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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转变与法人犯罪立法的未来改革
【英文标题】 The Essential Change of Legal Person’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uture Reform of the Legislation of Corporate Crime
【作者】 李鄂贤【作者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讲师}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法人犯罪;刑事责任;风险社会;合规计划;立法原则
【英文关键词】 corporate crime; criminal liability; risk society; compliance plan; legislation reform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57
【摘要】

在风险社会中,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应该是风险责任。与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全球化、制度化与不可知的特点相呼应,国外的法人刑事责任立法具有客观化、形式化与推定化的特征,以解决如何将不可测量的风险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进而有效预防法人犯罪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现有相关立法却日益呈现出无法有效预防法人犯罪的滞后局面。当前,基于风险责任的立场,我国法人犯罪立法的未来改革应遵循的是无限化原则、客观化与推定化原则、独立化原则以及多元化与弹性化原则。通过分离个人责任与法人责任,使法人成为预防的对象,促使法人自身形成风险的预防能力与意愿。

【英文摘要】

In the risk societies, the essence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is the burden of risk. The risk in these societies is globalized, systematized and unpredictable. In respon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aw of some foreign countries on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reflects objectification, formalization and presumption, to deal with the unpredictable risk in criminal field. In fact, though China has already been in a risk society, sinc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is no relevant law to prevent corporate crimes effectively. Legislation, therefor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Infinity, objectification and presumption, Independence, diversification and elasticity. That separ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and treat corporations as a crime prevention target, can develop corporation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of preventing risk.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433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刑法就规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尽管如此,法人犯罪现象仍频频发生,如2004年的安徽阜阳婴儿奶粉事件、2014年的江苏昆山粉尘爆炸事故、2017年的天津“12·1”火灾险情等。这些重大法人犯罪案件清楚地表明,随着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现有的法人犯罪立法已开始陷入规制不足的困境。当前,如何提高法人处罚的有效性是立法改革亟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风险社会对法人犯罪立法的挑战

(一)风险社会与刑法的风险分配职能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者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用以描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来讲,风险社会是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工业社会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确定性在风险社会中日益呈现出了不可控特征。同时,与工业社会以分配财富为主要关注不同,风险社会的核心议题与运作逻辑是风险分配。在风险社会中,如果不能在各阶层公平地分配风险及其所产生的不利后果,都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具体而言,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主要具有三个特征:其一,风险具备了制度化的特殊属性,即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通常起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一般是由政治阶层、经济组织或者专家团体等理性考量之后所做出,并非仅由多数个体任意、草率为之。与此同时,在风险的生产过程中,科学、政治和法律等因素也共同催生了每个演变的环节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其二,风险具备了不可知的一般属性,即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在必然转化为具体的实害结果之前,其只存在于抽象的理论概念之中而不被深刻感知。其三,风险社会之下的新类型风险日益呈现出“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交织交融之趋势。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风险在时空压缩之下已经演变成为了“全球本土”的。例如,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不仅威胁到了日本国内,而且威胁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总而言之,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仍根植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风险。不可否认的是,法人依然是工业化的主要参与主体,同时也是重大事故风险的始作俑者。因此,刑法有必要将法人列为重要的预防与制裁对象。然而,在现代社会,法人作为认知能力与社会资源的强势群体,其在获取社会利益的同时,也总是“竭尽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1]以此将风险转移出去,即形成了类似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2]这无疑对各国的法人刑事责任立法形成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对身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更加明显。

(二)风险社会与法人犯罪立法的难题

20世纪80年代末,立法机关迫于现实需要,在参考英美国家刑事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修改《海关法》接纳了法人犯罪与法人刑事责任的概念,并随后将之纳入刑法。[3]一直以来,立法与司法对法人犯罪都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限制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即“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追究法人刑事责任;在实践中,追究法人刑事责任通常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体责任为前提,根据是否在履行职责和是否为法人谋利,将个人责任转嫁至法人(转嫁罚)。这些都明显体现出了社会现实需要与传统刑法原则相妥协的特征。

然而,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当前立法不得不面对如下挑战:一是风险的制度化特征使得法人总能转嫁刑罚的制裁。对于法人可能引发的危险,由于刑法的首要处罚对象还是个人,也就使得法人转移风险能力、几率显著增强,即在不改变整体结构的情况下能将犯罪成本最小化,如有学者指出:“法人的规模越大,决策程序越复杂,业务活动越分散,责任的分担者就越多。这使得在发生重大危害结果之后,在为数众多的法人雇员中确定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者异常困难。也即,法人规模越大,越有可能逃脱责任。”[4]二是风险的不可知性及其产生过程合法性使得刑法难以有效介入。从当前的主流观点来看,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而法益则应该是具体的,即只有当涉及个体利益,法益的概念才具有内容。[5]换言之,刑法所禁止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是具体而现实的。倘若在风险成为现实之后再进行处罚,显然并不可取。三是风险的全球化特性使得法人所从事的风险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同特征。例如,因制动系统与轮胎存在缺陷而在中国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汽车,其零部件可能是在泰国、印尼、越南生产,然后在印度组装后再进口到中国。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司法机关需要全面收集证据,积极地证明法人责任,而这无论是从专业知识还是执法成本的角度而言无疑都是困难的。

针对上述情况,尽管近十余年来,我国立法机关曾尝试通过增设、修改具体法人犯罪的规定与提高处罚的力度来回应风险社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系列的重大法人犯罪案件表明,如果不对法人刑事责任立法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改革,那么利用刑罚有效预防法人犯罪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当前,有关反思与改革的起点应是对法人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因为,这一认识构成了法人刑事责任、范围、原则以及实现方式等立法与技术性问题的基础。值得思考的是,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上所述,中国是在参考英美国家刑事立法的基础上接纳了刑事责任的概念,因此对于法人刑事责任是什么这一问题,应该从分析国外尤其是英美国家的立法发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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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转变对立法的影响

(一)法人刑事责任从个人向风险的本质转变

1.工业革命与法人严格责任的出现。在18世纪之前,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都未规定法人刑事责任。“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 non potest)是古老的罗马法格言,刑法学大师李斯特也坚决认为:“法人(moralische Person),如公司、大学或者学院等绝不可能成为犯罪的主体。只有不同种类的公司里的具体的个人才可能是犯罪人,甚至,当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想犯罪并且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仍然是个人犯罪。”[6]因此,18世纪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明确在刑法规范甚至宪法规范中否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7]英美国家的判例也基于法人没有可以谴责的灵魂、不可能有罪恶的目的、不能根据法庭规则进行宣誓作证等理由,对法人刑事责任持否定态度。[8]

法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直接推动力,法人不但在数量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促进了铁路、公路、城镇等基础建设,更是带来了农耕社会所没有的环境污染、土地破坏等工业问题。法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进入了刑法的视野。在18世纪末,英国法官因受到大量法人违法行为的困扰而苦恼不堪,因此在判例中指出:鉴于法人已经通过各种方法进入了大部分市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私生活,应该通过判例确认法人应该承担包括不违反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社会责任。[9]英国1838年的Regina v. Tyler案更是直接表明了采纳刑事责任是规制法人行为最有效途径的立场。[10]随着这一立场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在将我们带入电气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法人终于成为了刑法处罚的对象。英国1842年的Queen v. Birminghan & Glouchester Ry.案首次判决认为,可以对违反法定义务的法人予以刑事处罚;1846年的Queen v. Great N. OF Eng. Ry.也引用侵权法中的代理责任以被告法人没有履行法定义务为由对之进行了刑事制裁。[11]显而易见,法人刑事责任是权力机关为抵制工业革命的负面效果而采纳的控制工具,是工业化负面效应的直接体现。

然而一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的20世纪初,英美国家都否认法人可以实施以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罪过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即原则上将法人刑事责任限定在违反法定义务罪、刑事违法行为以及刑事滋扰罪等严格责任犯罪的范围内。[12]原因在于,严格责任犯罪不以故意或者过失以及身体活动为构成要件,据之处罚法人与传统刑法理论并无根本性矛盾。在同时期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刑法也尚无规定法人犯罪者。虽然日本在20世纪初期规定了法人处罚,例如日本1900年颁布的《关于法人租税与烟草专卖相关犯罪行为法》第1条规定,如果法人的代表人或者其他雇员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因为实施违法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法律条文中的罚则规定同样适用于法人。然而由于当时的判例对于法人处罚采取的是“无过失责任”,即在对法人适用罚则之际不要求故意、过失的存在,[13]从法人的角度而言,这无疑也是严格责任。严格责任意味着法人处罚的基础是“客观违法”而非“主观罪责”,所以只能说可以根据刑法处罚法人,而非追究法人“刑事责任”。

2.从严格责任向个人责任的转变。随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电气时代,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新兴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法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得到了扩展,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贿赂、医药事故等违法行为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扩大法人处罚范围的问题再度被提上了日程。[14]因此,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前,美国与英国已经先后通过判例采纳了“将法人成员违反义务的行为视为法人行为”的代理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与“将可以等同为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视为法人行为”的等同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将法人刑事责任的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所有以故意与过失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包括过失致死罪等传统的自然犯。[15]

关于代理责任、等同原则,虽然在“谁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法人行为”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是它们在“将个体行为视为法人行为”这一点上是持相同立场的,而且都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前提,即都是沿着“法益侵害出现——认定个人刑事责任——确定个人与法人之间的联系——处罚法人”的逻辑判断法人责任。在这一逻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认定个人刑事责任,如果个人责任不成立,法人处罚就成了镜花水月。显然,这些原则在实质上都是以个人责任为前提的转嫁责任,即以法人成员的身份为媒介,将个人刑事责任转嫁至法人,并对之予以刑事处罚。因此,在转嫁责任中,法人的故意与过失是个人的故意与过失,刑事责任的认定原则还是传统的个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原则。就此而言,代理责任与等同原则下的法人刑事责任其实和日本1957年判例确立的以个人刑事责任为理由启动法人处罚的法人监督、管理过失是相同的。

一言以蔽之,在20世纪中期之前,虽然英美国家已经开始追究法人刑事责任,但是从这一时期的立法来看,个人责任无疑构成了法人刑事责任的核心,即这一时期的法人刑事责任本质上仍然是个人责任。质言之,虽然立法机关迫于实践需要接受了法人刑事责任,但是仍然未能摆脱传统责任主义的基本立场之束缚。

3.风险社会与法人风险责任的形成。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在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风险社会,如何合理分配风险便成为了社会正义的核心要素之一。因为“‘社会正义’思想包含了这样一种现实,即努力把社会分配的所有形式与正义的原则协调一致”,[16]而“人类社会的分配过程,实际上是对两种不同性质事物的配置:一种是发展成果的分配,如财富分配;另一种是发展成本的分配,如风险分配”。[17]“工业社会的概念假定了‘财富逻辑’的主宰地位,并且断言了风险分配同它的相容性,而风险社会的概念则断言了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相容性以及二者的‘逻辑’冲突。”[18]如上所述,虽然法人是创造风险的主要主体之一,但是以个人责任为核心的法人刑事责任立法却无法实现强制法人公平承担风险的目的。因此,无论是从有效预防社会风险还是从实现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以法人本身为对象的立法都成为了必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集合原则等应运而生。

在美国1974年的United States v. T. I. M. E.-D. C.案中,被告公司的雇员A知晓公司关于评估货车驾驶员健康状况的内部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对此毫不知情的雇员B根据该程序对患病的驾驶员C给出了错误的健康评估,并指派该驾驶员进行州际商业运输。因为A有明知而无行为,B有行为而无明知,根据代理责任二人都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被告公司就“故意指派不合格驾驶员”的指控坚持无罪辩解。然而,联邦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即使没有具体的公司成员或者代理人实施了犯罪,也可以追究公司的刑事责任。如果多个公司成员分散的意识与行为可以集合于公司一身,则集合后的意识可视为由公司掌控,行为由公司行使,可以据此追究公司的刑事责任。”[19]法官提出的这一思想在理论上被称为“集合责任”原则。虽然这一原则在英国受到了“一个无辜的行为加上一个无辜的意识不可能构成犯罪”的批判,并且也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20]但是这一原则提出了与代理责任及等同原则不同的思路:从法人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与业务活动的分散化出发,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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