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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典权适用的另类解释
【副标题】 以清代北京旗房为例
【英文标题】 Another Exlaination of the Chinese Mortgage's Application
【作者】 姜朋【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典权;旗房;清代北京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3【页码】 55
【摘要】

关于典权,通常的看法是它是在承认土地、房屋的产权为私有的大背景下,努力调和现实的生存需要与尊崇祖训、维护家族荣誉的道德理想的结果。但对清代北京城区旗房出典的研究揭示了诱致典权产生的另一种原由,即生活的窘迫与能居住却不能出售的公有住房,最终催生了清代北京城里的旗人典房现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3681    
  一、对典权产生的传统解释
  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制度主要来自于对外国法制的继受,但其中的典权系中国固有法制的产物,为学界通说,并无疑问。在典权的兴起问题上,学者往往将其归结为对变卖祖产的顾忌。比较经典的观点认为:“(典权)其所以兴起之缘由,乃因众人认为变卖祖产尤其是不动产,筹款周转以应付急需,乃是败家之举,足使祖宗蒙羞,故绝不轻易从事,然又不能有解决之计,于是有折衷办法之出现,即将财产出典于人,以获取相当卖价之金额,在日后又可以原价将之赎回,如此不仅有足够之金钱,以应融通之需,复不落得变卖祖产之讥。而典权人则得以支付低于卖价之典价后,即取得典物之使用收益权,且日后尚有因此取得典物所有权之可能,是以出典人与典权人两全其美,实为最适宜之安排。‘典’由是而兴,经历代而不衰。”{1}(P456)
  在强调传统伦理价值的同时,也有学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典权与私人所有的对应关系上:
  “典权是在封建私有制条件下发育起来的物权制度。……在封建时代,土地和住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保有祖遗田宅,被赋予重大的伦理价值而构成孝道的一部分。因而,出卖田宅,不仅意味着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丧失,而且还会招致败家不孝之骂名,从而颇为国人所不齿。有鉴于此,久而久之,便有典权制度,以为救济。”{2}(P457—476)“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土地典权不复存在。但是,对公民之间的以私有房屋为客体的典权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承认的。”{3}(P319)由此看来,典权制度其实是在承认土地、房屋的产权为私有的大背景下,努力调和现实的生存需要与尊崇祖训、维护家族荣誉的道德理想的结果。因而,土地或房屋的私人所有、保有祖先遗产的伦理信条便成了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应当承认,这一认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但也有例外。在张小林所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以下均简称“张小林书”)一书中,{4}笔者就发现了诱致典权产生的另一种原由:生活的窘迫与能居住却不能出售的公有住房,最终催生了清代北京城里的旗人典房现象。
  二、对清代北京城内旗人典房现象的分析
  张小林收集整理了清代自顺治到宣统十朝的1436件北京城区房契,[1]涉及旗人的381件房契中有70件是旗人典房契:康熙、雍正朝各1件,乾隆朝26件,嘉庆朝14件(另有2件是民人典房给旗人可不计算在内),道光朝23件(另有1件民典旗),咸丰朝4件,同治朝1件,顺治、光绪、宣统三朝则未见典契。具体细节详见表1。[2]
  表1 清代北京城区旗人典旗房情况统计(单位:件)[3][4][5][6]
  由是以观,清代各朝旗人典房出现比率(单位:件/年)分别为:顺治0,康熙0.0167,雍正0.083,乾隆0.433,嘉庆0.583,道光0.767,咸丰0.4,同治0.083,光绪0,宣统0。若以年代为横坐标、以典契数量为纵坐标、以顺治朝为原点做图,则有清一代,北京城中旗人以房设典大致呈抛物线状,即顺治朝为零点,康雍乾嘉几朝逐渐上升,道光以后又渐次下降,最后到光宣时消失(详见表2)。对此,又不能用各朝持续时间的长短来解释,因为虽然乾隆朝有26件旗人典契,但同样长达60余年的康熙朝却只有1件;类似的,拥有23件旗人典契的道光朝固然持续30年,但跨越34年的光绪朝却一件也没有。可见统计时段的长短与典契数量并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对清代旗人典房的抛物线式的发展轨迹还应找寻其它的解释。
  表2 清代各朝北京城区旗人典旗房情况统计表
  三、旗人典房的历史原因

小词儿都挺能整


  清代旗人典房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一是当事人的旗人身份,二是设典的房屋的“旗房”属性。二者都与清代八旗制度有关。该制度是努尔哈赤在满族氏族部落基础上创造的,具有军政、兵民合一的特点。“旗”是基本的生产和战斗单位,各旗首领战时统帅作战,平时管理婚丧嫁娶、添丁进口、田赋差役及诉讼等民事。在清军出师入关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入关后,八旗的绝大部分兵力都驻扎在北京,以保卫皇室。因此,清廷始终都将其视为立国根本,并对八旗官兵实行完全包养(“恩养”)政策,不仅提供俸米、俸银,[7]还分给土地和房屋。分配给八旗官兵的房屋称官房或旗房,土地称官地或旗地,合称旗产。这些“旗产”主要是用暴力手段强占的。[8]顺治元年(1644)到四年期间,清廷曾多次发布圈地令,“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等”。[9]北京内城的民房被强行圈占,原居住在内城的汉族官员、商人、百姓除投充旗下的以外,都在被驱逐之列。顺治五年八月,又以减少满汉冲突为由,重申前令,勒令尚未迁出的内城民人“限以来年终搬尽”。[10]这样就形成了北京旗人(满洲、蒙古、汉军以及投充旗下的汉人,亦称“京旗”)和民人(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居内、外城(即南城)的格局。[11]
  旗房按旗人的身份等级进行分配。王公贵族一般可以获得明朝勋臣贵戚的府邸,称为王府、府。相应的,其建筑规格也由王、郡王乃至辅国将军依次降低。旗下官员兵丁居住的旗房按品级分配。据《大清会典事例.白旗都统.田宅》记载:“顺治五年题准,一品官给房二十间,二品官给房十五间,三品官给房十二间,四品官给房十间,五品官给房七间,六品、七品官给房四间,八品官给房三间,拨什库、摆牙喇、披甲给房二间。”王府、府属皇产,归内务府管理;八旗官员兵丁的房屋则归左右翼统领衙门管理。{4}(P107—108)因此,若用现代话语诠释,清代旗房应属国有或公有,个体的旗人只能居住,而无权转让。
  然而,强占来的住房毕竟有限,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更是捉襟见肘。清廷对八旗兵额一直秘而不宣,通常认为顺治年间八旗“定甲八万”,{4}(P105)也有学者认为清军入关后分配旗地时,披甲人等计12万名左右,而八旗闲散余丁和奴仆等达30余万了。{5}(P6—7){6}(P93—94)[12]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的统计表,当年北京内外城人口总数为705604,在内城414528人中有旗人223248人,外城291076人中有旗人13523人。{7}(P356)两项合计,旗人共236771人,其增长比例可见一斑。其实,京城(旗)人多房少的紧张局面在顺治中后期就已凸现。当时朝廷即采取了“节流”(降低官员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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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M).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6}庄宜丁、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7}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8}唐晓峰.辛德勇.李孝聪.九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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