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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怎样看待法律与自由的相互关系
【作者】 李步云【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1年【期号】 6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862    
  现在社会上有少数主张“绝对自由"的人,想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寻找理论根据。此如,有人引证伏尔泰的“我坚持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却誓死捍卫你说这句话的权利”,用以论证绝对自由的观点。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句话并不能说明自由可以不受法律的任何约束。大家知道,“自由只服从法律”这句名言,正是伏尔泰说的。因此,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究竟怎样看待法律与自由的相互关系,而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实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众所周知,自由、民主、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人类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不能出卖的“无价之宝”。[1]封建专制主义之所以需要摧毁,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它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
  但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要怎样就怎样,而是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洛克说:“自由并非象罗伯特.菲尔麦爵士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各人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那种自由。”[2]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3]
  为什么自由必须受法律的一定约束与限制呢?启蒙思想家讲了许多道理。主要有以下四点。
  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由要受法律约束的第一条理由是:这是由国家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如果人们可以不按法律的规定办事,社会就要出现无政府状态,国家就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甚至国家就有可能解体。卢梭说:“政治体的本质在于服从与自由二者的一致”。[4]这里所说的政治体,是指国家或政府而言。卢梭的意思是说,国家或政府要行使自己的职能,就必须要求人们有一定的服从;如果人们可以不按照国家所制定的法律统一行动,时时处处都自行其事,那么“国家就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关于这一点,洛克也指出:“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否则他和其他人为结合成一个社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而如果他仍然像以前在自然状态中那样地自由和除了受以前在自然状态中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约束,这契约就不成其为契约了。……如果他除了自己认为适当的和实际上曾表示同意的法合之外,不受这个社会的任何法令的约束,那还算什么承担新的义务呢?”洛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就会“此最弱小的生物还短命,使它在出生的这一天就天亡。”[5]洛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建立国家以前的自然状态中,人的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国家是根据大家同意承担一定义务所制定的契约而建立起来的;有国家就要有法律来统一大家的行动;有国家有法律就要有一定的服从,否则国家也就存在不下去。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起源于契约的学说,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并不是科学的。然而,洛克在这里指出,有国家有法律就要有一定的服从;要享受一定的权利,就要尽一定的义务,就不能搞绝对自由,是有一定道理的。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由应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的第二条理由是: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财产与人身安全;法律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公意的体现。因此,按照法律办事,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在这个意义上说,服从法律就是自由。卢梭说:“何以人们既然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6]“唯有服从人们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7]既然法律体现着全体人民的公意,所以对那些不按法律办事的人,就要强迫他们服从法律,也就是强迫他们自由。卢梭说:“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含有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一切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拒不服从公意的人,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就恰好是说,人们要迫使地自由。”[8]当然,卢梭说法律体现着全体人民的公意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既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就只能是统治阶级“自己意志的记录”。不过,卢梭从这个角度来阐明法律与自由的一致性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律的确是“自己意志的记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卢梭说,对凡是不服从法律的人就要强迫地服从法律,这也就是强迫他自由,这话是很辩证的。我们知道,恩格斯在评论卢梭的平等观的时候,曾经对他的辩证法思想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样,在法律与自由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卢梭也表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
  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由应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的第三条理由是:自由同安全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人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自由也就没有保障。因此,只有人人遵守法律,才能保障安全,从而保障自由。卢梭说:“法律的效力和护法者的权威消失了的地方,任何人都得不到安全和自由。”、[9]孟德斯鸠说:“政治的自由是要有安全”,“当的无辜得不到保证,自由也就没有保证。”[10]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当其他任何人的一时高兴可以支配一个人的时候,谁能自由呢?”[11]比如,允许有随便伤害别人的自由,被伤害的人就不自由;允许有偷盗的自由、被偷盗的人就不自由;允许有强奸妇女的自由,妇女就不自由。对此,卢梭指出:“在热内亚的监狱的大门上和罪犯的船上的锁链上,都可以看到Libertas(自由)这个字。这样的题辞,真是又好又恰当。事实上,唯有各国为非作歹的人才会妨碍公民所得自由。一个国家若把所有这样的人都送去在罪犯船上罚做划船工的话,人们便会享有最完全的自由了。”[12]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也作了很好的具体分析和阐明。他指出:“在平民政治的国家,控告常常是公开的,并准许每个人控告他所愿意控告的人。因此便有必要制定适当的法律去保卫无辜的公民。”他举例说:“在雅典,如果控告者不能获得发票数五分之一,便要处罚金一千得拉姆。伊斯奇因斯控告克芝西芬,就被这样判处罚金。在罗马,对不公正的控告者,则标明他的丑行,在他的额上印上字母K。”[13]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对诬告者加以惩罚,公民的安全与自由就没有保障。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法律惩罚犯罪,保卫社会安全,要作具体的价级分析。不仅政治犯罪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一般的刑事犯罪,既有社会性的一面,也有阶级性的一面。启蒙思想家不作这种具体分析是不科学的。但是,他们关于法律通过惩罚罪犯、保卫社会安全,从而保卫公民的政治自由,而不是妨碍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观点、包含有合理的、科学的因素在内。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由应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的第四条理由是:在一种意义上说,自由是目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自由又是手段。从对于人们的经济福利而言,自由是争取与增进人们的福利的一种工具。人们运用自己的政治自由去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没有法律作指导是不行的。洛克指出:“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14]这也就是说,人们有追求自己正当利益的自由,这种自由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们没有追求自己的不正当利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受法律所反对和禁止的。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它明确而具体地规定:那样做是正确的,那样做是错误的;那样做是合法的,那样做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作出这样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人们就不能很好地享有追求正当利益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们就没有自由。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同性质的法律,它所反映客观规律的深度与广度完全不同)。因此,法律是限制人们盲目自由行动的力量,又是指导人们按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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