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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论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英文标题】 On the Rule of Insurance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作者】 李秀芬【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Shandong University
【分类】 保险法
【中文关键词】 保险合同;疑义;解释原则;适用条件;适用范围
【英文关键词】 insurance contract;ambiguity;rule of interpretation;application requirements;area of application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8)01—0052—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1
【页码】 52
【摘要】

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作了一条简单的规定(即保险法第31条),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常将该原则适用于合同的一切争议,误用于一切类型的合同条款,并将该原则视为保险合同解释的单一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是有其条件的,一方面,保险合同条款确实存在“歧义”;另一方面,只有在用尽其它解释原则仍不能解释保险合同疑义时方可适用该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范围只限于由保险人拟定的条款,而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的特约条款和法定保险条款不宜使用。当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总体谈判实力相当,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均为保险公司的情况下,也不应当使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英文摘要】

There is only one rule(Insurance Code 31)In China to interpret insurance contracts with ambiguity.Our justice system frequently uses or misuses this rule as the sole tool to resolve this ambiguity.The requirements to apply this nile are,.the contract has two possible meanings;have already exhausted other means to interpret with no resolution.This rule can only be applied to the terms that were written by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d is the weaker party of the contract;it cannot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terms that Were negotiated by both parties or were stip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agency.Also if both parties are insurance companies with equal strength or equal bargaining power and the contract was hand written then this nile will not app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511    
  早在1537年,英国法院通过一个判例确定了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自此以后,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被移植到许多国家。1995年我国建国后的第一部《保险法》也部分采纳了这一原则。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该原则只作了非常简单的规定,没有具体说明在何种条件和在多大范围内可以适用该原则,以致造成适用上的混乱,已不适应我国保险司法实践的要求,故有必要将这一原则细化,以明确该原则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内涵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自于古罗马的一条谚语:“有疑义应为表意人不利益之解释”的规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在古罗马法学家的契约规范上写道:“内容含混或书写不清的简约不利于卖方和贷方,因为他们在起草简约时本该书写的更清楚。”{1}因此,相应来说,对非起草人有利,就是对起草人不利,故“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从非起草人来说,可称为“有利解释原则”;从起草人来说,称为“不利解释原则”。{2}354这在学者的研讨中,各种名称散诸于文章中,也有称作反立约人原则或针对原则。但最常见的还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和“不利解释原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系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3}。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中,“疑义”是指保险合同条款令人迷惑生疑而无法确定其涵义,“利益”是指投保方的利益,即有利于投保人方的意思,联系起来,该原则的基本内容系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格式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且保单用语可以做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依照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亦即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保险合同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针对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而设立的对被保险人进行司法救济的原则,其法理依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格式条款说。格式合同又称附意合同或附合合同。“附意合同,之所以称为‘附意’,是因为弱势力量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希望合同根本成立的话,就只能附和由强势一方当事人支配的合同条款”{4}4—39。现代民法都强调通过特殊的合同解释原则,以保护合同“附意”一方的利益。美国司法界一般认为标准化合同的起草人要比普通合同起草人负更多的责任,因为单独协商的合同条款含混只会影响相对方,可能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保险合同的相对方是不特定的社会大众,保险人更应当谨慎起草,因此在保险合同中,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作用更突出。{2}364当保险契约之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制人之解释。
  专门技术说。该说认为,保险条款中涉及术语有专门化倾向,同时还夹杂着法律、统计、精算、医学、建筑、气象等各行各业的专有知识和词汇。这种术语的专业化和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如果保险人合理运用复杂的保险技术,并能公正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保险条款的必要。但在实际情况中,保险人往往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过多使用专业术语,且文字冗长晦涩、模糊难懂,一般的投保人没有专门的保险知识和经验,很难完全理解保单语言所要表达的含义。所以说,对保险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保护弱者说。该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1)交易能力不对等,交易地位悬殊。保险人多数都是拥有巨额资本与雄厚人力的法人机构,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多为中小散户或者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均无法与保险人相抗衡的中小法人。因此,被保险人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双方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2)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5}交易能力的不对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本就没有与保险人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只能或多或少地自愿屈从于由强者一方提出的合同条款和那些经常被人模糊理解的合同条款,所以,当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基础和目的,是基于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并且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缺乏保险业务知识,在交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问的利益,当保险条款存在歧义或模糊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就成为必要。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
  我国《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规定,对于保险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有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理解为“优先原则”,只要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有“争议”时,就无条件地使用这一原则,从而作有利于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法院运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弱者一方利益,“但如果无原则地扩大适用,可能会损害保险人一方的利益,这也违背了合同公平原则。”{2}365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具体说来,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保险合同确实存在疑义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保险合同条款存在“疑义”(ambiguous),或保险合同条款的“含混”(ambiguity)。模糊的条款就意味着两种以上的含义。{4}4—65如果一个词语经过合理地推理可能存在多种解释,那么该词语的意思就是含糊不清的。
  有无疑义,不是基于合同当事人的判断,而是基于一个中立的、“具有通常智力水平的普通人”的判断,同时也要考虑当事人是否“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6}。在司法实践中,法庭所关注的并不是保险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保单持有人所能理解的意思。{7}然而,如果该词语在商业或其他场合使用时具有技术性或者专门性的含义,那么即使诸如保险专家能清楚地理解该词语的意思,法院仍然会发现该词语的意思是模糊不清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只有解释的复杂性,并不必然形成语意的含糊不清;仅凭对词语的理解存在着争议,并不能证明其语意是含糊的。{4}4—75确定一个词是否含糊,关键不在于保险人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一个词是专业术语或在交易过程中被赋予特别的含义,即使这种含义对保险人来说是清晰的,但只要保单持有人持有疑义,法院仍然会认定语言是含混的。
  在Gordinier v.Aerna Cad.& Sur.Co.{2}358一案中,在法官看来,尽管合同中的语言是清晰的,但一般的消费者无法理解,法院仍然以普通消费者的理解作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判决。如果合同文字语义均清晰,当事人双方的意图明确,即使当事人事后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法院或仲裁机关也不能对此条文进行不利于合同起草方的解释。为了使不利解释规则得以适用,保单持有者必须首先阐明其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该理解应区别于保险业者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而且对法院来说其应表现为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4}4—75
  必须注意“有争议而无疑义”的情况。合同当事人之间所产生的争议,有的是因为合同条款存在疑义而产生争议,有的不是因为合同条款存在疑义而产生争议。而后一种情形下,虽然有争议,但是并没有疑义,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在有争议时,首先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其他一般性的解释原则进行解释,只有在真正出现疑义时,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绝不能过度扩大该原则的适用前提。
  (二)其它解释原则无法解释保险合同时方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对于合同条款疑义的解释,除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外,还有其他解释原则,如整体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许多法官及仲裁人员误解为“只要保险双方对合同内容有争议,就理应适用疑义条款解释原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保险合同属于合同中的一种,本应遵循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立法、司法对合同的解释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合同解释的随意性,加之合同法解释原则的规定滞后于保险法,缺乏可操作性,而实际上,对于保险合同的解释不是仅仅依靠一个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完成的,应当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解释制度。
  目前,理论界就关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使用颇有争议,有人主张,当保险合同中存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条款,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认为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解释疑义条款,会给司法工作带来方便和效率,也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但该作法对保险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有人则主张,保险条款的解释同一般合同解释原则一样,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完全超脱,没有必要去作有利于或不利于任何一方的解释。还有人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折衷”使用。相比较而言,“折衷说”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保险合同既然是合同的一种,其当然应具备商事合同的共性,《保险法》作为一部特别法,它的基本原则还是应当遵循合同法,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应为:
  首先得以适用的原则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有人称为“真意解释原则。”这其中包括:意图解释原则,这一原则的基础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订约时的历史背景、客观情况等进行分析判断,以寻求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意图;有效解释原则,即根据一个条款可能做出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时,就采取最适合合同有效的原则进行解释;目的解释原则,当文字可能做两种解释时,就采取最适合合同目的的解释;习惯解释原则,即对于有歧义的文字按订约地的习惯进行解释;整体解释原则,即合同的全部条款可以互相解释,以便确定每一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含义;明示条款优于默示原则,合同变更优于合同正文原则等等。李秀芬:论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保险契约之解释应探求契约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文字;如有疑义时,以有利于被保险人之解释为原则。”可见其立法并不当然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而是有个前提——不得同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即探求当事人内心真意原则相冲突。只有当基本原则用尽而争议局面仍旧存在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才能得以适用。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和其他一般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渐次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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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奇选编,丁玫译.民法大全选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7.

{2}徐卫东.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Edwin W.Patterson,The.Delivery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J),33 Harv.L.Rev.198,222.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4}(美)Jeffrey W.Stempel,Stempel on insurance contracts,3rd ed(M).,Aspen,2005.

{5}(美),J、哈罗德—斯凯博著,荆涛等译:国际风险与保险(上册)(M).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169—191.

{6}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0.

{7}C & H’Plumbing & Heating,Inc.V.:Employers Mut.Cas.CO.,264 Md.510,287 A.2d 238(1972);Couch on Insurance(3d)§21:14.

{8}Machael R.Knox,Insurance Contract:Rule of Construction,Judicial,Consumerism,and Coverge (J),135 New L.J.198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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