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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
【英文标题】 What Kind of Science Is Legal Study【作者】 黄文艺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学 实证科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形式科学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31
【摘要】 法学是一门科学,已被法学工作者视为不言自明的问题。本文对这一命题进行进一步追问,即法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本文首先总结了法学发展史上四种主要的理论主张或研究思路:法学是实证科学,法学是人文科学,法学是社会科学,法学是形式科学。然后在总结法学史上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法学研究有三种科学维度,即实证维度、人文维度和形式维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135    
  在科学取得节节胜利从而垄断知识霸权的今天,任何严格的学术研究都必须成为一门科学或至少披上科学的外衣,才能在知识领域取得合法的存在资格。在今天的法学工作者看来,法学是一门科学,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很多人直接称法学为法律科学。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追问,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或者,法学应当成为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对于这样一个于法学有重要关系的问题,我们往往以一两句话予以敷衍,并不去深究。本文力图对这一问题作一深入探讨。
  一、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对于法学是什么样的科学这个问题,近代现代法学家们主要有四种主张:法学是实证科学;法学是人文科学;法学是社会科学;法学是形式科学。
  (一)作为实证科学的法学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迅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作用,使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科学推崇备至乃至顶礼膜拜,视自然科学为人类的一切科学乃至一切知识必须仿效的榜样。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演化和发展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自然界。因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社会。而且,只有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人与社会,才能获得可靠的、实证的、精确的知识。包括法学在内的一切研究人与社会的学科都必须向自然科学看齐,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我们把这种人文社会研究观称为实证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对近现代法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法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然科学为法学的榜样。
  实证科学观最早表现为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研究倾向。近代的人文社会研究者——大多数人同时也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因受自然科学的胜利情绪的影响而搬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与社会。在法律研究中,近代的许多法学家采用机械物理学、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释法律现象。譬如,一些法学家试图用达尔文的万物竞争、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法律和法律史。他们将法律史视为是法律的规则、制度和学说为生存而斗争的历史,是那些最能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环境从而被证明最适宜生存的法律规则、制度和学说的幸存史。[1]19世纪30年代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从哲学和方法论上为实证科学观作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和解说。分析法学(或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社会学法学(或称社会实证主义法学)两股法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前者将法学或法理学的研究限定于对有关实在法的经验资料的分析和整理,后者将法学或法理学的研究转向对有关法的各种社会事实的观察和描述。两者都反对超出经验的范围去寻求法律背后的终极原因和无形力量,主张将价值的研究排除出法学或法理学的研究领域。
  在20世纪,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坚持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实证科学观。他们认为,科学只能研究可观察的事实和现象,回答那些能为经验事实所证实或证伪的问题,而那些不能为经验事实所证实或证伪的“形而上学”问题,如事物的本质、价值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因而不是科学的研究对象。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卡尔纳普指出:“我将把所有那样的一些命题都叫做形而上学,即这些命题宣称表述了某种在全部经验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知识,例如,表述了事物真实本质的知识,表述了自在之物、绝对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知识”。“这些命题都不是可证实的……也就使这些命题失去了任何意义。”由此他得出结论,形而上学“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拒斥它的理由”。[2]逻辑实证主义者奥托·纽拉特将法学与伦理学称作“形而上学的残余”,极力主张按照物理学的模式改造包括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3]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在20世纪的法学领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现实主义法学和行为主义法学都是其呼应者。北欧的现实主义法学通过将法律概念还原为可经验的事实、特别是心理学事实,试图重构传统的法律概念,清除传统法律概念的形而上学的或纯规范性的成份。布莱克等人的行为法学则将法律现象还原为可观察的行为,从而使法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定量化、形式化。
  实证科学观在世界观上,强调自然与社会的联系;在知识论上,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精确性;在方法论,强调研究过程和方法的实证性、定量性。近代以来,实证科学研究模式的引入,以实证研究为维度的诸种法学流派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法学的发展。首先,突破了传统法学的研究思路,将很多传统法学所未包括的新问题(譬如,法与地理、气候、国土、人口等自然因素的关系)纳入了法学研究领域,大大地拓宽了法学研究的范围和思路。其次,改变了传统法学以抽象思辨、定性分析为主的方法结构,给法学研究引入了实证的、定量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证科学观的根本缺陷在于,未能看到自然与社会的区别,因而也未能看到自然研究(科学)与社会研究(科学)的区别。在法学领域,实证科学观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其一,实证主义者将法律价值问题作为一个非理性的情感问题而排除在作为科学的法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每一项法律规范都是一种价值判断。法律价值问题是法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法律思想史上一个富有魅力、令人神往的永恒主题。其二,实证主义者将人当作机械地遵循客观规律的物来研究,抹杀了人的主体性,看不到人对法律的创造性、建构性地位。葡萄牙学者梅雷阿指责法学社会学流派的科学教条主义导致非人道化,使人成为物的奴隶。[4]其三,实证主义者仅仅从外部描述人的行为,但在诸如法等人类活动领域中,行为是不能仅仅从外部予以描述和解释的,而必须从内部即行为的主观动机或社会意义来予以解释。[5]另外,实证主义者重视定量分析方法,而轻视甚至否定定性分析方法的作用。但实际上,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如法律与民主的关系)无法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获得正确的答案。[6]
  (二)作为人文科学的法学
  很多人文科学的主张者都将法学划入人文科学的范畴。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狄尔泰将法学归入人文科学。李凯尔特认为,人文科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文化包括了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科学的一切对象”。[7]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法学归入人文学科之列,其“人文学科”(humanities)条目说:“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8]在中国,虽然很少有人明确将法学归人人文科学之列,但近年来法学界已有人开始按照人文科学的研究思路来进行法学研究,如梁治平先生倡导的“法律的文化解释”。
  尽管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早在古罗马时期即已明确提出,但古代的人文学科同近现代的人文科学的意义大不相同。近现代的人文科学概念建立在人文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作为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强调人与自然、文化世界(人文世界、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差异,认为对人与社会的研究不同于对自然的研究。前者属于人文科学(或称文化科学、精神科学),后者属于自然科学。康德为这种科学的分类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康德认为,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是自然物,服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的支配。就此而言,人是不自由的。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的、社会的存在物,服从人自己订立的规则的支配。就此而言,人是自由的。前一方面属于科学研究的领域,后一方面则属于道德的、信仰的领域。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一思想,他们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文化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与价值无关的对象,采用普遍化的方法去形成普遍的概念或规律的概念,并依据一般规律解释个别事件。而文化科学则要研究与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叙述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件和现象。[9]生命哲学家狄尔泰也沿着康德的思路,提出了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精神科学”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可以从外部得到解释,而精神科学所研究的精神或意识现象只有进行设身处地地体验和理解才能被把握,因此精神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
  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从人文主义哲学和人文科学观出发,批判自然主义、实证主义法学。在德国,针对施塔姆勒等人试图在人类社会中确立类似自然规律的法则的实证主义思想,马克斯·韦伯指出,人的社会行动不同于物的机械运动。人的社会行动的因果律无法通过观察行动的外部特征而得知,而只能通过对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来发现。[10]在葡萄牙,针对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法学,卡布拉尔·德·蒙卡达指出,法律规则不同于自然法则或科学法则。对于后者而言,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均盲目、被动地遵循。而法律规则是人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自觉制定并遵守的规则。法律规则属于精神和意识的王国,属于与自然王国相对的文化王国。因此,他反对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法学研究模式。[11]在法学发展史上,人文科学观在法律人类学家、比较法学家以及强调法律之文化属性的法学家中比较流行。在法律本体论上,他们从法律的主观的、文化的方面来诠释法律,强调人类法律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之法律文化的差异性。[12]在法律知识论上,他们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既反对随意地以某一种法律的经验去述说另一种法律的历史,也反对不加限制地跨文化移植法律经验和制度。在法学方法论上,只有通过内在的理解才能阐释法律的文化意义,更为关注各种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13]
  人文研究模式作为实证研究模式的对立面,无疑成功地克服了实证研究的某些缺陷。譬如,人文研究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是法律的创造者,并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法律的意义。人文研究强调只有从内在的、精神的方面出发,才能理解和解释各种法律现象。另一方面,与实证研究模式相比,人文研究模式又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在研究领域上,人文研究存在着盲区。按照人文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必然无法观照和揭示法律的自然的、社会的属性和因果联系。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有其生理的、心理的活动规律。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律必然要尊重、利用和反映人的生理、心理的规律。其次,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法律、经济、政治、科技等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对法律的主观意义的探究无法替代对法律的这些客观属性和因果联系的考察。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对个人内心体验、理解和解释的强调,使法律的人文研究缺少精确性、实证性氛围,而很容易蒙上令人难以忍受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
  (三)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
  中外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通常都将法学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大美百科全书》将法学归入社会科学之列,而非人文科学之列。该全书认为,社会科学“通常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其他包含在此范畴的有犯罪学、教育、地理、法律、精神医学、统计,哲学或宗教有时亦列入此学科内”。[14]《牛津法律大辞典》指出:“主要的社会科学一般认为是人类学、犯罪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但是还有如地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这些包含丰富的社会观点的科学,以及许多其他带有内容充实的社会含义的科学,例如建筑学、医学、公共卫生、城市规划。”[15]包括法学界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法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各种社会科学类辞典、著作都毫无例外地将法学归入社会科学之列。各种法学词典、法学或法理学教材也都不约而同地将法学界定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法学的解释是:“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研究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16]
  不过,社会科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就一直是一个争论较多、意见纷歧的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方,对于不同的学者,社会科学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归纳起来,对社会科学的理解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于实证科学。二者虽然研究的对象不同,但研究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相同的。最早明确提出社会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孔德,就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的。马克斯·韦伯曾评论说:“在这种实证主义的教条中,社会科学被简单地当作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假设研究人类存在的一种延伸。”[17]如果将法学归入此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实质上就是前述的第一种观点。
  其二是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就是人文科学(或称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是一门以人或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而且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不同于自然科学。德国思想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以及瑞士哲学家皮亚杰等人都持这种社会科学观。譬如,皮亚杰认为,“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而他将研究人与社会的科学统一称为人文科学。[18]如果将法学归入此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实质上就是前述的第二种观点。
  其三是独立的社会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其他科学。国内外许多辞书和著作都持这种观点。《大美百科全书》将社会科学列为四大科学之一,认为社会科学“主要以人际关系为探讨对象”。《汉语大词典》“社会科学”条目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文艺学、伦理学、美学等。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明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19]令人觉得遗憾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仅仅从研究对象上对社会科学与其他科学作了区分,而没有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划分出社会科学与其他科学的界限,因而并未能真正确证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国内的法律学者大多是从这种观点来理解社会科学。由于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一根本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而深入的解答,因而将法学归为社会科学没有多大实质意义,仅仅是给法学贴了一个空洞的标签,而不能为法学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实际上,那些主张社会科学是独立科学的的人,对社会科学的理解和研究往往不自觉地向实证主义靠拢,难以同实证主义划清界限。
  (四)作为形式科学的法学
  形式主义法学对法学的科学性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作为一门科学的法学仅仅研究实在法本身,而不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现象的关系。形式主义法学的集大成者凯尔森认为,法律科学只探讨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探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探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自然法学,不过是政治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的空论,而不是科学。法律科学也不探讨人们实际上如何行为以及未来将如何行为的问题,这一问题属于另外一门科学即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只有把法的理论和正义哲学以至和社会学分开来,才有可能建立一门特定的法律科学。”[20]
  其次,在方法论上,作为一门科学的法学应当以形式科学为榜样。科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验科学,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搜集、分析和处理具体的经验事实为主要内容;一类是形式科学,又称为精确科学,主要包括逻辑学、数学,以讨论普遍的形式演算为主要内容。[21]形式科学通常只关注思维的、语言的纯形式方面,而不涉及思维的、语言的经验内容或价值指向。形式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由各种形式命题构成的形式系统。形式系统中的命题是超越于经验之上而为经验提供组织形式的规则。它们不是对经验的归纳或概括,而是来自于理性的设定或约定——公理或公设——及以之为基础的逻辑推演或运算。因而,其真实有效性不取决于经验,而只取决于形式系统本身的定义及其推演或运算的法则。其次,形式系统中的所有命题都是从其所设定的公理或公设中推演或运算出来的,因而是自我决定的,也是彼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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