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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论交易习惯、条理在民初民事代理事实认定中的作用
【副标题】 以大理院民国三年上字第182号货款纠纷案为例【作者】 白雪峰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系博士研究生}
【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交易习惯;民法条理;民事代理;私法秩序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4
【页码】 120
【摘要】

民初大理院在认定交易过程中的当事人之行为是否属于现代民法意义上的民事代理时,没有局限于现代民法条理的表面形式,而是参照交易习惯和交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认定案件事实。在这一前提下,大理院采用现代民法条理重新结构了中国传统的“民事交易”和“民事代理”关系。从大理院民国三年上字第182号货款纠纷一案的裁判中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时期,当事人的私权意识并不一定只能通过形式合法的方式予以认可和保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的交易模式与中国现实的交易事实之间还存在着交易习惯,这些交易习惯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着案件的公正裁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071    
  
  在民国初期民法典颁行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裁判机关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的规范包括民律草案、前清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民事习惯等。在这“亦旧亦新”的历史时期,在民商事司法实践中,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风俗和尊重个人权利的市场交易规则之间如何兼顾甚或是两者之间的取舍均操之于大理院的法官,于是,对于特定的系争事件适用不同的裁判规范可能会得到几种不同的裁判结果。由此,从这一时期的一些特定案件的裁判结果中可以觉察到大理院法官对于中国民商法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基于上述研究动机,笔者选取大理院于1914年作出终审裁判的一则货款纠纷案作为研究对象,就该案当事人对于系争事件之陈述、大理院法官对于该系争事件之法律判断机理以及该案裁判之社会价值做一个分析。
  一、大理院民国三年上字第182号康某与马某货款纠纷一案及其争议
  (一)基本案情
  民国初年,北京后门大街天义车园铺的上告人康某因向家住北京后门内马神庙三元井横栅栏路西的被上告人马某索要货款而引起纠纷。双方之间的交易发生在清末,马某曾从康某铺中买货,当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契约,但是,康某的账簿中保存有双方的交易记录。后康某向马某索要货款,马某称当时为前清内务府买货,自己只是一个“经手人”,并不负有偿还欠款的义务。根据大理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该案中马某行为属于代理,因此,马某不负有偿还康某货款的义务。[1]
  康某对一审、二审裁判结果不服,向大理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康某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具体诉求与理由如下:第一,康某与马某之间的商事买卖属于“私买卖”,马某应该偿还欠款。按照前清内务府的买卖习惯,交易类型分为官买卖和私买卖两种。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有“领结”而后者没有。官买卖应该向“机关”索债,“经手人不负偿还之则”。“若私买卖则对机关不能求偿,盖经手之人虽为承办人,实兼包办之性质。”康某与马某之间的交易“纯系私人买卖”。原因在于,在交易过程中,康某并无领结,且内务府的职官未直接出面。马某在买货时并未向康某表明购买这些货物的对方商号,“该价多少”等事项,“只云活计甚多”;第二,内务府在事后为此案出具的书面证言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马某的行为并非代理。双方发生货款纠纷后,内务府出面说明情况,并提供了书面证言,但是其内容含糊,明显“代被上告人搪塞债务”。此外,由于被上告人之前曾担任过内务府衣库的负责人,现在内务府在岗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马某之前的部下,因此,内务府为马某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亦不能证明该交易系官买卖。原审法院没有调查买卖习惯,仅仅依据上述书面材料即认定案件事实并径行作出了裁判,有损于债权人的权利;第三,从康某商铺中账目记录的内容来看,该买卖为私买卖。在被上告人马某所欠的货银总数中,包括了内务府尹总管欠该铺的货银一百两。如果是官买卖,那么尹总管所欠货银本应记到内务府账上,而不应该记到马某名下,这可以证明“被上告人实有包办之行为”;第四,账目上记录的买货人实为马某,即债务人是马某。马某向康某购买货物时,只是表明系“五局三营(前清西陵修建道路)用货”,令康某在马某名字后面标注“五局三营字样”,“并不关乎机关(内务府)问题”,原审没有对于此事实进行调查和认定,“即云西陵差用,于理不合。”[2]
  (二)判决结果及理由
  大理院经书面审理作出了终审裁判并附以理由:驳回上告,维持原判。大理院认为,案件两造对于系争债务各执一词。上告人主张,被上告人虽然是内务府衣库的负责人,但是被上告人是以私人身份到上告人铺中买的货,并非“以内务府名义”,因此,被上告人负有偿还债务之责。被上告人则声称,自己当时是内务府衣库的“副司库”,为该库向上告人购货,只是一个经手人,这一点有内务府人事档案等资料可以证明,所以,上告人应该向内务府索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上告人能否对被上告人主张债权。这一点“自应以被上告人之买货行为是否以自己之资格,抑以内务府之资格为之为断。”如果被上告人以自己的名义向上告人购货,且上告人不知其为(内务府)代表,那么上告人有权要求被上告人清偿货款。如果被上告人以内务府的名义与上告人交易,或者上告人明知其为内务府派来的购货代表而与之交易,那么上告人不能要求被上告人清偿债务。查阅第一审、第二审诉讼记录,两造对于系争债务“情词各执”。原审令当事人呈验账簿,交易记录中注明了马某的名字,旁边批注“五局三营”。另外,内务府为此出具了书面证言,“本府查得被上告人系前任承办,于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间因贻误公事被撤去承办差使,至于上届白差所欠尾款,现据该库查明尚未领出。”“前恭备西陵白差,因各项活计繁多,该库一时赶办不及,故向各铺商分做,所需银两系汇总放给银9000两,自应分偿各商,其欠领款项尚未领出。”根据上述账簿记录的内容结合内务府出具的书面证言可以认定,被上告人实以内务府资格向上告人买货,上告人明知被上告人并非以个人名义而与之交易,“被上告人之买货行为属于代理”,因此,上告人不能令被上告人负清偿之责。综上,上告人上述第一、第二、第四项理由均不成立,第三项由于在原审中没有提出,“置本院始行提出,此种新事实于法有所不合”,不予采纳。根据以上论断,“本案上告人无理由,应予驳回。”[3]
  二、民法条理对于民事代理事实的规范以及习惯在认定案件事实中的作用
  按照德国学者拉伦茨的说法,裁判者意义上的案件事实当然是在当事人陈述系争事件之后形成的。在前者形成的过程中,裁判者可能依据自身的社会生活经验、当事人提供的各种证据、法律知识等对于后者作一个法律上的判断。可以说,在裁判者那里,裁判书中的案件事实部分的形成与法律判断是同时进行的。[4]从这种裁判逻辑来看,参照不同的裁判依据可能形成不同的案件事实。在本案中,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遵循的是中国传统交易习惯,裁判者对于系争事件作出判断依据的去卩是现代民法条理。然而,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相关证据,本案中马某行为并不符合现代民事代理的法定构成要件。但是,在民事代理事实的认定上,大理院并没有机械地把系争事件涵摄到民法条理之下,而是参照形成当事人交易事件之基础的交易习惯来认定的案件事实。
  (一)大理院对于系争事件的法律判断及其依据
  从上述裁判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本案争执焦点在于,马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现代民法中的代理。大理院对此作出了“民事代理”的判断。在进行这一认定时,裁判者意义上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一般来说,在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往往会对当事人通过各种载体陈述的系争事件作一个法律上的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相关法条构成要件中的各种要素”,形成裁判者意义上的案件事实。[5]在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也具有类似的机理。与前者的差别在于,裁判者对于当事人陈述的事件之评价标准不同。对于后者来说,裁判者可能需要先将当事人的身份按照血缘辈分进行一个定位,然后根据相关律文、制令、情理等作出判断。[6]对于本案事实认定的法律依据来说,在同一时期的判决例中,有两项判决提到了民事代理的法定构成要素,一种是直接代理,“代理人之行为直接于本人生效者,须具二要件:第一,为本人所委任之事项;第二,须以本人名义。”[7]另外一项判决例采用了大陆法系的“间接代理”,即代理人虽然并未以本人名义为法律行为,但是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其具有代理权,则代理人之行为对本人生效。[8]本案中,从上文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看到,在交易过程中,马某并未向康某直接明示其以内务府的名义买货,仅仅从形式上也不能明确推断康某了解马某代内务府购货。于是,在这里,有必要探究大理院在民国民法典颁行以前采用了什么样的判断标准来认定马某行为属于民事代理,以及如何认定马某行为之法律属性亦成为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案中,大理院依据民法条理认定马某行为属于民事代理。根据相关研究,民国初期,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民事裁判的依据主要有前清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民事习惯、条理(包括民律草案)、[9]判决先例等。[10]以上法律形式在司法实践中有适用的优先次序,即“民事案件适用法规之次序。判断民事案件应先依法律规定;法律无明文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条理”(大理院民国二年上字第64号)[11]这里的“法律规定”指的是前清现行律中关于民商事法之规定,习惯法是指成文法律无规定的情况下,人们在长时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反复被信守的行为规范,而且,这些规范不能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相抵触(大理院民国二年上字第3号)[12];“条理”包括民律草案、民事判决例及其要旨等。就本案来说,大理院在裁判过程中没有适用《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中“钱债门”的有关规定,即“庶民、官吏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两以上,违三月,处一等罚;……并追本、利给主”[13],也没有适用上告人提出的“商事习惯”,应该是根据民法条理认定“被上告人的买货行为属于代理,上告人不能令其负清偿之则”。在此案审理以前,大理院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认可并采用了民律草案中关于民事代理和债权相对性的理论,形成了部分判决例,例如,大理院民国三年上字第13号:“债权系特定人对于特定人之权利,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惟得对于债务人请求履行。”[14]大理院民国三年上字第77号:“无权代理人对于善意相对人应自任其责。无权代理人所为之行为,对于善意之相对人(即相对人对于该代理人之行为,有足信其为有权限之正当理由者),应由代理人自任其责。”[15]笔者在此处引出的这两条判决例并非试图认定本案中马某行为系无权代理,而是要表明,在民国民法典颁行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大理院已经把民律草案中的部分法律规则和民商法理论引入到司法实践中了。
  从上述基本案情和大理院对于系争事件所采用的判断标准可以看出,当事人交易时遵循的规则和纠纷发生以后的裁判规则是不同的,对此,大理院不能机械地把上述系争事件涵摄到现代民法条理之下。本案中的交易发生在民国成立以前,[16]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可能遵循着现代民法中的规则,也就不具有现代民法中“债的相对性”以及“民事代理”等意识,其遵循的只是一些交易习惯,对于除不动产、人口以及畜物以外的交易,.政府只有在“违禁取利”的情形下才会进行干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期望通过这些交易习惯来实现一定的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法”的效果。双方之间之所以发生纠纷,是因为在当事人看来,这些交易习惯所维持的交易秩序被打破了。于是,双方诉请独立于两者的第三方权威(审判机关)来作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机关如果严格地按照“裁判三段论”的要求,将当事人陈述的事件涵摄到现代民法规则之下,那么,有可能得到的裁判效果是,后者强加于前者之上,对于前者造成一定的“扭曲”,使前者失去了本来应有的意义。弥补这种缺陷的方法是,裁判者应该结合形成当事人交易事件之基础的交易习惯来认定案件事实,但是,这种裁判模式并不是强调仅仅依据当事人的交易习惯来找到解决纠纷的方法,否则,本案中的当事人并不需要诉诸裁判者。
  (二)交易习惯在案件事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本案中,大理院仅仅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相关证据资料并不能形成客观的案件事实。康某在诉请审判机关解决纠纷时,将与纠纷有关的事件通过各种载体(诉状、账簿等)呈现给了裁判者。在这种意义上,当事人是前述交易的亲历者,裁判者只能通过当事人提交的诉状、答辩状、证据等材料来感知整个交易的发展过程。康某提供了账簿,其中记录着消费者马某的名字、消费金额等事项,马某对此表示认可。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会根据各自的感知、社会经验、法律知识等方面对于上述交易过程进行“加工”,形成有利于自己诉求的案件事实,用以说服裁判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双方争执的事实在于,康某在交易过程中是否知道马某代内务府购货。从上文的内容可以看到,康某提出的四项见解都在说明,其并不了解马某在为内务府购货。马某对此的回应只有账簿上名字后面标注的“五局三营”字样与纠纷发生以后内务府出具的书面证言。在笔者看来,如果不考虑当事人交易时的社会背景,那么,仅仅从形式上讲,上述陈述和证据不能证明马某行为属于民事代理。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货物买卖过程中,如果马某没有明确表明其代理人身份,那么,康某并没有义务去调查核实买货人是否代理他人买货,“五局三营”字样的标注和提示不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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