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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浙江社会科学》
理据: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法学概念
【作者】 封利强【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证据;理据;证据推理;经验法则;概化命题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8
【页码】 64
【摘要】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将证据视为唯一的证明手段,这种“唯证据论”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理据的忽视。从逻辑的角度看,在证据推理中作为小前提的证据与作为大前提的理据同属于证明手段。理据是在司法证明过程中作为推论依据的知识,具有场域性、隐含性、抽象性、论证性、可废止性等属性,包括经验法则与科学法则两类。我们对理据的资格可以从相关性、普遍接受性、可检验性以及合法性等方面加以审查;对理据的强度可以从置信度、支持度、匹配度等角度予以评估。图尔敏模型有助于对理据的精细化分析。未来对专门知识的审查将由专家辅助逐步走向人工智能辅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099    
  
  证据、证明与事实是证据法学研究的三大主题。其中,证明理论的薄弱始终是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短板”。司法证明的核心是证据推理。只有深入把握证据推理的内在规律,才能引导裁判者走出认知误区,确保裁判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1]这也是美国证据法学家威格莫尔把司法证明看作是一个逻辑过程(logical process)的原因所在。[2]从逻辑结构上看,证据推理是以相关知识为大前提,以证据为小前提,进而获得推论的过程。因此,相关知识可靠与否事关司法证明的成败。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尽管司法人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运用相关知识,却很少探究其所依据的相关知识的可靠性;从制度层面来看,现有证据制度对司法证明所依据的相关知识尚缺乏明确的界定和规范。这一局面是由我国传统证据理论研究的不足造成的。
  一、“唯证据论”之批判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认为:“证明过程是由收集、保全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两个基本阶段组成的。”[3]据此,整个司法证明活动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对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以及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虽然近年来我国证据法学研究日趋深入,但学界对证明过程的这一界定并未发生根本改变。[4]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认为,“证明的手段是证据。”[5]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将证明手段等同于“证据”。例如,有学者指出,“证据,乃为证明要证事实,使臻明了之原因,亦称证明之手段,即依据已知之资料,以推理其事实之存在或不存在是。”[6]笔者将这种以证据为唯一证明手段的司法证明理论命名为“唯证据论”。它对我国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唯证据论”的现实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唯证据论”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缺乏必要的取证能力,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神明裁判。近现代以来,法庭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司法证明的方法。正如学者所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要解决有争议的案件事实必须依赖于某些能够给予我们启发的不可替代的‘痕迹’——在人们头脑中、纸张上遗留的痕迹以及在有形物品上遗留的独特痕迹。”[7]在这一背景下,证据裁判原则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证据法原则。该原则要求,“在诉讼中,认定事实的根据,除法律另有明文规定外,只能是证据。”[8]由此,证据作为证明的唯一手段得以确立。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从证据到事实的推理过程仅靠证据是无法实现的。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早在1893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斯坦(Friedrich Stein)就提出,在审判当中的三段论演绎推理中包含一个大前提即“经验法则”。[9]据德国学者普维庭介绍,法国、荷兰、瑞士、瑞典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不太使用“经验法则”一词,但他们用“事实推定”一词来表达类似的功能。他认为,法庭对经验法则的承认与否最终是由该经验法则内部所包含的盖然性所决定的,进而依盖然性高低将经验法则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生活规律(亦即自然、思维和检验法则)、经验基本原则、简单的检验规则以及纯粹的偏见。[10]从英美法系国家来看,美国学者威格莫尔于1913年指出,每一个归纳推论至少可以通过将其或多或少潜在地依赖的规则或概化命题(generalizations)凸显出来,从而被转化并表述为演绎形式。[11]换言之,当归纳推论被转化为演绎推论之后,充当着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的便是此处所谓的“概化命题”。[12]威格莫尔认为,概化命题是以一般经验为基础的,它包括科学发现、专家意见以及关于事件的普遍规律的经验性概化命题。[13]还有的学者将概化命题区分为案件特定化的概化命题、背景性概化命题、科学知识与专门技术、一般知识、基于经验的概化命题、直觉合成性概化命题等六个种类。[14]
  由此可见,虽然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但各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同一个规律,即证据推理除了需要依赖证据作为小前提之外,还需要寻求相关的知识作为大前提。而对于这种大前提在证据法上的角色和定位,不仅我国传统证据理论语焉不详,西方传统证据理论也疏于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证据法学理论与司法证明实践的脱节。
  那么,在缺乏明确理论界定的情况下,裁判者如何为证据推理寻找和使用大前提呢?从各国实践来看,这种作为大前提的知识一般被区分为普通知识和专门知识,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对于作为证据推理大前提的普通知识,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要求裁判者在判决书中阐明;而采用陪审团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则完全交由陪审团自由评判。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自由心证原则,作为证据推理大前提的普通知识由法官依据其良心和理性来自由判断。但是,法官不应依据个体经验,而应将人们普遍认为可靠的知识作为证据推理的依据,并且在裁判文书中作出说明。这一要求被视为对自由心证的必要限制。有学者指出,“在自由心证原则下,法官亦无例外地需受思考及经验法则的限制。”[15]在大陆法系国家,“逻辑”会在上级法院审核下级法院如何得出关于事实的结论时受到检验。虽然在权衡证据方面不可能出现违反法律规则的情况(自由心证原则),但下级法官采信某一特定证据而不是其他证据的理由很可能被认为是薄弱或不完备的,这可能导致以“错误逻辑”为由的推翻。[16]正如学者所言,“虽为自由心证,但并非纵容法官恣意判断,而必须依照理论法则、经验法则来判断(违反此规定的事实认定可成为上告理由)。”[17]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一般不受法官干预,作出裁决也无需说明理由,因而其对普通知识的采信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只不过,由于陪审团通常被要求达成一致的裁决结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普通知识运用的间接约束。但这种约束毫无疑问是乏力的,只能通过陪审员在评议过程中的交流来相互施加影响,因为法律所要求的只是一致的裁决结论而非一致的裁决理由。
  另一方面,对于作为证据推理大前提的专门知识,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交由专业人士来负责审查,并将其审查结论“证据化”。采用职权主义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司法鉴定来解决专门问题。鉴定人被视为“法官的助手”,其鉴定意见被视为一种“证据”。采用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通过专家证人制度来解决专门问题。控辩双方均可委托各自的专家证人出庭就专门问题发表意见,专家证人的陈述被作为专家证言,适用有别于普通证人证言的规则。为了防止不可靠的专家证言尤其是“垃圾科学”误导陪审团,美国通过Frye案、Daubert案等判例以及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的规定确立了法官对专家证言的审查规则。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大法系国家均未在立法上明确赋予作为证据推理大前提的相关知识应有的地位。就普通知识而言,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在学理和判例上承认裁判者应当遵循经验法则,但“经验法则”之类的提法并未成为真正的法律术语。而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普通知识则完全放任陪审团成员自行裁处,毫无法律规制可言。至于“概化命题”之类的提法,不过是威格莫尔及其追随者们在学术研讨中使用的概念,并非法律术语。就专门知识而言,两大法系国家通过“证据化”来解决专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实属无奈之举,但“证据化”本身的科学性值得怀疑。这是因为,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专家证言,都不符合人们对“证据”通常的理解。“证据是事实发生所遗留下的客观物质痕迹与主观印象痕迹”,[18]而鉴定意见和专家证言本质上是专业人士对案件发生遗留的痕迹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旨在为此类痕迹与待证事实建立逻辑联系。另一个悖论在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陪审团之间存在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分工,然而,原本属于事实问题的专门知识可靠性问题却被转化为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这样的法律问题来加以解决。
  我国的诉讼制度更接近大陆法系国家,因而采取了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解决方案。但长期以来法律并未对法官遵守经验法则作出明确规定,直到本世纪以来才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相关的规则。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对普通知识的审查判断更为随性,并且缺乏错误适用经验法则的救济机制。我国对专门知识也通过司法鉴定来解决,鉴定意见被规定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但对于鉴定意见所依赖的科学理论缺乏类似英美对专家证言的审查规则。在这一背景下,难免会有不可靠的鉴定结论披着“科学”的外衣而大行其道。有鉴于此,我国民事和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以及《刑事诉讼法》相继允许当事人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针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然而,截至目前,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及其陈述的法律效力均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二)“唯证据论”的理论反思
  司法实践的困境往往源于缺乏足够的法学理论支持。既然在证据推理中作为大前提的知识是司法证明必不可少的推论依据,那么,证据法学理论为何不将其作为证明手段来加以对待呢?可见,“证据是唯一的证明手段”这一通说有必要加以修正。在笔者看来,传统证据理论之所以无视作为推理大前提的知识,与人们对“证据裁判原则”的机械理解有关。证据裁判原则的提出并非旨在排斥作为推理大前提的知识,而是旨在反对神明裁判和主观臆断。田口守一教授认为,证据裁判主义有两种含义,其中之一便是“从历史意义上否定所谓的神判”。[19]
  从证据推理的角度来看,人们常常会依据同样的证据获得不同的推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运用了不同的知识作为大前提。在实践中,在特定案件中能够被收集和提取的证据数量往往是有限的,而可供作为证据推理大前提的知识却是无限的。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知识库”会不断扩张。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学者就断言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时代。[20]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知识总量的飞速增长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可见,作为小前提的证据与作为大前提的知识应该同属于证明手段。并且,与有限的证据相比,趋向于无限的知识为司法证明的科学化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将证据视为唯一的证明手段,显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应当予以摒弃。
  正是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作为证据推理大前提的知识视而不见,才导致刑事诉讼实践中长期以来奉行所谓的“印证证明模式”。依笔者之见,这种通过对两个以上证据进行比对,进而获得事实认定结论的证明模式是不科学的,违背了逻辑学的基本规律。[21]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印证证明模式”同样体现了对相关知识的运用,即人们在长期审判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印证与信念密切相关的知识。有学者指出,“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则就是刑事司法人员判断证据和案件事实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法则。人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现了事物间相互印证的关系,借助这种相互印证关系,可以判断某个证据的真伪和某个事实之是否存在。”[22]由此可见,在“印证证明模式”之下,裁判者倾向于以关于印证的单一知识来取代无限的人类知识作为证据推理的大前提,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我国刑事诉讼中还存在着“孤证不能定案”的司法传统。如果将其中的“证”片面地理解为“证据”,而不包括作为证明手段的知识,那么,“孤证不能定案”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其实,除了口供补强规则等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外,实践中完全有可能根据单一的证据,结合相关的知识来确立案件事实。
  此外,人们通常将“证明”理解为运用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的活动,这是一种狭义的解释。从广义上来说,所有为适用法律提供事实依据的活动都是证明。[23]在这个意义上讲,推定、司法认知等都属于证明活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文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该事实无需举证加以证明。其实,“无需提供证据”不等于“无需证明”。所谓的“免证事实”不过是不需要借助于证据来证明的事实,仍然可能需要其他的证明手段,如经验法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证明可以没有证据,但不能没有相关知识。
  二、理据:作为证明手段的知识
  由上文分析可见,“唯证据论”的出现存在某种必然性,但这一理论对于在证明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相关知识视而不见,蕴含着事实认定错误的风险。为此,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对作为推理大前提的相关知识进行界定并将其确立为证明手段,可谓势在必行。从功能上来看,这种作为大前提的知识是证据推理的依据,所以,笔者称之为“理据”(ground)。
  (一)何谓“理据”
  理据与证据一样属于证明手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法学概念。如果没有理据作为桥梁或纽带,我们就无法凭借证据来推导案件事实。尽管理据作为事实认定中隐性的推论依据,经常被人们省略,甚至在思维过程中有时无法觉察其存在,然而,它却是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锁链”中必不可少的链条(如图1所示)。
  图1作为隐性推论依据的理据
  1.理据的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理据”的含义是“理由;根据”。[24]证据法上的理据,是指在司法证明过程中作为推论依据的知识。这种知识包括普通知识和专门知识两类。理据是比证据应用更为广泛的证明手段。任何证据的审查判断都离不开理据,无论直接证据抑或间接证据都需要相应的理据作为推论依据。并且,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不仅从证据到事实的推论需要理据,从事实到事实的推论也需要理据。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理据是在司法证明的三段论推理中充当大前提的命题。大陆法系学者所谓的“经验法则”以及英美法系学者所谓的“概化命题”被用作推论依据时,均可以构成理据。不过,理据与上述概念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法律术语,有着特定的属性与功能。而“经验法则”和“概化命题”则泛指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直接或者间接积累的知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为了将诉讼中的经验法则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法则相区分,提出了“司法经验法则”或者“司法经验”等概念。但笔者认为,“经验法则”和“概化命题”作为人类社会“知识库”的组成部分,可以被应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它们被应用于司法领域作为推论依据时,并不意味着其具备了某种专属性。所以,试图将“司法经验法则”或者“司法经验”与其他经验法则区别开来,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此外,作为一种证明手段,理据需要立法者确立类似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评价标准,笔者将在后文关于“理据审查的标准”部分展开讨论。
  另外,理据是司法证明活动中用作推论依据的知识,应当与逻辑法则、法律规则和证据等概念划清界限。(1)理据与逻辑法则的区别。逻辑法则是反映逻辑推理一般规律的知识,包括形式逻辑规则和非形式逻辑规则等,对证据推理过程发挥着指引作用。而理据作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自然不应当与逻辑规则混为一谈。(2)理据与法律规则的区别。理据是事实认定层面的概念,应当与法律适用作出严格的区分。例如,英美证据法上的品格证据规则、传闻规则及其例外等都吸纳了经验法则,而法官适用这些规则来排除证据的过程显然就不再是事实认定活动,而属于法律适用活动。再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30条规定:“有关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该规定明显是基于经验法则确立的,但是裁判者据此作出相关推定的过程是对法律规范的适用,而非对理据的运用。(3)理据与证据的区别。如前文所述,西方两大法系均存在将专门知识“证据化”的实践,即专门知识以鉴定意见或者专家证言的方式进入诉讼过程。在此情况下,以鉴定意见或者专家证言的形式所呈现的专门知识便不能再被称为理据了。当然,对于鉴定意见或者专家证言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仍然需要相应的理据来加以支持或者反驳,在此情况下仍会涉及理据的运用。
  2.理据的属性
  笔者认为,我们对于理据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场域性。本文所谓的理据是证据法上的概念,特指在司法证明中充当推论大前提的知识,因而具有时空特定性。作为理据的经验法则或者概化命题固然来源于裁判者和争讼双方的知识库,但只有那些被裁判者或争讼双方选择出来,在法庭上用作推论依据的经验法则或者概化命题才属于理据。正如案件发生所遗留的痕迹未被司法人员收集和运用就不能称之为“证据”一样,没有进入诉讼过程的经验法则或者概化命题也不能称之为“理据”。经验法则与概化命题旨在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而理据则被用来建立证据与事实之间的联系。此外,理据的场域性还有一层含义,即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可以作为理据使用的知识是不同的。譬如,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较之刑事诉讼相对较低,有些经验法则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理据被采用,却未必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理据使用。
  (2)隐含性。理据是证据推理过程中隐性的推论依据。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证据推理形式是“准演绎推理”,即以经验法则或者概化命题为大前提,以证据为小前提,进而获得关于事实的推论。然而,由于很多日常生活经验或者专门知识是不言自明的,这一推论过程中的大前提常常被省略。正如学者所言,在日常思维中,由于某些命题属于交流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故被省略,于是三段论表现为省略形式。[25]
  (3)抽象性。证据作为案件发生所遗留的主客观痕迹都是具体的,但是理据作为揭示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知识却是抽象的。理据的抽象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理据是一个反映经验法则或者概化命题在证据推理中的角色、地位和功能的范畴,所以,与后者相比更为抽象。证据推理中运用的经验法则或者概化命题都属于理据,它们与理据的关系类似于痕迹与证据的关系。
  (4)论证性。理据是表征证据与事实之间关系的范畴,旨在建立从证据到事实的推论。因此,从内容上来说,理据应当是一个阐明事物之间客观联系的命题。可以说,无论证则无理据,反之亦然。
  (5)可废止性。无论是普通知识,还是专门知识,本质上大多是盖然性命题,据此作出的推论往往是可废止的。威廉·尼尔曾经指出,“在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中所取得的成果有着和纯数学结论完全不同的特点,这已经成了认识论中的常识。……我提到的这些学科被称为归纳性的学科,和纯数学不同,他们的结论据说只有很高的概率,因为它们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能通过推论性推理来展示。归纳法的一些结果的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以至于提到它们时再用‘或然’一词会显得很迂腐,但我们总能想出一些可能的经验迫使我们修正他们。”[26]
  (二)理据的种类
  上文提到,作为证据推理依据的知识包括普通知识和专门知识。但是,受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影响,国内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经验法则”的提法。[27]笔者认为,“法则”比“知识”更为确切。在汉语中,“法则”的含义之一是“规律”,而“规律”的含义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28]由此,笔者将证据法上的理据分为两类,即经验法则与科学法则。
  1.经验法则
  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基于对各种现象的总结而获得的规律性认识。它基本等同于上文提及的“普通知识”。除了普通知识外,经验法则还包括特定领域的从业者所总结的经验法则,而这些特定领域的经验法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被作为“专门知识”看待,属于专家证人作证的范围。
  作为一种知识,经验法则具有客观性,应当与裁判者的个体经验严格区分开来。比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盖经验法则,系本吾人生活之经验,而为判断证据证明力之基础,且非事理所无,并在客观上应认为确实之定则,既非仅凭裁判官之知识及办案经验,亦非违背事理,或为不合理之判断,尤非单纯为裁判官之主观经验作用。”[29]我国大陆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在证据法意义上,经验法则是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根据的有关法则。这种事理作为一种事物的发展常态,并非仅为法官的主观经验作用,它应具有一定确实性和合理性作为其客观基础。”[30]
  不过,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学界对经验法则的研究尚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对经验法则的内涵与外延界定不清,众说纷纭。具体表现为:其一,将经验法则与科学原理相混淆。部分学者对经验法则做扩大解释,将科学原理包含在内。其二,将经验法则与法律规则混为一谈。有些学者认为经验法则属于法律规则的一种。其三,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纠缠不清。有些学者认为经验法则包括逻辑法则,还有些学者认为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并列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上述问题都有待于澄清。
  首先,经验法则与科学原理应当作出区分。正如学者所言,“自然规律、公理和科学技术原理在证据评价和事实认定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确定性。自然规律、公理是不可推翻的。尽管根据科学技术原理获得的科学证据并不能等同于‘科学的判决’,但其可靠性却是为人们所公认的,若要否定它,需经过严格的证明。”[31]从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来看,实务部门对二者也作了明确的区分。例如,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自然规律及定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被分别规定为两类不同的免证事实。
  其次,经验法则与法律规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少学者认为,《民事证据规定》第77条关于证明力比较的规定情形中的“一般情形”实际上就是经验法则,是一种对经验的盖然性归纳。[32]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经验法则可以被上升为立法,但其在通过立法程序转变为法律规则之后,便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裁判者适用这些法律规则的过程属于法律适用过程,而非事实认定过程。
  最后,经验法则不应与逻辑法则相提并论。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常将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并列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比如《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两院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条也强调,“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实际上,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对于理据与逻辑规则的关系,前文已有论述。作为理据的经验法则只是逻辑推理的大前提而已。在笔者看来,人们之所以陷入这一误区,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源于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错误认识,即把经验法则作为推论规则来看待。这与图尔敏将“保证”(warrant)理解为推论规则并无二致,因此,有必要澄清经验法则的性质,即它并非推论规则,而只是在从证据到待证事实的推论中充当大前提的知识。其二,源于人们对逻辑法则的狭隘理解。人们通常熟悉传统的形式逻辑,而对新兴的非形式逻辑缺乏了解。而运用经验法则展开证据推理的过程往往是复杂的,传统的形式逻辑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将经验法则误解为是对逻辑法则的补充。第三,将逻辑和经验看作支撑事实认定结论的两种理由。有日本学者认为,经验法则(论理法则以外的)是针对判断的实质理由的,论理法则是相对于判断的形式理由的。[33]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将逻辑和经验看作两种理由,实际上混淆了二者在逻辑推理中的角色定位,违背了逻辑推理的一般规律。
  2.科学法则
  科学法则是指人类通过科学研究活动发现和总结的关于自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客观规律。它基本等同于上文提及的“专门知识”。[34]目前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不少学者将科学原理视为“经验法则”的一种类型。比如,德国学者就将专业知识归结为经验法则。[35]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受此影响,将科学法则称为“特别经验法则”。例如,陈朴生认为,特别经验法则,即具有特别知识或经验者所得知之事实。[36]然而,笔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司法证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将科学法则与经验法则作出区分是很有必要的。人类司法史也是一部法庭科学发展史,法医学、物证技术学等法庭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科学法则的数量和重要性大大增加。既然法庭科学的司法运用不再是个别现象,就不宜再假以“经验法则”之名了。
  随着科学法则日益广泛的应用,科学原理的可靠性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对于那些被“证据化”的鉴定意见或专家证言,需要探究其背后的科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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