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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探究
【英文标题】 Probing Studies of Chinese Liability System of Judiciary in Ancient Times
【作者】 王广彬【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文关键词】 中国 古代 司法官责任制度 现代法官责任制度
【期刊年份】 1998年【期号】 5
【页码】 114
【摘要】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作为防治司法官犯罪的一个重要方面。该制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对此,作者在文中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并本着鉴古明今的精神,提出如何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责任制度的设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63    
  肇始于夏商的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经历数千年辗转相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蕴藏了丰富的内涵。这是世界其他各国无法比拟的,总结中国几千年来建设法官责任制度的经验,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精髓,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责任制度。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司法官责任制度的沿革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之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夏商。现有文字记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即国家、法律刚刚产生的时候,夏法律就明文规定了司法官的责任。夏《政典》宣布:“先时杀无赦,不逮时杀无赦。”(《尚书·胤正》)要求司法官和其他官吏执行任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命令和制度。夏朝还规定了一条著名的刑事政策原则:“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就是说,宁肯不依常规办事,也不要错杀无罪的人。商代的“三风十愆”的规定,对司法官责任制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尚书·伊讯》载:“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首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这对整肃司法官吏,强化其责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至西周,司法官责任制度已有了较为详细的专门规定。《尚书·吕刑》“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即指司法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贪污受贿、枉法裁判应处以与犯人相同的刑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律对司法官的这种要求,应该说是比较严格的,其法官责任也是较明确的。
  秦朝发展了《吕刑》关于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规定,在秦简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及《语书》中,有大量的治吏(包括司法官)的法律规定。如秦简《语书》载“凡良吏明法律令”,而“恶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事,不廉洁……”则予以惩罚。法吏于其所辖地区不能及时发现纠举犯罪行为的,谓“不胜任”;明知而不敢论罪的,谓“不廉殴(不正直)”。凡是“不直”(故意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纵囚”(应判而不判或减轻情节,放纵罪犯)和“失刑”(故意用刑不当),都要严办。
  在这方面,汉律的规定和秦律的规定大致相同,汉代曾制定“监临部主,见知故纵”和司法官“出罪为故纵,人罪为故不直”(《汉书·功臣表》)的律文,对“故纵”和“故不直”的司法官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偏重于惩办“故纵”者,甚至因之可以判处死刑。如汉昭帝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汉书·昭帝纪》)。
  魏晋至隋朝时期,已发展为在刑律中列出专章详细规定司法官的责任。从曹魏的魏律起,各代编纂的法律中都有《断狱律》,尽管其中包括诉讼程序方面的内容,但主要是规定了司法官的责任。
  唐朝是司法官责任制度逐步趋于成熟和定型时期。唐律系统而具体地确认了这一制度,这一点无论是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有所体现。《唐律·断狱》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并规定,“诸制救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至于断罪律无正条,如果“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人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唐律疏议·名例》)。又规定:“诸鞠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鞠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若人全罪,以全罪论。从轻人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答人杖,从徒人流,亦以所剩论。从答杖人徒流,从徒流人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即断狱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可见,唐律明文规定司法官定罪量刑必须严格依据法律,即使皇帝的救在没有成为普遍性的法律时,也不能在判决中引用;不得审理案件时以私曲故意出人人罪,违者给予刑事处罚。
  唐律在我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提出“六赃”的规定,即强盗、盗窃、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和受所监临。把“盗”和“赃”并列,并把受财枉法列在常赦所不原之列。“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1]《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凡法官受财而枉法的,十五匹即致死罪。
  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法律皆以唐律为蓝本对司法官责任作了规定。只是明、清两朝在内容上规定的更为详细,并有所突破。如明律规定:“凡监察御史、按察使辨明冤枉,须要开具所枉事迹,实封奏闻。委官追问得实,被诬之人,依律改正,罪坐原告。原问官吏,若事无冤枉,朦胧辨明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所诬罪重者,以故出人人罪论。所辨之人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这是“辨明冤枉”的专门条款,也是对法官出人人罪的责任的一个重要补充。
  此外,明律还专条规定了淹禁囚犯的责任。“凡狱囚情犯已完,监察御史、提刑按察使审录无冤,别无追勘事应断者,限三日内断决。应起发者,限一十日内起发;若限外不断决,不起发者,当该官吏三月答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因而淹禁致死者,若囚该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大明律·刑律》)这样的专条规定,在我国法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清律沿袭了明律,但在司法官出人人罪责任上,又有许多补充。如对凡故“增答从流”、“增杖从徒”、“增杖从流”、“增徒从重徒”、“增徒从流”、“增近流从远流”、“增答杖流徒至死”及其故减之类的具体责任和不同刑种的折算办法作了具体规定。另外,清律对于非法拘禁他人的司法官和其他官吏,也规定了具体的制裁办法,如“凡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绞。”(《大清律·刑律》)。
  二、司法官责任制度的构成
  历代统治者为建立稳固的法律秩序,立法制律时,都在总结前朝经验基础上制定其司法官责任制。经过不间断的积累、完善,最终形成了内容丰富、规范详密的司法官责任制度。
  (一)责任规范的表现形式及效力请你喝茶
  古代司法官责任规范从零散地存在于一种形式的法律之中,逐渐存在于多种形式的法律之中,直至发展到在基本法律中有专篇、专章的规定,表现了古代司法官责任立法形式的多样性和较高的法律效力。
  封建社会初期,有关司法官责任规范条文基本上是散布于刑律各篇之中,如秦朝时,司法官责任的法律条文散列于《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及《语书》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职务犯罪在封建刑律中逐渐形成了单独篇章,如曹魏《新律》十八篇的“断狱”。至唐朝之后,司法官责任规范在律、令、格、式中都有所表现,而且由于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司法官责任的立法,司法官责任规范主要规定在《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这样的基本法之中,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二)责任的承担原则
  1.责任自负和连带责任相结合原则。古代对司法官公罪罪责的追究,基本坚持了既处罚全部负有罪责的人,又分清责任大小区别对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衙门司法官连带责任的追究。同一衙门各级司法官吏依“同职犯公坐”制度,既追究各级有罪司法官的罪责,又分清责任,予以区别对待。法律将各级各官署分成四等。一是“长官”,是指官署中的最高行政首长。二是“通判官”,是指副长官,协助长官对公案作最后决断。三是“判官”,是指官署中某一职能部门的负责官员。四是“主典”,是指负责公案具体办理,但只协助判官作出决定的官员。根据“各以所由”的原则,对全部有罪责的人,分“首罪”、“从罪”予以轻重不同的处罚。
  (2)上下级连带责任的追究。“同职犯公坐”的制度也适用于同一公案都作错误处置的上下级官署之间。某一机关把错判的公案上报或下达,上级未发觉并予以纠正的,所有上级的首罪者均比错判机关的首罪者向上逐级递减一等;下级不发觉错判而执行的,则比上级机关的首罪,向下逐级递减二等。在唐朝,上奏皇帝的事有错失,门下省有校正职责的官员在“勘”、“读”、“省”、“审”的过程中未予纠正的,都按下级原断机关最后一级的从罪减一等处罚;“应奏之事有失,勘读及省审之官不驳正者,减下从一等。”只有“词状隐伏,无以验知”的情况下,才不处罚。
  2.特殊共犯的责任追究原则。凡负有制止及纠举职责的司法官,对下级或百姓的犯罪不制止,听任其实施犯罪者,视为共同犯罪,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如唐代《职制律》(总92条)规定,各州及国子监各馆每年“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又规定如果上级机关对这些犯罪“知而听行”则“与同罪”。法律规定司法官履行公务有失,有直接指挥监督职责的官吏也应同时受罚。如唐律对走失囚犯处罚“主守”者,也处罚“监当”者。另外,法律规定后任司法官对前任司法官犯罪行为不加纠正,也应受到法律追究。
  (三)责任体系内容
  司法官责任内容丰富、分类齐全,一般可分:违法受诉的责任,躬亲鞠狱的责任,状外求罪的责任,出人人罪的责任,同职连坐的责任,违法断罪的责任,公判服辩的责任,重罪擅断的责任,违法行刑的责任,淹禁不决的责任。这些几乎涉及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共同组成了一个以出人人罪、违反律令责任、违反办案时限责任为核心的司法官责任系统。并且各项责任中又细分为若干项,比如故意出人人罪的责任分为故意入人罪的责任和故意出人罪的责任两种,前者又可再分为“人全罪”的责任,“从轻人重”的责任,“易刑名”的责任。其安排可谓严密、周全。
  以下以唐朝法律为例,从几个方面谈司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遵循的法律规定及违反规定的责任。
  1.从审判时限上看,唐代的审判时限分为时令时限和行政时限两种。
  (1)对死刑时令的规定。属于要判死刑的重大刑事案件,从立春到秋分这一段时间不得上报和处决死囚。此外,法令还规定其他特定的时日也不得上报处决死囚。“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月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2]“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3]
  (2)对审理程限的规定。所谓行政时限,即审判时限,审判时限规定的原则一般与案件的大小,手续的繁简有直接关系。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处置的时限,徒刑以上要辨定断结的“狱案”是“三十日”程。[4]除一般普遍适用的法令外,唐还以救的形式作出了一些时限规定。公元809年唐元和四年九月,唐宪宗对大理寺、刑部、尚书省等部门对案件的复核,在时限上作出硬性的规定,并要求“各准救文勾举纠访”,刑部大理决断系囚,过为淹迟,是长奸幸。自今以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20日,刑部复下,不得过10日。如刑部复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巧日,省司量复不得过7日。如有碟外州府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报。碟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5日。仍令刑部具遣碟及报碟月日,碟报都省及分察使,各准救文勾举纠访。[5]
  2.从法律适用上看,唐代法律要求司法官吏审理案子,一定要引用律文具体条款为根据,违者要受到法律制裁。
  (1)判罪应完整引用法律条文。刑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6]统治者认为,“犯罪之人,皆有条制。断狱之法,须凭正文”。定罪量刑,必须引用有关法律(律、令、格、式),而且要求“具引”。因为“若不具引,或致乖谬”。“具引”的要求是抄引完整条文。
  (2)适用一般规定服从特殊规定的原则。在名例和各条的关系上,如《名例律》有原则性规定,但专条中另有特殊规定的,依特殊规定。唐代要求法官用律时应当明确这一原则。法律规定:“诸本条例有制,与《名例》不同者,依本条。即当条虽有罪名,所为重者自从重”。[7]
  (3)对审断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的要求,用以避免错判案件。唐代对无成文法可依的案件,要求按规定比照已有的成例判断。法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8]
  3.从依法审理上看法官责任制。
  (1)惩治司法官状外治罪,即要求法官的审问,要以所告状子提起的事件为范围,不能在所告之外,任意追问其他犯罪。刑律规定:“诸鞠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鞠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人人罪论。”[9]当然,这并不是明知他人犯罪而放纵。又规定,如果是因一罪告发,在搜捕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其他犯罪的,“亦得推之”。另外,作为监临主司官,如果发现部下在已告犯罪之外,还有其他犯罪可立即纠论,因监临主司依法对部下有主动纠举其犯罪的责任,否则自己有罪。
  (2)对违反法律有关重审的规定的处罚。法律规定,司法官对案件审断完毕,如果囚犯不服,应听其申诉,依照不服的事实,重新审查核对。刑律规定:“诸狱结竞,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违者,答五十;死罪,杖一百。”[10]“更为审详”,实际是自动进行重审程序,由原审官员重新审理。
  (3)监督依

  ······爱法律,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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