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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值班律师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英文标题】 The Value and Perfection of Duty Lawyer System
【作者】 程衍
【作者单位】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分类】 律师
【中文关键词】 值班律师;法律援助;刑事辩护;人权保障
【英文关键词】 duty lawyer; legal aid; criminal defense; human right protection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116
【摘要】

刑事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使得我国法律援助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尖锐,而这也是刑事辩护率一直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值班律师制度的广泛建立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其以减损个案法律援助质量为代价,换取法律援助数量的增长。我国值班律师制度还不够成熟,存在以下问题:值班律师的诉讼身份没有得到明确,严重影响了其诉讼权利的行使;缺乏长效运行机制,值班质量难以保障。因而应当明确值班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以聘请全职值班律师或者与律所签订长期值班合同为手段,建立长效的值班机制。就未来发展而言,需要警惕值班律师制度的滥用,防止损害被援助者的诉讼权益。在将来的制度设计中,应当明确值班律师制度和传统法律援助形式的适用案件范围,保证二者相辅相成。

【英文摘要】

More and more criminal cases happen these years, which makes the shortage of legal aid resources even severer and i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the defending rate stays low in China. The creation of duty lawyer system will exert it influence on improving defending rate, however, the quality of corresponding defense will be hampered. As for now, the duty lawyer system is not perfect enough which has flaws as follow: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judicial role of duty lawyer;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system. The efficacious solution will be that, firstly to offer the duty lawyer the defender title. Secondly, to hire full time duty lawyer instead of the part - tim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 duty lawyer system will not be abused, because if happened, it would do harm to the legal right of the suspect. As a solution, the reformers need to figure out the scope that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apply to.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409    
  
  

2014年,党中央做出了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的决定,司法制度的各项改革措施呼之欲出,其中包括将值班律师制度面向全国推广。201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一时间值班律师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建立,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已在2000多个看守所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1]事实上,在我国值班律师并不是一个新兴的制度,早在2006年9月联合国开发技术署和我国商务部、司法部共同确定的我国首个“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参与试点项目”,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实行,经过近一年半的运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在那之后,相关制度的建设呈现了偃旗息鼓的态势。如今,值班律师制度再次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则是为了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被追诉人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新一轮司法改革对于律师辩护权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经历了多次完善之后,依然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过低的刑事辩护率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值班律师制度被改革者寄予厚望,然而对值班律师制度的具体构建模式却并没有明确说明。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各试点地区制度建设的不统一,也同时造成了制度设计上的很多不足。

一、新一轮司法制度改革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冲击

(一)刑事辩护率不容乐观

法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背景,法律专业人士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地发挥职业专长是以多年的法学教育和深厚实践经验为基础的。而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以及通常人身自由被限制,所以很难独立有效地参与诉讼。因此律师帮助权的实现对于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及正当法律程序的维护都有着非凡的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相关权利的行使状况却不容乐观。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刑事辩护率处在一个非常低的范围内,一般认为只有25%~30%。[3]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提高刑事辩护率,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法律援助方面大做文章,而这也足以看出立法者在完善刑事辩护方面的决心。[4]但是立法上的变革并不会必然导致司法状况的改观,事实上依据学者们的实证调研结果,我国的刑事辩护率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修改而得到显著的提升。[5]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仍然不足30%,有些省市甚至只有12%。[6]就目前而言,以提高刑事辩护率为目标的司法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如此境况的持续也必将拖累我国司法改革的进度。

(二)现阶段的司法改革对律师帮助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业化和精密化早已成为了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主题,复杂的程序、缤纷的各项权利,使得专业知识缺乏的被追诉人对于辩护律师的需求变的更加迫切。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我国的司法改革掀起了新的高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改革内容需要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然而司法实践中极低的刑事辩护率也注定成为了影响改革进程的障碍。

第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最主要目标。“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庭审成为发现案件事实的唯一场所,法官应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激烈交锋中发现案件事实的真相。然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诉讼一方是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其背后有国家财力物力的支持,另一方则是通常情况下没有法律知识的被告人。如此悬殊的诉讼能力阻碍了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面对滔滔不绝的公诉方和缄默不语的被告人,法官不可能在法庭上通过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来明晰案件的事实,而这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阅卷判案。律师帮助权的保障是提高辩方诉讼能力的最有效途径,进而在实现了平等对抗之后完成“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我国惨淡的刑事辩护状况一直没能得到改善,不到三分之一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正义和“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都相去甚远。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第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和国家在刑事速裁程序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简化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相关改革的最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程序的繁简分流,达到节约诉讼资源的效果。依据改革者的设想,对于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就应当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并且同时省略掉大部分的审判程序。事实上被追诉人是以放弃庭审中的相关诉讼权利为代价,换取了减轻刑罚的优惠。[7]此种诉讼制度确实能够节省大量的诉讼资源,但是也同样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一旦被追诉人选择认罪那么就相当于放弃了辩护权和法律赋予的其他程序性保护。那么如何保证认罪的自愿性就成为了决定相关制度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而为被追诉人提供辩护律师则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首先,律师的存在能够有效地防止诱供和刑讯等不正当手段的使用。其次,律师凭借其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诉讼经验,能够为被追诉人做出正确的指引,保证其认罪的明智性。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偏低的刑事辩护率却阻碍了这一保障手段的价值发挥。

(三)法律援助体系结构单一,限制了其诉讼功能的发挥

过低的刑事辩护率成为了司法改革的软肋,而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运行不畅。可以说我国法律援助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法律援助范围过窄、法律援助经费不足、法律援助经费分配不合理等。[8]除此之外,我国法律援助模式的单一化也使其很难适应日益发展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实践。面对司法改革的迫切需要,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和改革势在必行。

二、值班律师制度的运行模式与诉讼价值

(一)值班律师制度的运行模式

目前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运行模式是由各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承担值班任务的律师到法庭、看守所等机关,为需要帮助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例如杭州市制定的《杭州市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律师值班制度》规定:“根据文件要求,本市法律援助机构已在各区、县(市)人民法院、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并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1.值班律师的任务和身份。值班律师在值班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以问答的形式为出现于值班场所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其解决诉讼中的疑难问题。而除了法律咨询以外,值班律师是否还应当提供其他形式的法律帮助,这在各试点地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值班律师并不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完整的法律辩护,在各试点地区被派驻到法院的值班律师并不会出席法庭审判。那么值班律师是以何种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其是否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这个问题在各地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在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是指导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按照规定申请法律援助,这表明其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而与之矛盾的是,值班律师通常具有代理申诉、控告的权利,但是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那么值班律师如果没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就无权代为申诉或控告。当然值班律师也不属于利害关系人的范畴,因为在这里利害关系人主要是指与上述条款中被处理财产有关的人员。因此值班律师的诉讼身份需要有关部门予以明确,而后文会做详细论述。

2.值班律师的选任。关于各地值班律师的选任,一般都是由地方法律援助机构挑选经验丰富且工作能力较强的执业律师,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人员名单,而每次值班任务的委派都会从中选择律师。例如,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过认真遴选,组织了一支由48位执业律师组成的值班律师队伍,专门负责当地各看守所的值班任务。[9]

3.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偿。律师值班并不是无偿的提供社会服务,各试点市县都会从地方财政中拨出专门的款项,用于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偿。但是这种补偿的数额是非常有限的,例如在厦门,其市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值班律师每人每次50元的补贴,远低于该市2014年社会平均工资标准。[10]2015年12月,杭州市印发了《杭州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法律援助咨询补贴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00元提高到每人每天260元。相比之下,杭州市对于值班律师的经济补贴更加慷慨,但是与当地私人律师的平均收费标准相比,这一补贴数额就显得过于微薄了。[11]

(二)值班律师制度的内在价值取向

在传统的法律援助形式下,各援助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全程为贫困者提供法律辩护。可以说只要案件没有终结,律师的法律援助职责就不会停止。值班律师则不然,其仅在特定的看守所或法院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咨询过后,值班律师对于相关案件的法律援助任务即告终结。因此传统法律援助形式下的援助律师需要在每桩案件中倾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而个案的法律援助效果也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相比较而言,值班律师仅以问答的方式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其诉讼效果必然不及全案的辩护代理。事实上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并不是值班律师制度的价值追求。相反,其以降低个案法律援助标准为代价,实现了增加法律援助服务数量的目标。比如一上午的时间,值班律师基本都能够为数起案件提供法律咨询。而在传统法律援助模式下,援助律师通常会被“困”在一桩案件中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此在质量和数量的价值选择中,值班律师制度更偏重后者。

(三)值班律师制度的外在价值

1.实现法律援助体系多元化发展,保障诉讼资源的有效利用。诉讼资源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发挥。在各级政府有限的经济投入下,法律援助的范围很难得到实质性扩大。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率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就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数来说,1995年为1690407件,而在2013年则达到了6598247件。法院刑事案件一审收案数也同样经历了飞速的上涨,从1995年的495741件上涨到2015年的1126748件,增幅约为127%。[12]案件数量的飞涨意味着法律援助成本的增加。就算保持原有的法律援助比例,政府也需要每年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当然,敦促政府扩大财政投入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是这属于人大代表的职责,并且也并不容易实现。[13]因此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现有的法律援助资源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资源的合理利用意味着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对于法律援助事业来讲,不同案件有着各异的复杂程度,面临着严厉不等的刑罚。案情复杂、刑罚严厉的案件,当然需要法律援助者倾注更多的精力,如此才能获得良好的辩护效果。而对于那些简单、轻缓的案件,辩护任务则会相对轻松。因此法律援助的提供应当做到有所侧重,在保证援助效果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对于简单、轻缓案件的资源投入,而节省下的资源则能够用来援助更多的贫苦者。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等为突出诱因,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凸显出犯罪轻型化倾向。”[14]“1995年,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包括死缓)的重刑犯占63.19%,到2013年这一比例就只有约11%。相比之下,量刑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所占的比例到2013年已超过80%。”[15]如此,合理利用资源的法律援助模式就有了更多发挥价值的空间。

面对飞速增长的案件数量和逐步轻缓化的刑事案件结构,我国单一模式的法律援助体系很难发挥更多的价值,其突出表现是没有重点,不能实现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资源的有限性极大地限制了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单一的法律援助模式决定了所有案件不论简单或是复杂,只能由法律援助机关为其指派援助律师。而如此无差别的法律援助形式很难实现诉讼资源的有效利用,太多的精力被“困在”简单、轻微的案件中。因此,构建能够实现繁简分流的多元化法律援助体系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值班律师制度正迎合了这一改革的需求,其与传统法律援助形式相辅相成,共同实现法律援助资源的优化配置。正如前文所述,值班律师制度仅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阶段性的法律咨询,与传统的法律援助形式相比并不会牵涉太多的精力。因此将其作为简单、轻缓案件的法律援助形式,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则能够节省诉讼资源实现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而对于复杂、严重的案件,自有传统法律援助形式来保障相应的辩护质量。

2.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虽然不是直接为被追诉人提供辩护律师,但是从诉讼功能上讲值班律师可以在法院、看守所为被追诉人提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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