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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反恐审讯及口供的适用
【英文标题】 Interrogation in Antiterroris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Confession in Trial
【作者】 倪春乐【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酷刑审讯;“定时炸弹”假设;沉默权;证明力;可采性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4)04-002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23
【摘要】

在依法惩治暴力恐怖犯罪案件过程中,审讯的意义重大。鉴于暴力恐怖犯罪的特殊性,各国的立法和实践认可审讯嫌疑人时可采取诸多特别措施,包括一些有损人格、有害健康甚至是达到酷刑标准的手段,但从实践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历史和实践证明,审讯中使用酷刑不仅增加反恐的道德成本,在诉讼上也难以奏效。在应对暴力恐怖犯罪时,应创设特殊的法律机制,适当放宽审讯方法的限制,同时在口供的证明力评判和证据资格审查上设置特殊的证据法规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8599    
  刑事审讯是侦查取证中的重要环节,在反恐诉讼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国家以打击犯罪为宗旨,从取证便利出发,将刑讯作为逼取口供的“合法”方式,导致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在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审判中,审讯所获口供的合法性问题不仅涉及案件事实的证明,更关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为此,立足有关国家的反恐立法和实践,对审讯程序和口供适用问题作一比较考察有助于把握相关制度的总体发展趋势,在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有利于我国反恐程序的立法完善。
  一、反恐审讯的各国实践
  暴力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之一。恐怖主义的暴力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显现出更大的破坏性和危险性。正如美国“9·11”事件、英国的地铁爆炸案等所展现的一样,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具有重大杀伤威力的方式来实施恐怖犯罪。在应对暴力恐怖犯罪过程中,我们会面临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如何有效防止预谋性暴力恐怖犯罪的发生;二是如何依法有效追究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反恐侦查审讯工作。只有从审讯中获取准确的情报信息,反恐部门才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恐怖阴谋成为现实。同时,在其他证据极为有限的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中,也只有通过有效审讯突破,才能在此基础上真正构建起可定罪的证据框架。那么,反恐实践中,各国的审讯实践到底是如何开展的?要达到所谓的“有效”审讯,究竟其审讯手段的界限在哪里?
  刑事审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让审讯对象陷入一种心智上难以应付的困境之中。每一项侦查活动都是一场“智力的较量”,侦查人员试图最大限度地揭露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而对方则尽其所能地予以掩盖或逃避。然而在这场较量中,侦讯一方尽管有着道义和法律上的有利地位,但其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也并非都合乎法治的要求。在反恐审讯中,同样需要平衡两个方面的利益,即一方面要揭露犯罪和预防犯罪,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审讯对象的基本人格尊严和权利。
  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在反恐审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很多现实的操作也受到了道德和法律层面的质疑。
  以色列的反恐部门在对付国内恐怖主义犯罪时除了使用监禁等常规措施外,还经常运用一些广受争议的讯问手段,而其反恐安全部门将之称为“技巧”。[1]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拳打脚踢的方式在审讯过程中也十分常见,久而久之,审讯中的这些方法得到了不断的更新和变化。关于这些审讯方法,以色列官方宣称,一些方法在案件侦查中是必要的,其目的也并非是要引起嫌疑人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官方人员辩解道,这些方法有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为了防止嫌疑人攻击审讯人员;有的是为了提高突破案件的效率,比如给嫌疑人戴上头套以防止审讯对象与现场其他人的眼神交流,从而削弱其心理的抵抗力等等。[2]
  以色列的法院对上述审讯方法基本持赞同的态度,至少一般的法院在审理中都作有利于控方的认定。但也有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合理的侦查不应当包含任何酷刑和有损嫌疑人人格的因素。侦查过程中应当禁止使用任何残酷的和不人道的方式……我们强调的人格尊严也应当包含嫌疑人的人格,这与以色列承担的已经签署的国际法义务是一致的。禁止残酷的、有损人格的对待等禁令是绝对的,没有例外,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3]事实上,裁判机关应当对这些审讯手段做具体的判断。一些方式在反恐审讯中确实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让嫌疑人坐在低矮的椅子上、带上头套、带上手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出于安全考虑的因素,但这些措施必须掌握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至于这里的“限度”具体如何设定,法律和判例都没有给出答案。
  实践中,法律人士和反恐官员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有极大分歧的。反恐官员从有效获取情报信息的角度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是可取的,因为恐怖犯罪可能给社会和民众造成重大危害,而对恐怖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可能会妨碍有效地开展反恐侦查。但反对意见认为,在酷刑等极端的审讯手段之外,可以立足于现代科技和专业化的审讯技巧,而非诉诸暴力,从嫌疑人处获取信息。同时,采用极端的审讯手段时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讯会使很多事实上无辜的人作出虚假供述,而那些真正的恐怖分子即使面临酷刑也不会交代。因而总体上,暴力性的审讯手段会产生错误信息和无辜者被定罪的风险。
  自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共和军”成为英国国内最大的安全隐患开始,英国的反恐侦查部门一直承受着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侦查部门为从恐怖犯罪嫌疑人处获取口供和相关信息,逐步积累起一些非常规的“审讯技巧”。欧洲人权法院在一起判例中对英国采取的五种审讯技巧作了概括。[4]在反恐侦查中,这五种审讯技巧已成为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的训练课程。而针对这些审讯方法,英国学界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以Parker勋爵为代表的多数意见认为,这些方法确实“不当”,但并未达到“残酷”的程度,因而没有必要基于道德原因排除这些方法的使用。而以Gardiner为代表的少数意见则认为,即使在“紧急的恐怖主义情形下”,这些审讯方法也没有道德上的正当性。[5]尽管没有立法和道德上的支持,但由于这五种审讯技巧在反恐案件侦查中的实用性,这些审讯方法并未因争论而停止。除了这些审讯方法的实用性考量外,由于《欧洲人权公约》在“酷刑”具体判断上缺乏可行的标准,各方对具体方法的认识分歧巨大。尽管《1950年人权保护欧洲公约》以及《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定了人权保障的底线标准,但对“非人道对待”和“酷刑”的界分仍然存在较强的主观性。最终在Republic of Ireland v.United Kingdom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仅仅是令英国政府对实施侵权行为的个人提起国内的刑事或纪律惩戒程序。[6]
  70年代之后,英国立法层面对嫌疑人人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了较大的提升。诸如嫌疑人的律师会见权、讯问的同步录像、司法官对审讯过程的实时监督等程序都被立法所确认。但讯问仍然是反恐侦查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可以说,审讯成为侦查人员的一种喜好和寄托,他们渴望利用恐怖嫌疑分子对羁押和监禁场所特有的恐惧感而获取信息,以致于文本层面的程序性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发挥约束和制衡侦控机关的功能。[7]
  威廉H·伦奎斯特曾言:“任何文明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自由与秩序之间达致适当的平衡。而理性与历史都告诉我们,在战时,这个天平应当更偏向于秩序,应当为政府确保国家的安宁创造条件。”[8]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美国刑事司法在“9·11”之后的总体走向,也预示了美国反恐中对恐怖主义犯罪嫌疑分子审讯方式的转变。“9·11”之后,美国国内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反恐侦讯部门使用酷刑从暴力恐怖犯罪嫌疑人那里获取恐怖阴谋的信息。恐怖袭击的残酷性、暴力恐怖犯罪侦查的艰巨性以及预防恐怖袭击发生的紧迫性都给反恐侦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长期以来,美国的刑事审讯习惯采用心理导向的方式,其核心是让嫌疑人相信如实供述是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与此相配合,司法部门也适当在量刑等方面做出让步以形成供述的利益刺激机制。有研究表明,在美国有超过80%的普通刑事案件都是采用这些办法让嫌疑人放弃米兰达权利而作出供述的。然而面对恐怖分子,美国长期使用的激励式审讯策略完全失效,因为在他们眼中没有任何对价可以换取恐怖袭击的情报和信息。[9]因而近来在理论上,有学者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应当承认酷刑的合道德性,并允许运用特殊审讯方式获取情报以防止恐怖袭击对无辜民众的严重伤害。[10]
  反观现实,美国的反恐部门也确实发展出一套有别于以往的审讯方式。根据美国的羁押人员审讯备忘录,反恐审讯中的非常规方法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有26种,其适用一般须经批准;第二类共8种,须有充分理由相信被羁押人掌握有关键情报时经批准方可适用。[11]这些审讯方法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实际上很多已经在酷刑和残酷、非人道、有损人格的方式范畴之内。[12]
  尽管很多国家的国内立法和相关的国际人权法都明令禁止使用酷刑或其他残酷的、非人道的和有损人格的方式对待被羁押人,而且从道德层面也不难找到论证禁止酷刑的理由。但在反恐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这些特殊的审讯方法作为获取口供和情报的手段,各国学界也在不断地为此寻求理论上的支持。因而,从反恐需要出发,“能否在适当的情形下适用‘酷刑'作为审讯方式”成为了安全利益和权利价值博弈的重要议题。
  针对上述国家的反恐审讯实践,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各国都将暴力恐怖犯罪视为与普通刑事犯罪相区别的特殊犯罪,基于此类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侦查的困难性以及及时制止恐怖袭击的急迫性,各国的司法实践采用非法、不人道的手段甚至酷刑来实施审讯以期获取恐怖嫌疑分子口供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这种实践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民众的认同,立法和司法中基于反恐功利目的的考量也默许这些现象的存在。
  二、“定时炸弹”假设及其理论困境
  “定时炸弹”假设是支持反恐审讯使用酷刑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它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酷刑在特定情形下的必要性。Bagaric和Clarke教授对定时炸弹假设有过经典的表述:某恐怖组织声称在一架飞行中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炸弹即将在半小时内爆炸,而警方对炸弹安置的位置毫无线索。恐怖分子已被逮捕,但拒绝交待。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允许警方采用包括酷刑在内的特殊方法从恐怖分子口中获取信息以拯救乘客性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这时的酷刑具有了正当性的基础。因为对一个有罪的人实施酷刑能如果能挽救一百个无辜人的生命,那么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看,酷刑在道义上也是站得住脚的。[13]
  如果仅有实体利益的比较还不足以支持这种情形下酷刑的正当化,哈佛大学的德肖威茨教授设计的定时炸弹情形下“酷刑审讯”的程序规则似乎让人更觉得有些许“程序正义”的意味。他认为:第一,作为一个前置程序,同时也出于保护嫌疑人的利益,应允许以罪行豁免换取嫌疑人自行供述;第二,酷刑实施前须向专门法官申请“酷刑令状”,法官应审查实施酷刑审讯的必要性和获取情报的可能性;第三,酷刑必须是非致命性的。[14]然而,德肖威茨的观点一出学界便引起一片哗然,这不仅在于他的酷刑审讯程序理论本身,更在于他作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和人权专家的身份。这一现象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暴力恐怖犯罪对学者学术理念的深刻影响。
  尽管从表面看,德肖威茨的“酷刑审讯程序”理论似乎具有一定的程序秉性,但如果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首当其冲,这一命题要解决的是所谓“酷刑令状”的可行性问题。依照德肖威茨的观点,申请酷刑令状是为了用司法权来控制酷刑审讯并用以审查酷刑的实施,但就假设的恐怖犯罪时的“定时炸弹”情形,该令状的申请和审查程序必然会妨碍反恐审讯的及时性。那么现实的情况可能是,这种司法审查将沦为摆设;其次,一旦国家在法律层面公开认可和允许采用酷刑审讯,则其可能造成的对诉讼人权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诚然,德肖威茨是以恐怖袭击中的“定时炸弹”情形为论说前提的,但鉴于酷刑审讯的“高效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效,这样的审讯手段必然在其他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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