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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跳出贪污罪主体和客体双向背离的逻辑怪圈
【副标题】 论贪污罪主体应当重新界定
【英文标题】 To Avoid the Logic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rruption Offender and Its Object
【英文副标题】 On redefining of the denotation of the corruption offender
【作者】 江献军李建波【作者单位】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贪污罪;主体;客体;立法建议
【英文关键词】 guilt for someone accused of corruption;subject;object;suggest of legisla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5)05—0136—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5
【页码】 136
【摘要】

认为我国刑法中贪污罪的立法规定存在主体和客体的逻辑矛盾,因为,我国的犯罪构成是一种耦合式的平面结构,主体和客体之间在逻辑上相互规定。为跳出这一逻辑误区,应对贪污罪的主体范围重新加以界定。

【英文摘要】

Chronicalling and companing differences between offenders and victims to show logic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criminal law regarding corruption.The writer thinks that in order to avoid the logical mistakes,the denotation of the corruption offender should be redefin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888    
  
  

自1952年的《惩治贪污贿赂条例》伊始,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为止,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也几经变迁,但其犯罪构成始终存在着逻辑上的抵牾,尤其是97《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构成竟陷入了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双向背离的逻辑怪圈,这不仅与我国的刑法理论相悖,而且还导致了刑法总则条款和分则条款、分则条款与分则条款之间的逻辑冲突。笔者认为,要跳出这一逻辑怪圈,需对贪污罪的主体重新加以界定。

我国刑法中的贪污罪,最早见之于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罪条例》第2条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关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虽然这是一个外延甚广的概念。但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出:其主体是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主要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次要客体为国家财产所有权。这个立法规定把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违法取利的行为吸纳于广义的贪污罪的构成范围,这是适应当时的法律需要的,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在1956年对资本家的资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之后,为了保护公司合营企业的国家财产权,最高人民法院在1957年8月的一项司法解释中,把公私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利用职权违法取利之行为,也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论。这就不适当地扩大了贪污罪主体的范围,突破了犯罪主要客体对犯罪特殊主体的规定性。为了保护刑法的次要客体,不惜扩张犯罪主体,进而牺牲立法的逻辑严密性。这一司法解释的模式,对以后贪污罪的司法解释和立法影响甚大。

1979年制定的刑法典第155条对贪污罪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由于把受贿罪从贪污罪中剥离出去,因而形成了一个内涵明确的贪污罪概念,这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行为。79《刑法》明文规定了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该刑法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83条规定为:“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关于本罪的客体,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这一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主要客体为公共财物的所有权,次要客体为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威信{1}。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刑法对贪污罪的这一规定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主体和客体互相制约,相互规定,在逻辑上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其规定的犯罪构成亦与我国的刑法理论相符合。但是,由于79《刑法》对我国公共财产的保护手段较为单一,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贪污的问题,没有适当的刑法对策,因此,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做出司法解释,把贪污罪的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无论是按照79《刑法》的第83条的规定,还是按照第155条第3款的规定,都不能当然地包含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两高”的司法解释虽是无奈之举,但却不适当地扩大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同时也突破了犯罪的主要客体对犯罪特殊主体的质的规定性,因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对国家机关的威信造成损害。

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吸纳“两高”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79《刑法》中规定的贪污罪进行了修改:“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根据198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包括以下5类:(1)刑法155条中规定的“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2)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3)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承包经营者;(4)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5)中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两高”的这一规定,对贪污罪主体的范围进行了极度地扩张。虽然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就是说,面对一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承包、租赁制度,出现了一大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托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经济生活现实,扩大贪污罪的主体实属不得已为之。但是,这种情况严重背离了设立贪污罪的立法宗旨,实际上使贪污罪变成了用刑法手段保护公共财产的无所不包的口袋罪。使刑法用贪污罪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的立法意图落空。

1997年7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对贪污罪进行了新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同时在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进行了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上述规定和以前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相比有如下特点:

其一,将贪污罪从“侵犯财产罪”中剥离出来,与贿赂犯罪组成“贪污、贿赂犯罪”一章。相应地其犯罪客体也发生了变化。权威教科书认为,97《刑法》贪污罪的客体仍是复杂客体,但其主、次客体的位置进行了互换,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成了本罪的主要客体,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是本罪的次要客体{2},这就说明:贪污罪的性质较以前发生了变化,其不再是侵财性犯罪,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

其二,将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从贪污罪中剔除,纳入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重新界定了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具体来说,97《刑法》中的贪污罪主体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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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高铭喧,马克昌.中国刑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525.

{2}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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