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经贸法律评论》
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总思路
【英文标题】 General Approach to Making New Trade Rules
【作者】 韩立余【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利益平衡;大国引领
【英文关键词】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Making; Balance of Interests; Leadership of Great Powers
【文章编码】 2096-6180(2019)04-0001-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
【摘要】 国际经贸规则是国家(含单独关税区)处理国际经贸关系的一种安排,具有规则创制和利益保护两种价值。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未能全面、及时反映科技进步和世界经贸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现实需求。中美贸易战是这种需求的一种反映。大国往往通过破旧立新方式引领规则构建。以CPTPP和USMCA为代表的新一代区域性贸易协定代表了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发展趋势。在构建现代国际经贸规则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发挥大国作用的机会和能力,中国应更加积极、开放地参与、推动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构建。
【英文摘要】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re a kind of arrangement dealing with trade among states (including SCTs), aiming to prote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o establish trade rules. New trade rules are needed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mainly based on the WTO regime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change of world trade framework. The on-going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flects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and Great Powers usually take disruptively-constructively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of rules. New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TPP and USMCA give, to some extent, a new direction of trade rules development. No better chance than ever, in the context of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as China had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formulation of new trade rule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40-year reform, China should be more active and open in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129    
  一、国际经贸实体规则的性质
  国际经贸实体规则,主要指类似世界贸易组织(WTO)、自由贸易协定这类国际经贸条约、协定等规则。从表现形式上看,国际经贸实体规则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从内容上看,国际经贸实体规则属于专门调整国际经贸事项的国际条约;从缔约方范围看,国际经贸规则既可以是全球性多边协定,也可以是一定数量缔约方的诸边协定,或仅是双边协定。广义上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投资协定、巴塞尔协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等,都属于国际经贸实体规则的范畴。
  国际经贸实体规则既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就具有国际条约的特点和性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承认条约为国际法渊源之一[1],是各国间不分宪法及社会制度发展和平合作的工具”,并将条约定义为“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2]这充分表明了国际条约的约定性特征和工具性功能。
  自由同意及善意为举世公认原则。国家基于同意缔结和批准条约,条约对缔约方的约束力来自国家自身的同意或承诺。[3]这意味着国际条约可能存在“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情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条约的签署、国内批准、保留、修正、终止及停止施行等制度,反映出条约权利和义务的非永久性和不确定性。在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具有独立主权,国家之上再无权威机构迫使某一国家按某种特定方式采取某种行为,这是国际社会共识。国家同意是习惯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对国家适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国家态度可能因多种原因而变化,参加缔约而不签署或不批准条约,批准而又退出条约,或者废除条约,是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条约题中应有之义。国际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也再三印证了这一认识。
  国际条约的缔约目的是解决缔约国之间特定情势下的国际关系,如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和平条约、建立贸易往来,甚至划分领土边界。情势变化既是暂时解决缔约方间关系的因素,也是影响缔约方意愿变化的因素。而情势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任何人、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转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62条专门规定了情况基本改变之情形。因此,寄希望于某一条约一劳永逸式地解决、维持、固定国家间关系,法律上不可行、现实中不存在。
  就国际经贸条约而言,缔约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或强化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千方百计地增加自己的收益、增加对方的成本。任何贸易规则的设计,都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这一目的。由于经贸利益的变动性,国际经贸规则比一般国际条约体现出更大的约定性和变化性。不同于规范反人类罪行的国际强行法,国际经贸规则确定的义务是一种针对缔约对方而存在的相对义务,而不属于针对全人类社会的对世义务,作为经贸利益交换的工具性表现得更强。缔约达成了暂时的利益平衡,而一旦利益失衡,必然引发修约或废约之举。1971年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国际货币金本位制度崩溃,并导致浮动汇率制的牙买加体系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形成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亦是新形势下对旧有规则的修改和发展,而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达成的一种利益交换。[4]在面临利益失衡的情况下,对缔约双方而言,一方守约无助于防范或制止对方废约。
  国际经贸规则的另一主要作用是建立缔约方间的经贸合作关系。除了竞争之外,合作是国家追求自己利益的重要方法。依康德观点,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而非和平状态。为避免自然状态下的互相侵犯,为了自身安全,需要建立相互间的和平状态。[5]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就是努力致力于这种和平与合作的机构。在资源和市场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全球价值链日趋强化、跨境问题需要国际合作的时代,缔约方之间的经贸合作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虽规定有经贸的内容,但主要是宣示性的。自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起,合作内容、合作目标更趋强化和细化。互惠互利安排成为贯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条主线。在各具体协定中,建立相应的委员会、确定进一步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几乎成为标配。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可以视为在海关领域合作的新发展。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合作的地位更为突出。以监管合作为例,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规定,2015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独立成章,2018年《美墨加协定》(USMCA)极大扩展。可以说,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是国际经贸规则追求的另一目标。
  国际经贸规则属于法律规则,属于国际法。对于国际法的性质和效用而言,自国际法存在时起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总体而言,国际法学者更肯定国际法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更倾向否定国际法的作用;在国际法学者中,也存在肯定与批判之分。法律学说上的自然法、实在法(法律实证主义)和社会法主要学派之分,也影响着对国际法的认识。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是法吗?国际法是国际的吗?国际法是公正的吗?”等疑问,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6]这些疑问的存在表明对国际法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国际法作为一种与国内法不同的规则,既含有全球性规则,也含有区域性规则,还包括双边规则。某一双边规则或区域性规则中的规定,不代表国际社会对这些规则的共识或同意,这些也适用于国际经贸规则。以机械、僵化、迷信的态度对待国际经贸规则,是不可取的。
  违反国际经贸规则并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违约行为的受害方自身通过贸易报复方式谋求救济。[7]第三方的裁决,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只定是非,只负责确定报复额度,不负责实施制度,也不负责制裁方式。因此,国际经贸规则违约责任的承担,与一般国际法存在的情形一样,具有自助的特征。违约后果与报复力度,成为守约或违约考量的重要因素。[8]国际法的发展导致国际法的碎片化越发严重。[9]这既表明国际法的调整范围越来越广,也表明国家间关系存在着国际法未涵盖的领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说法,不适用于国际法,国际法院有关科索沃问题的咨询意见确认了这一点。[10]国际经贸规则亦是如此,我们在谈国际经贸规则新发展时,这本身就意味着国际经贸规则并非涵盖所有的经贸关系。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审查的美国诉加拿大小麦措施案中,上诉机构驳回了美国试图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7条的义务扩大适用到一般竞争领域的主张。[11]如今,认识到现有经贸规则有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二、国际经贸实体规则的发展
  当代国际经贸规则主要指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经贸规则,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规则。其产生应追溯到1947年由美国、英国、中国等23个缔约方临时适用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结束后,美国、英国等致力于构建战后政治经济新秩序,相继成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致力于成立国际贸易组织。1948年达成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又称《哈瓦那宪章》)意在取代临时适用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但因美国拒绝批准而夭折。这样临时适用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一直适用到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涵盖,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一部分。
  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大特点是约束关税和普遍的无条件的惠国待遇。约束关税义务要求作出某一特定关税水平承诺的缔约方不得超出这一水平征税。普遍的无条件的惠国待遇义务要求缔约方给予其他方产品的好处要无条件地给予其他缔约方的同类产品。多边惠国待遇极大地冲击了以英国为核心的英联邦国家实施的联邦优惠待遇,而其渊源则可追溯至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规定:该法首次授权美国总统调整税率,且无须国会事先批准即可与其他国家签署互惠贸易协定,税率对所有外国产品适用。[12]普遍惠国待遇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意味着英联邦式的优惠待遇制度的衰落,也意味着美国取代英国掌握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大限度地捍卫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凭借惠国待遇进入英联邦市场)。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在约束关税制度基础上的市场准入制度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之一,而惠国待遇制度从货物贸易规则扩大到服务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规则。普遍惠国待遇制度构成了国际经贸制度的基石。[13]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奠定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性框架。“互惠互利安排”表明了缔约方的缔约目的。[14]在规则制度构建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既确立了缔约方的主要义务(包括前述惠国待遇义务和约束关税义务、国民待遇义务、取消数量限制义务、反倾销反补贴义务等),又规定了一系列例外条款,用以平衡缔约方的权利义务、捍卫缔约方的主权。主要例外条款包括政府采购例外、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例外、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3条国民待遇义务的政府采购例外,为后期政府采购规则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第24条自由贸易区例外为缔约方之间获得比惠国待遇更优惠的优惠待遇提供了法律依据;一般例外为比贸易利益更高的其他价值或利益提供了政策出口;国家安全例外则反映了对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构成、安全是国家基本利益这一国际现实的认可。
  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主要体现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的进一步澄清和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通过系列回合谈判的方式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并进一步形成新的规则。自肯尼迪回合起谈判涉及非关税壁垒,在东京回合谈判中形成了反倾销守则、反补贴守则、政府采购守则等。与此同时,在缔约方间贸易争端解决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争端解决规则。1986年到1993年进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达到了规则发展的一个高峰,达成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下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1995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替代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负责相关规则的实施、监督,提供新规则谈判的场所,处理组织成员间的争端解决,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协调。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范围从传统货物贸易扩大到贸易服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际投资的相关问题。
  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功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届部长会议提出了所谓的“新加坡议题”(包括投资、竞争、政府采购和便利化),并达成了对少数成员适用的具有诸边协定性质的《信息技术产品协定》。[15]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第二届部长会议在充满暴力的抗议中中途夭折。2001年美国“9·11”事件背景下召开的多哈部长会议发起了多哈回合谈判,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称为发展回合。该谈判困难重重,谈判结束日期一展再展,持续十几年之后已经物是人非,在2017年部长会议上实质上终止。[16]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受到重挫。多哈回合谈判未能成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贸易格局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矛盾加深,成员间缺乏共识、难于达成利益平衡是根本问题,而作为谈判规则的所谓“一揽子”方式(所有成员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使多达160个左右成员的谈判终功亏一篑。
  在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规则进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得到修订,为处理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矛盾提供了规则支持;《贸易便利化协定》得以达成并于2017年2月22日生效,适用于接受它的成员。[17]同时,作为诸边协定的《政府采购协定》得以修订并生效。
  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成果相对照,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相互间基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24条自由贸易区条款和《服务贸易总协定》5条经济一体化条款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基于几乎与乌拉圭回合同时完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模式,寻求成员间的更大市场准入、调整范围超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主要形式。由于谈判成员较少、利益相对具体,加之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之上,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相对更加容易。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新加坡等经济体签署的众多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市场准入,引领了经贸规则发展。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可以免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惠国待遇义务的约束,从这意义上说,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谈判功能被边缘化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根基受到削弱。
  自由贸易协定的议题越来越广泛,不仅包含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涵盖的内容,也纳入了世贸规则现在未涵盖的其他经贸议题,如竞争、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更包括了传统上不属于贸易的议题,如环境保护、劳工、反腐等。贸易越来越成为追求其他政策或价值的工具。欧盟明确贸易不仅是目标本身,更是捍卫欧盟价值的手段。《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初没有包括劳工和环境的内容,后来以议定书的方式增加了这些内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仅包括了劳工、环境等内容,还通过双边谅解的方式对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提出劳工制度要求。近期达成的《美墨加协定》亦要求墨西哥制定新的劳工法作为墨西哥加入该协定的条件。《美墨加协定》针对第三方的“毒丸条款”(非市场经济条款)已经透露出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社会制度歧视的苗头。所有这些都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是国家/经济体间关系的综合协定,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贸易范围。
  自由贸易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本身目前还没有形成对自由贸易协定有力的约束机制。[18]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的角度看,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些内容削弱或降低了世界贸易组织义务,即所谓“GATT”或“WTO”。但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角度看,自由贸易协定与世贸规则一致。产生这种分歧的制度性原因在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确立的成员义务,本质上是成员相互间的义务,是一种类似合同义务的义务,只要成员自己愿意,彼此可以就其相关义务进行约定。现有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安排,虽然曾被誉为“有牙齿的制度”,但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国际法上自助的本质。这也决定了贸易争端的终解决取决于争端双方成员的意愿,取决于双方对权利义务的处分。
  从组织制度、谈判机制和内容看,世界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7112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