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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我国设立证人特权制度刍议
【英文标题】 A Discussion on Establishing the Witnesses'Privileges System
【作者】 刘涛【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律系
【分类】 司法【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5【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351    
  
  证人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因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这一制度在英、美、法、德、意、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盛行。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设立证人特权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可见,在我国,凡是知道案情且具备作证能力的人,不论身份如何,均负有作证义务。笔者认为,这种证人义务无条件性的立法状况应予改变,通过设立证人特权制度,赋予案件知情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的拒绝作证权,以顺应国际刑事立法潮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一、我国设立证人特权制度的合理性
  1、证人特权制度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
  西方国家之所以普遍采用证人特权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通过该制度保护隐藏于规则背后的特定社会关系。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制度结构是多元的,有经济、文化、政治、法律、道德、宗教、伦理等诸多因素,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应当保持适度的和谐。一般情况下,某一领域具体社会制度的实施不应以对其他领域社会关系的破坏为代价。当不同制度所维系的社会关系产生冲突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应当追求“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效果。换言之,法律制度(包括证据制度)较其他制度而言,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当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为司法利益而充当证人时,只要其结果可能导致对另一种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那么法律就需设置一定的特殊规则,赋予这类人拒绝作证的特权以使其保守秘密。按照美国学者的观点,这种特权存在的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1]
  2、证人特权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伦理文化的发达与法治文化的衰微几乎同样显著。社会关系主要由家庭、宗族的人际伦理关系构成并依靠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观念紧紧维系,在情法关系中,宗法伦理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法律制度只是维护这种宗法伦理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之下,早从周朝开始,我国就有了关于亲属拒证特权的规定,在后来的封建王朝中,亲亲相隐、亲不为证的诉讼制度延续不衰,成为我国法律文化的一大传统。该传统将某些个案的司法利益让位于保护家庭、亲属关系的稳定与和谐,避免了将无辜的犯罪人家属逼上要么违心作证,要么违法拒证的两难困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道精神。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也正在消失,重视亲情伦理的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婚姻家庭关系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会控制力量日趋乏力。在这种形势下,合理利用本土法治资源,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文化,重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保护,在证人具有特定身份时,免除其作证义务,对于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消解可能因此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紧张,培育重感情重责任的社会心态,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3、证人特权符合运用证据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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