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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金融诈骗犯罪证据及侦查纲要
【作者】 樊崇义【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金融诈骗 犯罪 证据 侦查
【期刊年份】 1998年【期号】 6
【页码】 72
【摘要】

根据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证明对象和证据特点,应采取的侦查方法是;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查明受骗经过;组织辨认;收集书证;运用现代化手段;查清危害结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96    
  
  在预防和遏制金融诈骗犯罪的课题中,一个重要环节,或曰基本手段,即证据问题,已为世人关注。因为证据是制服和惩罚诈骗分子的重要武器和手段,在惩治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犯罪中,莫不是依靠证据揭露事实真相,定罪量刑。但是,对于金融诈骗犯罪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与实务,在世界各国都还是一个薄弱环节,金融诈骗大案要案在不断上升,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变换,作案的方法越来越趋于现代化,人类正面临着智能型诈骗的挑战,而侦查和运用证据的手段还很落后,导致一些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狂。因此,加强金融诈骗犯罪证据理论和侦查措施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金融诈骗犯罪的种类和证明对象
  (一)我国刑法所确定的诈骗犯罪的种类。按照我国1997年修正后的刑法第3章第5节的规定,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件诈骗罪,国家有价证券诈骗罪等八种,这八种犯罪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被骗财产性质作为标准的划分,属于这一类的包括集资、贷款和保险诈骗犯罪,诈骗的对象分别是集资款、银行中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金;第二类是以诈骗所使用的特定手段为标准,包括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有价证券诈骗,分别以金融票据(包括汇票、本票、支票等)、信用证、信用卡、有价证券作为诈骗手段。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证明对象
  金融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金融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必须由故意构成,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或骗取财物的目的;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都是以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欺诈蒙骗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比较复杂的,既侵犯了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或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证明对象,是根据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需要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根据上述所列金融诈骗罪的构成,其证明对象可概括为:(1)行为主体,即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与犯罪构成相关主体身份,是否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否有行为能力,如是单位诈骗,其直接责任人的基本情况,同样需要加以证明。(2)诈骗行为,包括诈骗的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即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和行为的结果。(3)行为人主观罪过,即行为的目的属于故意骗取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4)案发后行为人是否有法定的从重、从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情节。关于金融诈骗行为的证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由于各罪的客观方面要件有所不同,其证明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贷款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相比,其诈骗的方法、手段不同,证明的对象和要求必然有所区别。贷款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其诈骗方法,我国刑法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193条所规定的五种情形,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即“(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二)使用虚假经济合同的;(三)使用虚假证明文件的;(四)使用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其诈骗的方法和行为表现为:“(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利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1]再如,金融票据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相比,其诈骗方法和手段不同,证明对象也有所不同。对此,我国刑法194条和第196条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前者规定了金融票据诈骗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伪造、变造、冒用汇票、本票、支票等行为;后者规定了使用信用卡的诈骗方法包括使用伪造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或使用作废信用卡,或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等等。由此可见,不同种类的金融诈骗罪,其诈骗手段、方法不同,在证明对象上必然有所区别。在侦查过程中,必须加以明确,以免造成诉讼投入的浪费,甚至会造成错案。
  二、金融诈骗犯罪案件证据的特点
  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证据,同一般刑事案件所涉证据相比,由于犯罪构成不同,证明对象不同,故其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有其独自的特点。
  1.案案都有大量的书证、物证可查。这是由金融诈骗罪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无论是集资、贷款、保险诈骗,还是利用金融票据、信用卡、信用证、有价证券的诈骗,各个种类和各种形式的诈骗,无不利用种种书证进行,其作案手段和行为结果还涉及大量的物证,因行为人的目的就是要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犯罪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常常要留下伪造的各种证件、印章、印文、介绍信、名片、电报、信件、传真件、书写的收条、赠送的礼品、纪念品、货样等等。特别是所涉钱款的来源和去向,流通过程所留下的帐册、票据,以及电脑贮存件,都是以书证或物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例如1993年3月底,被告人梅直方、李卓明经人介绍来到河北衡水市,以“引资”为名进行诈骗信用证的犯罪活动。他们先后向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以下简称衡水农行)行长赵金荣、副行长徐志国(均另案处理)提交了虚假的“引资”承诺书以及编造的美国亚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的简介等材料。谎称亚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许多合作伙伴,以亚联财团的金票作抵押,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衡水农行引人巨额资金,衡水农行只需开具备用信用证作为引资的必要手续,不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引人的资金不还本、不付息等等,骗取了赵、徐的信任。此后,赵金荣于同年4月1日和2日代表衡水农行工会下属的恒融实业公司与梅、李签订了三份数额分别为50亿、16亿、34亿美元的《合作引进外资投资开发协议书》。尔后,梅、李将备用信用证英文本译为中文提供给赵金荣、徐志国审查时,故意把英文本中“证明开具的汇票金额代表与给予亚联(集团)公司贷款融资相关的债务”一段内容不译。梅直方、李卓明在没有向衡水农行提供任何担保和抵押的情况下,骗使赵金荣、徐志国于4月5日开出了以亚联为申请人,衡水农行为开证行,莎物得投资(巴哈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物得)为受益人,一年期不可撤销可转让的200份总金额为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4月6日李卓明按梅直方提供的地点,将上述备用信用证寄给莎物得财务主管麦西华(加拿大人)。此后,当澳大利亚康萨雷达特公司等国外公司查询上述备用信用证的真实、可靠性时,梅、李继续以衡水农行所开备用信用证不承担风险和资金很快就能引进衡水的谎言,诱使赵金荣以衡水农行名义,将梅、李拟定的对200份备用信用证的确认函发往国外。当衡水农行按协议规定多次要求亚联出具反担保文件时,梅、李于4月18日以根本不存在的“联合国共和银行”的名义,制作了一张金额为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的担保交给赵金荣,继续进行欺骗。在中国农业银行声明衡水农行无权开具备用信用证的情况下,5月23日,麦西华给梅直方电传了莎物得与亚联的《贷款协议》和《投资协议》。协议约定:亚联向莎物得贷款75亿美元,抵押品是中国农业银行为付款的一年期备用信用证,亚联没有偿还本金的责任,本金将在信用证失效前自行清偿。这就是说,梅直方已将衡水农行开具的上述备用信用证作为向莎物得贷款的抵押品。案发后,我国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并在有关国家警方和金融机构的配合下,使衡水农行开出的200份总金额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注明的有效期间内没有出现资金支付情况。
  此外,1993年3月,梅直方在广州给加拿大人罗伯特·帕姆保兑伪造的“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0014、0015号总额为168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经被告人常景山提议,梅直方、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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