同的制度,否则,势必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的选择。[3]从台湾地区几十年的司法实践观之,动产抵押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区别于不动产抵押的登记生效主义,符合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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