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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副标题】 合理定位及实践意义探讨
【英文标题】 Applying Proof Standards of Excluding Reasonable Doubts in Criminal Trials in China
【作者】 余剑【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 证据确实充分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5
【页码】 154
【摘要】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从目前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呼声和做法。本文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英美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情况的实践考察,揭示了两种证明标准在功能实现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一种辅助性证明标准的观点,并阐释了其实践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787    
  近年来,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一直是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诉讼理论界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立足于“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的争论[1]及由这场争论引发的对我国应否借鉴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探讨,至今尚无定论。然而,从刑事审判实践来看,在近年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关于死刑案件审判的一系列讲话中,[2]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一些地方性刑事审判规范中,已经出现了在死刑案件证明上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提法。[3]
  笔者认为,尽管上述讲话和规范关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表述尚不尽一致,但标志着在死刑案件中,出于严格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需要而引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合理因素,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共识。在理论上尚未定论,立法尚没有明确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变革中再次出现了实践先行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和审判实践需要出发,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进行准确理解和评价,对其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运用的合理定位进行探讨,以正确引导实践变革的方向,指导刑事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正确理解和适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客观评价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一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完整表述应当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一般来说,“排除合理怀疑”作为一种定罪的证明标准,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美刑事审判实践中,并分别通过英美最高司法机关的判例所确认,成为各自国家通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4]从英美刑事审判实践来看,“排除合理怀疑”的具体含义始终没有被明确、权威地予以界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5]相反,“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尽管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仍然没有被其他标准所取代,并且为司法界和社会公众广泛认可,成为英美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对其含义的界定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也大多是通过判例的方式进行表述的。英国的丹宁勋爵曾在其判决中有过一段经典阐述:“定罪的证明标准不要求达到确定无疑,但必须达到相当高程度的现实可能性……如果定罪证据十分不利于被告,仅仅有很微小的无罪的可能,该种可能可以以‘当然有可能,但并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来予以排除,定罪就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但低于此标准不能定罪。”[6]这一定义揭示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所在,但其解释方式尚不够通俗。为使陪审员能够更为清楚地把握该标准,英美判例中又先后出现了将“合理怀疑”界定为“在日常生活中足以使人在决定重要事务时产生犹豫的不确定性”、“一种有理由的怀疑,不能是一种推测或猜疑”、“一种建立在共同意识基础上的怀疑”以及将“排除合理怀疑”界定为“一种对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的坚定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等界定方式。[7]但上述多元的表述方式并没有使实践中陪审团更为明确地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反而由于各种观点之间的争议而使理解更为复杂化。此后,英美国家先后制定出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的标准指示。但从整体上看,目前英美国家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界定仍处在不完全确定的状态。
  英美刑事审判中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含义界定上的争议,并没有影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从英美刑事审判实践来看,对“排除合理怀疑”含义理解的上限和下限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说,在承认诉讼证明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程度的前提下,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求达到诉讼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一旦下级法院在法官指示中或判决中表现出低于这一下限来把握证明标准的情况,上级法院会通过判例对其予以纠正。此外,英美国家刑事审判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是通过一系列程序和证据制度保障而发挥作用的。首先,在审前阶段,辩护律师可以通过审前动议,将检方指控的缺乏表面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的案件阻止在陪审团审判之外;其次,在直接言词原则和对抗式审判模式的保障下,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均能够在庭审中得到展示和质询;再次,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制度能够保证陪审团对事实认定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上获得专业性的指导;最后,陪审团的一致裁断原则,从约束陪审员个体理解的随意性上保障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起到防范无辜的人被定罪的制度功能。
  正因为如此,在英美国家中,尽管有人提出过用其他表述方式替代“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但始终没有被司法界所认可。[8]“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证明标准之所以在英美刑事审判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该标准是在英美刑事审判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在英美判例法传统下,其作为既定成例在司法界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且其通过陪审制度的实践,在普通民众中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共识;2.该标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兼顾了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价值目标追求。“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明确赋予了控方证明责任,体现了在错误定罪和错放有罪的风险分配上偏重于防止错误定罪的倾向,[9]且立足于现实,不要求证明的绝对确定性,允许在仅存在非现实的无罪可能性下定罪,使刑事诉讼能有效实现保护社会的目的;3.“排除合理怀疑”不仅是作为一种主观确信程度的标准,而且是作为一种对证据进行推理判断的方法在发挥着作用。[10]这种推理判断的方法是一种反证法、试错法,通过对抗式的审判方式,在控方运用证据对辩方提出的种种怀疑进行排除、解释后,使陪审团形成确信被告人有罪的主观判断。
  二、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实践考察
  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是通过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确立的,并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继续保留,在实践中已运用了二十多年。对于该标准的具体含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地界定。对如何具体判断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学理上比较权威的解释有陈光中教授提出的四点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即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唯一结论。[11]
  从上述定义来看,“证据确实充分”在学理上被理解为是一个相当高的,并近乎客观真实的标准,其含义中显然已经包含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内容并且高于该标准。也正因此,我国一些反对引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学者认为,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会降低我国的定罪标准,从而“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错案”。[12]然而,通过对我国刑事审判实践进行考察,上述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学理解释并没有在诉讼实践中被刑事法官真正地运用和把握,凸现出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情况。近年来媒体报道的一系列错案中,[13]其定罪证据均被法官判断为“证据确实充分”,但与上述“四标准”的要求却相去甚远。有论者在对某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60件有罪判决的刑事案件进行实证考察后,认为在证明标准上完全符合学理上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的,只有59.6%;而相当大一部分生效的有罪判决中,证据是基本能够印证和采信。[14]事实上,一部分实务界论者提出关于我国引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主张,均并非意图降低我国的定罪标准。而是基于实践中对“证据确实充分”把握的标准从总体上并不高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认识。[15]
  实践中法官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虽然并非严格按照学理上的“四标准”,但也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的“凭个人的理解,感性的判断掌握”。[16]一般来说,实践中理解“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是对据以定罪的证据质和量的要求。“证据确实”要求证据经庭审质证,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证据充分”则要求证据达到一定的量。而对于这种量的标准,实践中是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进行主观判断。从这种主观判断的实践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对两类案件不同的把握方式:
  一是对被告人作有罪供述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实践中的把握标准可以概括为“口供有效印证”标准,即对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只要有其他有效的定罪证据相印证,则可以认为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法官对于案件定罪内心确信的程度,主要是通过印证口供的证据的有效性大小来把握的,即考虑印证证据是“先供后证”还是“先证后供”,是相对固定的物证及鉴定结论还是证人证言来判断印证的有效性。
  二是对于被告人没有作过有罪供述的案件,也就是实践中所称的“零口供”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实践中往往在把握“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时比较严格,要求必须有能够得到有效印证的直接证据(被害人陈述或目击证人证言)证明,或者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锁链,对于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有罪判决,一般均要求达到证据体系的完备性和定罪结论的唯一性。
  从这一实践考察的情况来看,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把握,并不是侧重于对证据中合理怀疑的排除,而是侧重于对定罪证据的有效印证进行分析判断,“证据确实充分”的实践把握中,并没有必然地包含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
  三、“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比较分析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设定解决的是关于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达到何种程度可以确认案件并据以定罪量刑的问题。[17]一般来说,刑事诉讼汪明标准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基本功能,一是应当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对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具有引导和制约的作用;二是应当具有防止错误定罪,保障刑事审判质量的功能。[18]
  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和“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考察和比较,笔者认为,两者作为刑事诉讼定罪标准,在对其功能实现的追求上具有一致性,两者都反映了对定罪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反映了防止错误定罪的愿望,并在实践中起到了对法官定罪判断的制约和保障作用,且在表述方式上与“内心确信”的表述方式相比,更具有客观性的特点。“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从对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环境的适应性上更优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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