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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权》
社会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监护、辅助制度的思考
【作者】 王丽萍【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老龄化社会;监护制度;成年监护;辅助制度;“二元”保护模式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40
【摘要】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我国《民法通则》中的监护制度提出了新挑战。《民法总则》适应时代要求,对于监护制度作了若干重要修正与补充,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范围不再仅局限于“精神病人”、增补意定监护制度、临时监护制度、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等,但其规定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基于《民法总则》关于监护制度的框架性规定,在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为适应老龄化社会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需要,应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监护制度,包括改变监护的单一模式,完善成年监护、成年辅助制度的“二元”模式,扩大受保护的被监护主体范围,完善现有的意定监护、监护监督制度等。

【英文摘要】

The aging society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guardianship system in General Rules of the Civil Law of PRC.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adapt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makes some important amendments and supplements to the guardianship system. The scope of adults with civil disability or limited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supplementary 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temporary guardianship system,or the guardianship revocation system,etc.,but there are also many deficiencies in its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provisions of the existing guardianship system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in the compila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ume of the Civil Code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the need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n an aging society,further improve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including changing the single pattern of the guardianship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dual subject” pattern of adult guardianship and adult support system,expand the scope of protected subject of guardianship,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system of intentional custody,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and guardianship and supervision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274    
  
  

老龄化社会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社会。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该地区即进入老龄化社会。[1]中国大陆自2000年开始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2]以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例,我国在2000年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7%,之后呈快速上升的趋势,至2016年比重升至10.8%。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139,538万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16,658万人[3],占总人口数的11.9%。具体见表1。

表1 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情况[4]单位:万人

┌─────┬────────┬──────────┬────────────┐
│年份   │总人口(年未)  │65岁及以上人口数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
│1982   │101,645     │4,991        │4.9           │
├─────┼────────┼──────────┼────────────┤
│1990   │114,333     │6,368        │5.6           │
├─────┼────────┼──────────┼────────────┤
│1995   │121,121     │7,510        │6.2           │
├─────┼────────┼──────────┼────────────┤
│2000   │126,743     │8,821        │7.0           │
├─────┼────────┼──────────┼────────────┤
│2005   │130,756     │10,055       │7.7           │
├─────┼────────┼──────────┼────────────┤
│2010   │134,091     │11,894       │8.9           │
├─────┼────────┼──────────┼────────────┤
│2015   │137,462     │14,386       │10.5          │
├─────┼────────┼──────────┼────────────┤
│2016   │138,271     │15,003       │10.8          │
├─────┼────────┼──────────┼────────────┤
│2017   │139,008     │15,831       │11.4          │
├─────┼────────┼──────────┼────────────┤
│2018   │139,538     │16,658       │11.9          │
└─────┴────────┴──────────┴────────────┘

2017年1月21日,华盛顿大学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论坛上,华盛顿大学弗里德曼老龄化研究中心的主任Nancy Morrow-Howell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从2005年的1亿增至3.29亿,8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大约1.2亿。如果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指标测算,这一比例从7%增加到14%,中国需要26年,而美国需要69年,法国需要115年。[5]而且,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程度较高、进展速度快、失能失智的高龄老年人多的特点。[6]如此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如何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就对民法中的监护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在阐释[201]7年颁行的《民法总则》成年监护制度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监护制度的规定、剖析其不足的基础上,探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成年监护与辅助制度并行的“二元”模式,以期对民法典的编纂有所裨益。

一、我国的成年监护制度

(一)《民法总则》颁行之前的成年监护制度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主要指对于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制度。就成年人而言,只有当成年人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才为其确立监护人。成年监护有关的法律条文主要有《民法通则》第17条、第18条、第19条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第一,适用主体主要是行为能力存在瑕疵的精神病人和痴呆症者。

第二,成年监护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有关单位等非自然人。《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精神病人的自然人监护人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经有关机构同意的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关系密切的亲友;精神病人没有自然人监护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2012年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规定,老年人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前可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事先没有确定的,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监护人。

第三,成年监护的方式包括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和意定监护三种。《民法通则》规定了成年精神病人只能适用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规定了意定监护,即老年人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之前可以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协议、确定监护人。对此,有学者指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一规定的立法意义就是表明中国大陆加入了成年监护制度改革的潮流,对老年监护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填补了对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的意定监护和指定监护制度的立法空白,适应了老年社会的迫切需求。[7]

第四,监护人的职责、权利及义务。监护人应依法律规定积极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依法行使监护权的行为不受他人干涉,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等。

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中,对成年监护适用的程序条件也做了相关的规定。遗憾的是,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关于成年监护均仅限于对精神病人(痴呆症者)的监护。

(二)《民法总则》关于成年监护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2章关于“自然人”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相同,依然规定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并基于自然人年龄、智力、辨认能力的不同,将自然人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总则》中与成年监护制度相关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关于成年被监护人及其行为能力。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关于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1)配偶;(2)父母、子女;(3)其他近亲属;(4)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第三,指定监护。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人民法院在撤销监护人资格时,应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第四,临时监护。在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另外,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时,亦应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

第五,意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履行监护职责。

第六,国家监护责任。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第七,监护人的职责。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限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八,监护人资格的撤销及恢复。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8]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1)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2)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3)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并不意味着赡养、扶养义务的免除,依法负担被监护人赡养费、扶养费的子女、配偶等,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后,符合条件时可以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即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第九,监护关系终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关系终止: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以及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

与《民法通则》中的监护制度相比,《民法总则》的规定有若干亮点。第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范围不再仅局限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精神病人”,不再使用“精神病人”的法律术语[9],而是使用了“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第二,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填补了《民法通则》的法律漏洞,规定了临时监护、意定监护、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与恢复制度;第四,强调指定监护和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和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民法总则》的这些变化,既回应了社会现实的需求,适应社会老龄化的变化,也体现了保障弱者、人文关怀的理念。[10]

二、《民法总则》关于成年监护制度规定的不足之处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人权保障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老年人利益的保护,关注成年障碍者的人权及其残存能力,发展了关于身心障碍人福利新理念,重视平常化(Normalization)和“尊重自我决定权”。伴随着尊重并保障身心障碍者人权的思想获得普遍的承认,一系列保护身心障碍者的国际性公约先后通过,如联合国1971年通过了《智力残疾人权利宣言》、1975年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宣言》、1991年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旗帜鲜明地宣示:老年人享有家庭和社区的照顾和保护;老年人应享有保健服务,以帮助他们保持或恢复身体、智力和情绪的最佳水平并预防或延缓疾病的发生;老年人应享有各种社会和法律服务,以提高其自主能力并使他们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照顾;老年人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充分尊重他们的尊严、信仰、需要和隐私,并尊重他们对自己的照顾和生活品质做抉择的权利。[11]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修改民法中原来的禁治产制度、准禁治产制度,从过去限制被监护人的行为到通过设置监护、照护、保佐、辅助等制度来帮助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同时强调国家责任。如,法国在1968年、奥地利在1983年、德国在1990年、日本在1999年、韩国在2013年分别对原来的制度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奉行一种全新的成年人监护、照护的理念,从全面监护转向部分监护,重视成年障碍者的人权,尊重其残余意思能力和自我决定权,援助其在不受歧视的条件下平等、正常地参与社会生活。改革后的成年监护制度尽管在立法形态上多姿多彩,但却呈现出相对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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