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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
【英文标题】 On the System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Juvenile Proceedings
【作者】 杨雄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社会调查;正当性;可行性
【英文关键词】 juvenile proceedings;social investigation;legitimacy;feasibility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8)01—0025—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1
【页码】 25
【摘要】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质、刑罚的个别化原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以补足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非正式性,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社会政策。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这种社会调查应当适用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作为司法机关办案辅佐者的社会调查主体应由独立于控辩审三方的人员担当;社会调查报告只有在听取诉讼参与诸方的意见之后,才可以作为办案的依据。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及其诉讼地位,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规则。

【英文摘要】

In juvenile proceedings,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to Juvenile suspected and accused according to special body and mind.Social investigation helps to realize punishment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pokey of“education,influence and rehabilitation”,supplement the informality of juvenile proceedings.In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and criminal procedure,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should apply to all procedural stages,the subject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independent on the accused,prosecutor and judge,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s should be used after judicial organs heard the opinions of all parties.In the amendment of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we should stipulate the subject and statu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ules of employment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s in juvenile proceeding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505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等基本情况一般都由作为控辩审三方的检警、律师和法官进行调查,并作为酌定的情节成为公检法办案的依据。然而,近年来,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兴起的社会调查实践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法定办案思路。具体而言,这种社会调查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由特定的社会调查主体(可能是司法机关以外的主体)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办理案件的参考情节,以便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区别对待,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全国各地许多省、市都发布了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运用社会调查的规范性文件。[1]各地对社会调查的运用普遍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并获得司法界、法学界的普遍认同。但是,也有人士提出质疑,认为“道德评价不宜影响依法量刑”、“道德纳入量刑参考易瓦解法治信心”[2],对社会调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引入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担忧。本文拟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的社会调查制度的正当性、可行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未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确立这一制度的若干设想。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作为诉讼程序之一种,无疑应遵循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但是,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相比有其特殊性,各国立法者为未成年人设置了不同于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在非正式、个性化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法。之所以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主要缘于其特殊的生理基础、政策基础、实体法基础和诉讼程序基础四个方面。
  (一)生理基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特质
  未成年人犯罪是由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处于特殊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其知识结构、思想情感、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行为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突发性,也更容易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和侵蚀,难以对外界的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表现在行为上则具有一定的反传统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态现象,尽管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在于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不良因素都可能阻碍、影响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全面调查其家庭情况、学校情况、社会交往、个人经历等方面,寻找诱发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用最佳的处理手段让其回归社会。
  (二)政策基础:未成年入案件中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普通法中的“国家亲权”(patens patriae)理念和“刑事责任的限制年龄”原则为未成年人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理念强调的是,“未成年人应当得到帮助,而不是被控告,国家介入一个未成年人的生活时应当试图提供个性化的对待而不是惩罚或者报应。”{1}“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者,而不是惩办官吏”这一衡平法学理论要求,对于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国家有权代表家长对其进行治疗、矫正,促使其重获新生。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德国学者阿尔布莱希特教授也指出,“尽管对于未成年犯在法律上也应对其犯罪(犯罪意图必须被证明)负责,但是其最为根本的目的还是对其教育和使其康复。并且,对未成年人的处理不是建立在他的罪行或者罪行的严重程度之上,而是建立在未成年犯罪者和他或者她的需要上。”“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而忽略一般的预防、威慑。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处理不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置必须在教育原则的指引之下与其自身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基本情况相适应。”{2}453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办案原则,必须依靠广泛的社会调查。因为,仅有司法机关的所查明的未成年的犯罪事实,无法为教育和矫治有最错的未成年人提供完整的依据,只有精准的社会调查报告才能让这种教育和矫治有的放矢。简言之,社会调查制度是“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必然要求,这种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贯彻最终保障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得以实现。
  (三)实体法基础:刑罚的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是指法官在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时,根据犯罪人的个人情况、犯罪原因以及其他情况,有针对性地适用刑罚,以更好地实现刑罚的个别公正和个别预防。该原则一开始是为了弥补严格规则主义指导下的罪刑法定主义的不足而提出,后来,近代学派发展了刑罚个别化的思想,提出应当以犯罪的个别预防为出发点、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适用刑罚。现代刑法理论中,由于确立刑罚适用的预防与报应一体的思想,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要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而且要考虑报应的需要,既考虑犯罪的情状,也考虑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可能性。{3}在落实刑罚个别化原则时,应当基于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区别对待。各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认知能力以及行为控制能力的成年人,应负全部刑事责任能力。但是,未成年人在心理、生理以及发育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因此,他们并不具备成年人一样的刑事责任能力。而且,基于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的很大不同,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理不是一味地依据犯罪构成,还要依据犯罪的成因对其进行处理。搞清楚未成年人究竟有无犯罪以及犯罪的轻重,不需要依靠社会调查,只需要控辩审三方在查明案件事实上的努力即可。但是,弄清犯罪成因,仅靠警察、检察官、法官依据各自诉讼职能进行调查是远远不够的,往往需要特定的主体进行社会调查。
  (四)诉讼程序基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非正式性 在当今美国,迫于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愈发接近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4}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判仍然是非正式的,这种审判中没有成年人诉讼程序中那种为了达致正义而让孩子们惊恐的诉讼策略。”{5}5为了体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爱,对有罪错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教育,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必须不同于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个性化、非技术性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更加简约、气氛更加和缓,不像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那样具有激烈的对抗性。在这种程序架构之下,通过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来探知案件事实真相的能力相对较弱,因而,迫切需要有社会调查作为补足。在某种意义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更是一个信息搜集程序和问题解决程序。{6}可以说,刑事程序中的各诉讼制度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非正式特点决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必要性。请你喝茶
  总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不仅充分印证了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正当性,而且,从侧面揭示了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说,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所提倡社会调查,既有助于理顺整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体制,还有利于对有罪错的未成年人合理处置,实现诉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可行性考量
  在西方国家,社会调查制度在刑事案件的量刑阶段已经得到广泛运用,这种社会调查又被称为“量刑前调查”(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s),由缓刑官(Probation Officer)所制作的“量刑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自身以及犯罪行为的情况,还包括对量刑的建议。这一报告是在量刑程序中为法官提供参考,从而提高量刑的准确性。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所尝试的这种社会调查制度借鉴了西方国家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践的这种社会调查制度是否与我国的司法语境相契合尚需进一步考量。
  (一)社会调查所适用的诉讼阶段
  美国许多州的法律规定,从未成年人被父母、警察、社会机构或者邻居送交法庭开始,由缓刑官进行初步的调查就决定了是出于公共利益还是未成年人的利益考虑进入审判程序。这种初步的调查并不象检察官所实施的审前调查那样是为了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缓刑官的这种调查相当简要,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是为案件的非正式处理提供依据。然后,未成年人一旦被正式起诉,缓刑官就会展开进一步的社会调查。在美国,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社会调查报告只在量刑阶段发挥作用。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一些成文法和判例认为在案件的裁决阶段也依赖社会调查报告。{5}716无独有偶,在德国的少年法院,“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后,侦查人员收集与嫌疑人个人及其相关社会因素的信息来评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并选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在程序启动后,必须及时通知少年法院的助手、社会工作者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及其社会状况的信息,以便让法庭在此基础上适当处置。”{2}471
  缓刑官的社会调查报告在美国的运用与美国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以及严密的证据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审判程序是整个诉讼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阶段,而且,美国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量刑程序的证据规则没有定罪程序中那么严格。社会调查报告中所包含的一些传闻证据、品格证据可能在定罪程序中排除,而在量刑程序中加以采纳。{7}这一点就决定了美国缓刑官的社会调查报告一般集中适用于量刑阶段。而我国刑事诉讼既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也未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审判阶段更没有严格的证据规则加以限制。我国实行的是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在这样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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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Herbert A.Bloch and Frank T.Flynn, Delinquency:The Juvenile Offender in America Today(M).Random House,1956:305—337.

{2}Hans—Jorg Albrecht,Youth Justice in Germany, 3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rime and Justice.2004.

{3}翟中东,刑罚个别化的蕴涵:从发展角度所作的考察(J),中国法学,2001,(2):41—52.

{4}Barry C.F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uvenile Court(J).75 Minn.L.Rev.(1991):691:725.

{5}Employment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s in Criminal and Juvenile Proceedings(J).Columbia Law Review.Vol.58,1958.来自北大法宝

{6}Janet Gilbert,Richard Grimm,John Parnham,Applying Therapeutic Principles to a Family Focused Juvenile Justice Model(Delinquency)(J).52 Ala.L.Rev.1161(2001).

{7}(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陈卫东、徐美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74.

{8}洪道德、王秀梅、谢安平等,社会调查员出庭有无法律依据?(N),北京青年报,2003—08—1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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