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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世纪之交刑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
【英文标题】 Procedural Law Stud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ies
【作者】 徐岱【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1【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114    
  一、“九五”期间刑法学研究概况
  “九五”规划期间,我国刑法学研究处在世纪之交的伟大历史时期,香港、澳门纷纷回归祖国,新刑法典经过多年的酝酿,已完成修订、公布、实施阶段且实施效果显著,同时,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以此为契机,我国刑法学理论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深厚的文化底蕴、理性的评判标准和客观全方位的研究方法,投身于刑法学的研究之中,使我国刑法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功能日臻提升,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新刑法典的修订、公布和实施成为这一时期刑法学研究的一道分水岭和聚焦点。这期间受到刑法学界普遍认同、普遍关注并取得斐然成就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刑法修订前的建言建议
  1979年刑法典是历史阶段的历史产物,它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价值。进入80年代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刑法典本身的法律漏洞和法律缺陷已昭然若揭。刑法改革势在必行。为使刑法典的修订工作顺利进行,刑法学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刑法典修订研讨活动。学者们针对刑法典所存在的法律漏洞和法律缺陷,立足于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在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例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现实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建言建议。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刑事立法政策思想的调整
  基于刑法必须全面改革这一共识,学者们在关涉刑法修改中的具有根本性、争议颇大的问题予以探讨。修改刑法应当面对现实,即是我国的国家能力问题。包括立法能力与司法能力,主要指立法资源、立法理论和立法技术;而评价司法能力的指标则主要包括司法资源、司法环境、司法素质。限于此,学者们认为;其一,应立足于超前立法原则而减少经验立法。经验立法过于强调立法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维持,其结果只能是立法的滞后。超前立法则正确揭示了刑事法律规范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功能上的统一性,体现了立足现实与预见未来相结合的趋势。其二,应提高立法技术的细密化而降低其粗疏化。刑法的完善应当重视立法技术的细密化,即根据刑法明确性原则和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在条文设计、法条内容、立法用语等方面应力求详备具体、严谨。其三,在刑法调控范围内应当着重进行犯罪化研究,以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精义。其四,应趋于刑罚的轻重适度化设计而淡化重刑化。重刑化和轻刑化都是与刑罚目的的原理背道而驰的,也有损于刑罚的权威。在刑罚轻重的设置方面,完善我国刑罚立法的关键是要克服现存的重刑主义倾向,并在摒弃重刑化立法内容的基础上,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建立轻重适度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幅度。因此,刑法修改只能从我国现实出发,量力而行。
  (2)刑法基本原则的增设迫在眉睫
  我国刑法应否增设基本原则、增设哪些基本原则一直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刑法基本原则是统领刑法学基础理论的支撑点,其内在规定性应包括四个因素:一是刑法所特有的且区别于其它部门法之原则,二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之原则,三是协调、贯彻与联结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关系之原则,四是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有指导意义之原则。据于此,我国刑法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应涵盖这样几项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等。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应予以立法化,类推制度应予以废除已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立法机理和制度构造等问题作了更为广泛的深入探讨,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终立法化奠定了舆论和学理基础。
  (3)单位犯罪的立法对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单位犯罪现象日渐增多,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已势在必行。学者们认为,单位犯罪走入刑法典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决好如下问题:一是应以“单位犯罪”取代“法人犯罪”,以此概括非自然人犯罪的主体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应对单位犯罪范畴予以明确规定。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理人为了本单位的不法利益以本单位的名义实施的犯罪。三是应对单位犯罪的罪种范围予以限定。即单位不能成为一切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只宜限定在经济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某些犯罪以及贪利性的渎职罪之中。四是在刑罚适用上,对单位犯罪一律采取“双罚制”,但对单位中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应与自然人犯该种罪的刑事责任持平。五是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应采用总则一般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相结合的方式。
  (4)有关死刑问题的讨论异常活跃
  死刑问题关系到人的生命权问题,其存废之争历来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刑法学者在我国刑法修订时对死刑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表现为倾向于保留死刑,但应限制并减少死刑的规定。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刑法尤其是单行刑法的补充规定对死刑的规定太多了,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对此,刑法修改时应予以高度的重视,尽量减少关于死刑的规定。现行刑法中的一些死刑的规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只着眼于现状而缺乏全面与长远考虑的结果,其实质是重刑主义思想的体现,这与刑罚应有的目的相悖。随着死刑等重刑立法内容的增长,各种严重犯罪仍呈上升态势,而没有明显下降。这足以证明重刑立法的失效,证明死刑并非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佳最重要的手段。同时,对死刑适用扩张论予以批判。实际上,立法者只从为满足部分民众的情绪性报应要求出发而大量增设死刑,反过来又激发了更多的人对增设死刑产生更强烈的要求,而这又促使更广范围地增设死刑,从而造成死刑在量的规定性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完善死刑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和减少死刑。
  2.刑法修订后的解读和理性评判
  新刑法实施后,出现了用传统的刑法学理论对新刑法的某些规定难以作出合理解释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全面理解新刑法的立法动义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正确的解读。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复合罪过”问题。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一个罪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同一法条的同一罪名的罪过形式不能跨种越类,即“单一罪过形式”说。而新刑法分则某些条文突破了传统格式,同一法条的同一罪名实际上包含了跨种的罪过形式,既有故意,又有过失,这是现行刑法内含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学者们将其称为“复合罪过形式”。确立复合罪过形式的实践意义在于: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体现刑法之社会保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当然,“复合罪过形式”概念的提出绝不是对现行罪过形式理论的根本性或全盘的否定,只是对“单一罪过形式”理论的部分修正,以解读现行刑法所内含的符合世界刑法发展趋势的新生法律现象。从中折射出我国刑法理论工作者已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着眼于新生的法律现象,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的有价值的刑法学说和理论,以提高和丰满我国的刑法学说。
  我国刑法学界对修订后的刑法反应热烈,对其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宣传,这对新刑法的贯彻实施大有裨益。更为可喜的是,许多严谨的刑法学者以一种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理性的目光来审视修订后的刑法,对其立法上的瑕疵和失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评判,目的在于使新刑法垂范久远。从理论上说,对新刑法典的理性评判是刑法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生命力旺盛的科学的前提条件,从司法实践上说,严明与公正的立法和司法创造了刑法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权威性。对新刑法典从立法上和司法审判实践上进行理性检讨,是我国刑法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象征。
  3.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连续性和递进性
  “九五”期间刑法典的修订是刑法学界头等大事,但一些刑法学研究者并没有为刑法修改完善的热情所左右,仍致力于刑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使之没有因刑法的修订而中断,在时间上保持了刑法学基础理论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体现在对传统刑法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支撑点,纠偏或丰满了传统理论。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递进性是在连续性的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延伸。这一时期学者们不仅对传统命题予以关注,而且对刑法和刑罚的价值进行深刻的理论探讨,提出了刑法人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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