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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将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体系之思考
【副标题】 对美国学者Perez观点之分析与回应
【英文标题】 Thought on the Opinion of Integrating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to WTO
【英文副标题】 An analysis and respond on Perez’S opinion
【作者】 刘萍【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学院
【分类】 国际经济法【中文关键词】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司法改革;立法改革
【英文关键词】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judicial innovation;legislative innova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6)07—0101—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7
【页码】 101
【摘要】 美国学者Petez主张,应将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体系之中,并提出纳入WTO体系的司法改革途径和立法改革途径。然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帕氏的此种观点和方法如果付诸实施存在诸多困难。与此相对,通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拟定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应比将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体系更具可行性,效果更好。我国不适合贸然支持美国学者帕氏的观点。
【英文摘要】 American scholar Perez thinks that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WTO.And he thinks there are judicial innovation and legislative innovation to achieve it.But,we may find that Perez’s opinion and methods have many difficulties if they are implemented though analysis.On the other hand,achieving a convention though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be more possibility and better than moving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to WTO.Our country shouldn’t rashly support Perez’s opin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48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环节,也是整个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最终归宿,历来是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西方国际私法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动态就是,将有关国际私法制度,包括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也作为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加以研究,在此方面,已出现多篇权威性专论,透过贸易的视角研究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机制{1}。美国学者Perez更是撰文明确指出,应将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的视野和体系中。西方的这一研究动态,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即拟以美国学者帕氏的观点和论据为核心,对之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思考,并提出中国应对之策。
  一、帕氏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论据
  美国学者Perez于2001年在Berkeley国际法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判决的国际执行:私法和公法解决方法之争论》的文章{2}。在该文章中,帕氏认为通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订一个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多边公约,是一种一锤定音式的私法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无法根据各国情势的变化,对达成的既定公约条款作出相应的修改,其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也会把各国间关于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方面的纠纷纯粹作为“私法”问题来解决,而未能顾及国家利益。为此,帕氏主张,应采用公法之方法,将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体系之中,在WTO体系下建立判决的国际执行机制。
  帕氏主要提出以下理由和论据:
  第一,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一个与国际贸易相关联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安全是交易者考虑是否进行交易以及实现贸易利益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保障交易安全实现合法权益的手段或救济措施,换言之,如果判决权利经常得不到实施,就意味着,交易者将承担很大的商业风险,这势必造成国际贸易的阻碍。
  第二,将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可以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WTO救济体制不仅允许基于违反WTO规则而提出的权利要求,而且即使所实施的措施并非违反WTO规则,但如果其结果导致成员方贸易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也可提出权利要求。因此,即便在WTO体系中不能通过谈判达成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的新协定,也可将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歧视性作法所导致的一成员方市场准入权利受损问题,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构。
  第三,将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义务作为贸易问题纳入WTO,还可利用其中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PRM)。一旦WTO成员方就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作出承诺,则TPRM便作为监察人,检查各成员方就此领域的制度、政策和措施,敦促各成员方履行相关义务。
  第四,将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可以加强WTO自身建设,最大限度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从而使其工作和政策的制定更具普遍性和合法性。
  二、帕氏提出的路径及存在的问题
  尽管帕氏提出的上述观点和理由,看似具有一定道理,但细究帕氏为实现上述观点所设计的路径,却会发现此种观点和作法如果付诸实施尚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帕氏主张,将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有两种路径: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
  (一)司法改革路径——非违约之诉
  帕氏提出,司法改革途径就是在WTO没有就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达成新的协议的情形下,可以将之作为贸易问题或与贸易关联问题,依据WTO/GATT中相类似的先例直接引入DSB司法体制。
  帕氏认为,能使WTO法扩展到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最可利用的先例是GATT于1989年审理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在该案中.美国认为其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为本国专利者提供的救济是基于公共政策而设立的,其目的是保持竞争机会的平衡,并不构成对外国专利持有者的歧视。但是专家组拒绝了美国的申辩,认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在实施外国专利权和国内专利权方面采取不同的程序,违反了GATT的国民待遇原则,因为在涉及进口产品方面,美国1930年关税法赋予了本国专利持有者比外国专利持有者更加直接和广泛的救济措施。帕氏认为,专家组上述报告所确立的原则可以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以外的任何案件,即在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之间实施任何不同的司法程序和救济措施,均构成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因此,作为一种先例,GATT专家组的上述作法同样应当适用于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
  对于帕氏提出的这一司法改革途径,笔者认为,存在以下问题和阻碍:
  首先,对外国判决和内国判决采用不同的执行程序并不必定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因为国民待遇原则是以当事人国籍为标准的,而法院判决中管辖权的行使往往并非基于当事人之国籍,可能基于住所等其他因素。外国法院判决是由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并不必定是具有外国国籍的当事人胜诉的判决。如果在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设置限定性条件时,既针对外国当事人胜诉的判决,也针对内国当事人胜诉的判决,在内、外国当事人方面一视同仁,则很难说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
  第二,WTO规则体系中确立的国民待遇是有具体涵义和适用范围的。在WTO中,国民待遇是指,WTO的一成员方对其他成员方的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所提供的待遇,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所享有的待遇{3}。可见,WTO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对象并不包括外国法院判决。
  第三,关贸总协定的实践和争端解决谅解的条款都说明,在没有违反WTO协定中明确规定之义务的情形下,指控方如欲提起一非违约之诉,须承担较高举证责任。在非违约之诉中,指控方应至少证明以下三项内容:1.相关措施是政府行为;2.相关措施为谈判具体承诺时所无法预见;3.相关措施破坏了境内外服务提供者间的原有竞争环境{4}。一旦就内、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区别作法提起非违约之诉,则上述三项内容中的2和3是难以证明的。通常,WTO成员方在没有充足的证据和依据的情况下,不会贸然提起一项指控,尤其是非违约之诉,因为这不仅要承担败诉的可能,而且会伤及国家间的关系[1]。
  第四,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5}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案例报告,只对该争议案件的当事方有约束力,嗣后的专家组在法律上并不受之前的专家组报告的细节和推理的约束{6}。也就是说,GATT/WTO案例并不具有严格的先例属性。帕氏将GATT先例进行创造性理解,使WTO法延伸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这种做法与DSU的第3条第2款存在一定的冲突,难以得到WTO法理的支持。
  第五,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歧视性地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长期根植于国际私法的框架之内,人们在观念上不愿接受世界贸易法去干预一成员方有关国际司法协助的内部规则。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帕氏提出的将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纳入WTO的司法改革途径,在现有WTO法律框架和法理基础之下,存在现实障碍,难以实现。
  (二)立法改革途径——谈判新的协议
  所谓立法改革途径,即指运用WTO谈判机制,就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达成一新的协议作为WTO法律的一部分,以对WTO的各成员方产生明确的约束力。
  帕氏认为,可以借鉴WTO中反补贴协议的工作模式,为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司法管辖权审查确立一个全球标准(global standards),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中对管辖权基础进行的分类,并入WTO可执行的新的协议之中,由此以不同的管辖权基础做出的判决就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案:1.基于明显的被允许的管辖权根据做出的判决没有违反贸易法,应予承认和执行。2.基于禁止的管辖权根据做出的判决违反了贸易法,构成对贸易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不予承认和执行。3.基于既不明确允许,也不明确禁止的管辖权根据做出的判决,由被请求国自主决定承认与执行与否。
  帕氏提出的这一立法改革途径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就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达成一新协议作为WTO法的一部分,这意味着WTO成员方必须全面评估每个管辖权基础在行使中可能产生的贸易影响,以及管辖国法院是否存在贸易利益,存在多大的贸易利益,以便作为在新协议中讨价还价的基础和根据。但是,做到上述这些,目前是困难的。国家基于管辖权基础而产生的对贸易的影响和存在的贸易利益通常是潜在的、间接的,是难以用数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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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徐崇利.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博弈论分析(A).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六卷(Z).法律出版社。2003.412.
{2}Antonio F·Perez.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Judgments:the Debate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Law Solutions(J).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01.19,2001.pp.44—74.
{3}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M).人民出版社,2001.23.
{4}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M).法律出版社,2003.173.
{5}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M).人民出版社,2001.424.
{6}韩立余.WTO案例及评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
{7}刘光溪.多哈会议与WTO首轮谈判(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9.
{8}宣增益.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A).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七卷(Z).法律出版社,2004.398.
{9}Kenneth W Abbott.Mode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 Lawyera(J).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4.1989.pp.372—374.
{10}宣增益.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程(M).中信出版社,2003.11.
{11}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34.
{12}刘笋,李国赓.关于“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及WTO调整范围的若干思考(J).法商研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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