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
【作者】 骆锦勇【作者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25【页码】 40
【摘要】

我国刑法历经数次修改,大多是针对分则条文的增删和具体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整,而关乎刑罚制度补充和完善方面却鲜有涉及。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刑罚制度,这既是对现行刑罚体系的一次重要完善,也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立法的一大进步。从价值功能上评价,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随附于死刑立即执行之下的刑罚执行措施,其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和死刑缓期执行的加重,旨在最大限度追求罪责刑均衡和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价值功能。在司法适用上,必须体现刑罚个别化的要求,正确理解和把握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和条件,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确保其只适用于刑法规定的少数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特定犯罪分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191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五十条修改后增加了第二款:“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后在第四款中规定:因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是我国首次在刑法中确立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刑罚制度。攀于目前对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制度尚缺乏系统性认识,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价值功能及司法适用等问题作一些探析,以有利于该刑罚制度有效实现罚当其罪的目的。
  一、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的价值功能
  在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我国刑法从未确立过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法律界对此问题的认知也是基于域外的立法例和司法例。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刑罚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个种类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个种类附加刑,此外对犯罪的外国人还可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笔者认为,从刑法地位上看,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不是独立的刑种,是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特定犯罪分子不执行死刑的刑罚执行措施。而刑法之所以新增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制度,显然是出于对刑罚制度弊端的反思和对刑罚价值功能的重视,通过补强刑罚执行措施及发挥长期自由刑的死刑替代功能,既有效控制和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又对受刑对象和社会形成强大震慑,从而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得到切实贯彻。
  (一)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之刑罚完善功能
  从经济、社会和法治总体发展水平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而这种差距恰恰决定了我国刑罚不可能像发达国家刑罚那样轻缓。尽管轻刑化是未来刑法的发展趋势,但轻刑化不是绝对的低刑化,更不是一概非监禁化甚至刑罚虚无化,而是在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和有效惩罚犯罪的前提下,使刑罚回归宽和化、个別化、人道化及实现保障人权的功能。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法治进步,从可罚性、合理性、谦抑性和适当性上权衡,将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引人刑罚制度是必要、合理和可行的,也符合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走向。
  其一,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
  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刑罚体系、刑罚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价值观念影响的产物,或者说它至少不能背离这种价值观念的基准。[1]在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废除死刑条件和刑罚实际执行中存在死刑过重、生刑过轻问题的现实背景下,必须通过改革自由刑制度,用相对更严厉的长期自由刑来替代生命刑,以有效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因为从社会价值观念基准衡量,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作为对某些具体犯罪不适用死刑时的替代措施,是基于罪责刑相适应要求而采取的严厉性与死刑立即执行基本相当或者相近的刑罚措施;[2]而从罚与罪的标度或标准衡量,适用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给罪犯带来的剥夺性痛苦并不亚于死刑立即执行,以之替代死刑立即执行能最大限度实现在实质上限制死刑被实际适用的价值功能。
  其二,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是一般死刑缓期执行的加重。以往实践中,常常出现减刑条件把握过宽,减刑频率过快、次数过多,假释条件掌握过于宽松,存在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刑期较短,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相比法律后果相差太大的情况。[3]鉴此,两个刑法修正案分别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特定罪犯可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既体现了与一般死刑缓期执行的区别对待,也体现了严厉性更甚于一般死刑缓期执行的行刑加重。当然,这种行刑加重是相対于两个刑法修正案之前而言一彼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大多实际只须承担有期徒刑的法律后果,与死刑立即执行相比反差很悬殊。
  其三,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对刑罚制度的完善。从制刑、量刑上看,我国刑法在有期徒刑和死刑之间一直有与终身监禁大体相当的无期徒刑,而且对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明确规定需满足一定条件才能予以减刑、假释,即在某种意义上刑法本身已体现了“限制减刑”的精神。但从行刑实践看,之前还同时暴露出重刑判决形同虚设、无期徒刑有名无实、减刑假释缺乏约束等诸多弊端。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强调刑罚“轻”与“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和合理协调,用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等措施对一些罪犯的减刑假释权利予以必要限制,使刑罚结构更趋合理、体系更趋完善,并能切实防止减刑假释裁量权行使的随意性,有效保证重刑判决得到切实执行,最大限度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功能。
  (二)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之罪責刑均衡功能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显然,刑罚与罪行、刑事责任相适应,在目前所要求的并不是某一犯罪和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之间的那种完美适应的关系,而是对不同犯罪的惩罚应当在罚与罪的标度或标准上相当于相应犯罪的恶或严重性。[4]笔者认为,只有在罪与刑之间构建一个刑事责任的连接点,并使之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各阶段,才能在具体案件上实现罪责刑均衡的刑法价值。而刑法新增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制度,就是为了追求刑罚与犯罪危害程度、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刑事责任之间的均衡。来自北大法宝
  其一,限制减刑旨在追求法律后果与犯罪后果的对称。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狙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5]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一些犯罪分子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已体现出我国刑罚制度的足够强力,且刑事司法也一直力求该惩罚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对称。然而,由于这些罪犯只要在二年内不再实施故意犯罪便能从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就难免造成其实际承担的法律后果与极其严重罪行之间明显不相对称,适用于重罪的死刑缓期执行很难实现重刑的后果。再则,之前立法对这类罪犯的减刑幅度、次数等均未作严格限制,减刑裁量权缺乏刚性约束等,减刑制度所存在的这些不足也需要用限制减刑等措施来弥补。
  其二,终身监禁旨在实现罪责刑均衡价值。虽然终身监禁与无期徒刑在字面含义上大体相当,但事实是只有终身监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期徒刑,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一般毋须“牢底坐穿”。由于在我国现阶段彻底废除死刑既不现实也无可能,而刑法对有期徒刑最高刑期的设置又明显偏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刑期更低,这就必然导致自由刑与生命刑之间空当过大、罪责刑之间不够均衡,需通过提高有期徒刑最高刑期及增设限制减刑、终身监禁等刑罚措施来调整、掣肘和平衡。
  其三,跟制减刑和终身监禁旨在凸显刑罚个别化。一方面,不同性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各不相同,因而应根据刑罚个别化原则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减刑假释上予以区别对待,即让一部分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和特别重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罪犯承担更重法律后果,付出更大犯罪成本。另一方面,严厉的惩罚性和痛苦性是刑罚的本质,也是刑罚的自然属性,[6]而对于绝大多数贪污受贿犯罪分子来说,除了生命刑以外,适用长期自由刑显然最能让他们体会到惩罚性痛苦,因而对其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决定终身监禁,或许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效果会更好。
  (三)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之刑罚伦理功能
  尽管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是适用于不同性质犯罪的替代性刑罚措施,且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尽相同,立法时又分别将之纳入于刑法总则和分则相关条文之中,但它们在性质上均属“随附”于死刑立即执行之下的刑罚执行措施,在适用对象上均针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功能上均体现为对减刑裁量权的必要约束,在法律后果上均构成对罪犯人身权利的严重限制和剥夺。因此,二者在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整体性能上彼此照应,在适用条件和程序上彼此协调,在刑罚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既互相独立又互为支持的刑罚伦理关系。
  比如即使是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也同样享有按照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从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刑事奖励权利,而且在减刑条件和程序适用上与被决定限制减刑的那些罪犯相同。所不同的是,终身监禁一旦决定即不受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哪怕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在减为无期徒刑后再予以减刑;而被决定限制减刑的罪犯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从死刑缓期执行直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再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甚至还可以在遵循刑法第七十八规定的实际执行刑期下限的前提下再减刑。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限制减刑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限制减刑,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限制减刑。
  二、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
  刑法增设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制刑越来越趋于功能化,而当前亟需解决的何题是如何实现量刑和行刑的功能化,从而使这些刑罚措施在具体案件中实现罚当其罪的功能。因为现在一些法官之所以量刑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最重的刑罚留给最重的犯罪,总认为自己手中的犯罪是最严重的,结果往往是导致量刑不均衡。[7]笔者认为,适用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全面考察犯罪的社会危害、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各种因素,尤其不能忽视从轻情节在所有情节中的作用的考察,确保该刑罚措施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论罪该处死刑而实际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特定罪犯。
  (一)限制减刑的适用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一)》)和《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二)》),适用限制减刑应注意把握:
  首先,从适用对象上,限制减刑只适用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笔者认为,此处的“累犯”并无犯罪性质限制,但从罪责刑均衡考量,一般是指前罪亦系暴力性犯罪的累犯;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指除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犯罪以外其他根据刑法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且“有组织”和“暴力性”两个要素应同时具备,如有组织地实施刑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武装叛乱暴乱罪、第三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等。
  其次,从适用条件上,限制减刑的条件“由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决定”,具体是指根据犯罪分子所犯罪行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因有特殊从宽情节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为体现罪刑相适应和避免与一般死刑缓期执行等同混淆而对其同时适用限制减刑。如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屡教不改,论罪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因犯罪手段不是特别残忍、对象不是无辜特殊群体而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或者有法定从轻情节,根据所犯罪行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处罚过重,但判处一般死刑缓期执行又处罚过轻的;或者基于可宽恕动机实施了后果极其严重的犯罪,论罪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可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等。
  再次,从法律后果上,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的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应比被判处一般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刑后实际执行刑期更长。根据刑法第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北大法宝,版权所有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919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