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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商周之际的社会思潮与法律变革
【副标题】 对《周易·讼卦》的一种法律文化读解
【英文标题】 Social Thinking and Legal Reform in the Turn from Shang to Zhou Dynastv
【作者】 黄震【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中国法制史【期刊年份】 2000年
【期号】 2【页码】 8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060    
  近人王国维先生尝言:“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易经》为商周之际的巫史之作,[2]而“讼”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集中记述当时法律实践活动的一卦,这是历来的易学家一致公认的事实。然而对于“讼”卦反映的内容的解释则众说纷坛,隐约迷离,有些丁明不白;笔者从法律文化史的视角考察认为,“讼”卦所反映的是商周之际的一次法律大变革,透过“讼”卦的卦爻辞的片羽吉光,折射出商周之际的社会思潮由神本位往人本位转向,法律样式从神判法向判例法过渡的历史。
  一、《易经》“讼”卦反映了商周之际的社会思潮
  由于周革商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震荡,也导致社会思潮的澎湃激荡。王国维先生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3]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王氏认为有三:一是立子立嫡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对于周人思想文化的变革,王氏不曾详细言及。“讼”卦里“食旧德,贞厉”、“利见大人”和“或从王事”等几句卦爻辞,却透露了些社会思潮涌动的消息。
  (一).神权观念的动摇和“德”观念的兴起
  殷商之时,迷信鬼神之风弥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氏之蔽,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殷人的鬼神迷信,己为地下发掘的大量甲骨卜辞所证明。殷人的宗教是祖先神崇拜,即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后代的商王便成了“上帝”的嫡系子孙,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就在血缘关系,商纣王亡国之时仍念念不忘:“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殷人这种迷信尽管遭到巨大的打击,但鬼神迷信并没有消失。然而周人却面临极大的困境:既然殷人是上帝的后裔,拥有那么大的权威的上帝为什么不保佑殷人?为什么反而授命于周人呢?
  于是,周人在继承夏商以来的天命论的同时,在动摇的神权观念中加入了“人”内容:即强调“德”,淡化“天”。一则可解答人们的疑问,二则借此加强统治者的权威。他们提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因此,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统治者必须“敬天”、“孝祖”、“保民”,才能“以德配天”,“受天之佑”。因而,“食旧德,贞厉”。之所以“利见大人”,是因为他们有“尚中正”之德。
  这样,周人把殷人合祖先与神于一的一元神宗教分别开来,“正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在伦理观念上就延长而为敬德。同样,在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在伦理观念上也就延长而为孝宗”。[4]“德”的观念正是周人文化创新的写照。
  (二).重“人事”的历史借鉴意识和“孝”观念的发达
  殷商的灭亡,给周初的统治者们以深刻的印象,成为索绕在他们头脑中的大问号,于是夏商两代兴盛与衰亡的历史,成为周初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周人的历史意识由此而空前增强。周公曾说:“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岂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召公也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
  在周公看来,历史的经验有正、反两方面,周公极为重视上面的历史经验,他十分熟悉殷商从成汤到帝乙诸位明智之君的事迹:“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尚书·酒诰》)对于周人先祖故事,他更是如数家珍:“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畏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成和万民。”(《尚书·无逸》)他举出周太王、周王季和周文王,不是着眼于他们在上天已经成为神灵而深佑周族,而是着眼于他们的统治经验。于是先王君臣的成功事迹便成为周人效法的范例,即如讼卦所说“或从王事”。反面的经验主要是夏商亡国之君的教训。如《诗经·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些历史的经验,周人书之于典册,自觉地进行了汇集。与殷人相比较,殷人刻写卜辞,眼睛盯着的是神意,周人《易经》则着眼于先人的行事及其吉凶。[5]
  由于祖先与天帝的二元神论的出现,在周人的宗教观念,除了“宗天”,周人还极为重视“孝”道。“孝”的观念,一方面是历史借鉴意识在家族里的延伸,一方面是宗法社会嫡长子制的反映。“孝”的观念与“德”观念在周人那里是相提并论的,“德”以配天,“孝”以事祖。因为“孝”祖,所以,先王的遗训务必遵守,“不孝不友”被视作“元恶大憝”。
  二、“讼”卦集中反映了商周之际的法律变迁
  (一).“礼”与“刑”的继承与变革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又据《左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左传·昭公七年》)由此可见,周朝对于两朝的法律,并不是一概加以禁毁和反对,而是有选择地加以继承和扬弃,从法律规范的形式上看,“礼”和“刑”仍是周代主要法律形式,只是根据社会形势和统治需要在内容上作出一定的调整和发展。
  “礼”在周代最重大的发展是“周公制礼”,即以周公为首的一批贵族将先周的、散见各地的“礼”加以汇集、增补和厘定,从而使“礼”更加系统化、制度化,因此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是所谓的“周礼”。“礼”在周代变得内容极为庞杂,规范的领域极为广泛,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根本大法。由于社会的变动,思想的转型,“礼”的精神由殷人的“亲亲”转变为周道的“尊尊”。《易经》“讼”卦所言的“王”、“大人”、“邑人”的道德和行为均要受到“礼”的规范。“礼治”思想亦由此而滥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公的“礼治”,是封建社会“礼治”之源。
  周初制定“九刑”,大约较殷商“汤刑”更为丰富而严密,到穆王时,王道衰微,于是命司寇吕侯“度时作刑”,以图恢复文武之政成康盛世。“吕侯制刑”是西周法律变革的另一件大事。《吕刑》增加了法律条文,确立了赎刑制度,规定了刑罚原则。诉讼制度和法官守则,“《吕刑》的出现,反映了西周统治者在总结商和周前期司法镇压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了奴隶制法律的系统”。[6]在“明德”思潮影响下,法律领域中的“慎刑”思想作为“殷鉴”的重要成果被吸收到了《吕刑》里边。
  (二).从“利涉大川”到“村见大人”的过渡时期的价值转向
  大凡远古先民,由于人力微弱,认识水平较低,而崇拜不可捉摸的神明灵物,讼狱多委之于神明裁判。“涉大川”即是一种神明裁判,把人投之于大河,然后判断罪否,《易经》中记载的神明裁判方式除“涉大川”之外,还有“履虎尾”的神虎裁判(《履》卦)、“羝羊触藩”的神羊裁判(《大壮》)。可见商周之际神明裁判的遗风尚盛。“涉大川”与“见大人”并存,当事人可以选择裁判办法。“利”或“不利”,多次出现在卦爻辞中,表明人们在作出选择时,有时仍然无法凭借自身的智能作出决断,而不得不求助于神秘的力量,希望通过卜筮听取和依从神意。正因为如此,“讼”卦才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法律文化的变迁。
  在《易经》中,“涉大川”共出现12次,其中称“利涉大川”“用涉大川”的共10次。称“不利涉大川“不可涉大川”的共2次:“见大人”出现7次,全部为“利见大人”。而“讼”卦则明确断定论狱之事“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为什么“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呢?“讼”卦彖辞的解释还是可取的:“利见大人,尚中正也”,因为“大人”崇尚中上之德,能够公平正直地判决:“不可涉大川,入于渊也”,“涉大川”神明判决的合理性已受到怀疑,万一无罪者掉到深渊里,就会造成司法的不公正。讼卦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也是相信“大人”(法官)能够恪守中正之道。这表明和印证了殷周之际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时期:鬼神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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