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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民事制裁制度性缺陷评析
【英文标题】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s on Institutional Shortcoming of Civil Sanction
【作者】 魏盛礼【作者单位】 南昌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制裁;司法权;正当程序;制度性缺陷
【英文关键词】 civil sanction;judicial power;due process;institutional shortcoming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5)05—0040—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5
【页码】 40
【摘要】 民事制裁是特殊时期的立法产物,也是法学理论不成熟的体现。这一制度表面上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但实际却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相违背,以司法权威的丧失为代价。在民事制裁中,法院行使了行政权和个案中的立法权,违反分权制衡的法治原则。同时,民事制裁制度也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应在未来的民事立法中取消民事制裁。在被取消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限制民事制裁的适用。
【英文摘要】 The civil sanction is the thing made in special period.In the face,it supports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In fact,it disobeys the passive and nature of judicature,and causes the judicial authority loss.When court carries out civil sanction,it exercises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legislative power in concrete case,breaches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which requests the power to be exercised by the different national organization.In the same time。civil sanction doesn’t agree with the request of match due process.In the future,civil sanction should be canceled.Before it was canceled, we can limit its application though construction of law by supreme cour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872    
  
  

民事制裁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过程中有违法行为,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实施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1]。自《民法通则》规定民事制裁制度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也相继颁布有关民事制裁的司法解释以满足形势的需要。形成了一个以《民法通则》为中心,辅之以相当数量的司法解释的关于民事制裁的制度体系。近年来,为了配合打击侵权行为,特别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最高法院接连颁布针对具体的民事违法行为的民事制裁的司法解释,民事审判中存在着广泛的以民事制裁取代行政处罚的趋势。地方各级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广泛适用民事制裁,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该制度对于制裁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落实“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因民事制裁制度有一定的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的功利作用,又符合一般社会大众“违法必究”的直观心态,法学理论界很少有人对民事制裁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评价,对该制度的弊端保持“集体的沉默”。但如果我们对民事制裁进行理性的分析,就会发现,民事制裁产生于人们对法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错误认识的历史时期,是法学理论不成熟的产物。该制度自设立之时起,就与法治所要求的分权制衡和正当法律程序等原则不相容,存在众多的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有对其重新审视和评价的必要。

一、我国民事制裁制度的立法状况和特征

我国关于民事制裁的规定,最早出现于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5条第3款。该条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最高人民法院后来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63条,对如何实施民事制裁及其采用的法律文书,做了简单的程序性规定。该条的第2款规定,“在诉讼中发现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需要给予制裁的,可适用民法通则134条第3款规定,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采用收缴、罚款、拘留制裁措施,必须经院长批准,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被制裁人对决定不服的,在收到决定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决定暂不执行。”自《民法通则》《意见》关于民事制裁的规定实施后,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常常对当事人实施民事制裁。但由于法律关于民事制裁的规定本身并不清晰,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滥用民事制裁的现象较为普遍,最高人民法院遂于1993年下达了《关于如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的复函》这一司法解释,对如何适用民事制裁进一步加以规范。最高法院的复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的含义,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国家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违反民事法律的当事人可以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才可以处以罚款、拘留;法律规定由有关行政部门处以罚款、拘留的,应由有关行政部门予以处罚。”这一司法解释旨在规范民事制裁,减少行政权和司法权混淆。但最高法院为了配合国家人世后保护知识产权政策的实施,2001年颁布了《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2年又颁布了《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三个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尽管法律和行政法规只规定了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对知识产权侵权人进行处罚,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纠纷案件中,仍然可以参照《专利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侵权人,处于罚款、没收等民事制裁。这三个司法解释事实上又对《关于如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的复函》起了否定作用。尽管最高法院前后下达的有关民事制裁的司法解释多达二十多个,但整体上仍处于较混乱状态。

民事制裁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处罚措施。与其他法律制裁制度相比,民事制裁主要有如下特点:首先,民事制裁只适用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它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依职权主动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实施的制裁,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即使有违法行为,如果该民事案件未诉诸法院,法院也不能对其进行民事制裁;其次,民事制裁针对的是,当事人在诉讼前的民事活动过程中实施的违法行为。民事制裁与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区别之处在于,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针对的是被制裁人在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实施了违法行为,目的是为保障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本身不是一种惩罚性措施。而民事制裁是因为当事人民事诉讼之前的民事活动中有违法行为,是对当事人的惩罚;再次,法院的民事制裁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当事人在民事活动过程中有违法行为,即使被触犯的法律本身并没有规定因当事人的该种违法行为应当受到处罚,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仍可以依主观自由裁量权,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的民事制裁措施。法院在采取民事制裁措施时,并不需要有具体的实体法依据;最后,民事制裁是中国特有的民事实体法制度。世界各国的民事实体法中都有关于民事责任的具体制度,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为了保障民事诉讼顺利进行,对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但在民事实体法中规定民事制裁,却是中国特有的。

二、民事制裁的制度性缺陷分析

民事制裁的首要危害,在于民事制裁背离了司法权的本质。实施民事制裁的主体,限于各级法院。依照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人民法院是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法院的审判权,应属司法权当无任何疑义[2]。然而,民事制裁制度背离了司法权的本质,违反司法中立的原则,弱化了司法权的权威与公信力。尽管人们对司法权的本质属于判断权、裁判权、独立权还是审理案件权尚有不同的认识,但与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具有如下特征:1.司法权的被动性。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对其拥有的司法权,并不主动行使,无论在司法权的启动程序方面还是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法院应始终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对非因控诉或反驳的任何事项,均不加以裁判,更不能主动地干预社会生活。这一点,各国的民事诉讼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法官应当对所有请求事项并且仅对所请求的事项为裁判宣告。”第7条同时还规定:“法官不得以在法庭辩论中未涉及的事实为裁判依据”{1}。《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46条:“对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事项,法院不得作出判决。”{2}这些规定,都是司法权被动性的集中体现。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行政机关针对社会形势的发展,有权力和责任主动采取具体干预措施,以期社会生活按照行政机关的意愿发展和变化。2.司法权的中立性。司法权的中立性,是指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只依照法律规定的规则认定事实,并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裁判。至于这种裁判是否符合民意,是否符合社会公共政策,以及该裁判将会带来何种政治影响,都不是司法机关进行裁判时所应考虑的因素。司法机关不应就其依法作出的裁判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司法权的这种中立性,不但体现在民事裁判中,也贯彻在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中。为了保持司法的中立,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法官的产生方式不同于立法机关的民意代表和行政官员,法官不采取选举制,而采取任命制。一旦被任命为法官,除非有违法犯罪行为,将任职终身。3.司法权的终局性。司法最终裁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不但为法治国家列为基本的法治原则,而且为许多国际条约所明确规定,WTO的条款中也有相关要求。按照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行政机关依照法律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任何干预活动,任何有关法律问题的争议,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最终都有权诉诸司法裁决,寻求司法救济。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决定乃至立法机关的立法享有司法审查权,司法机关的裁决具有最终的确定性。而行政权则不具有终局性。行政机关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对涉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若干事项做出裁决,具有一定的效力。但行政裁决涉及的当事人如果不服行政裁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该行政裁决是否应当维持取决于法院的终局裁决。对于司法权这种国家权力,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3}。这种看似很弱的司法权之所以具有终局性,来源于司法权的被动性和中立性。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司法机关不能主动追求某种价值目标,只被动地对当事人的争议依照法律规则做出裁判。而且,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完全持中立的态度,当事人诉讼的结果与法院不具有任何利害关系,司法机关不是争诉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司法机关完全处于利益超然和价值中立的处境决定了司法裁判比行政机关做出的裁决在公平上更有制度性保障,司法权的终局性据此得以确立,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也获得制度性保障。

民事制裁制度的存在却破坏了司法权的被动性和中立性,最终也损害了司法权的终局权。依据民事制裁的规定,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发现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有违法行为,可以依职权主动、直接地对当事人实施制裁措施。这就意味着,在无当事人控诉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主动地行使司法权,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完全抛弃“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民事制裁制度得以成立,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并不仅是当事人争议的中间裁判者,还以事先预设的价值标准或者法律标准,对当事人民事活动中的全部行为进行是否合法、是否应当承担其他法律责任进行全面的判断,而不单纯地是当事人的争议裁判者。这些都是对司法权被动性的公然否认。法院在实施民事制裁时,司法中立的原则也不复存在。基于司法权的终局性来源于司法权的被动性和中立性的事实,当法院的民事制裁破坏了司法权的被动性和中立性时,司法权的终局性基础也已动摇,司法权的公信力也因民事制裁而陷入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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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罗结珍译.法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2}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91.
{4}(法)孟德斯鸠.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译.论法的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84.
{5}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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