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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人民的法院”与陪审制度
【副标题】 经典作家眼中的司法民主【英文标题】 “People'S Court”and Jury System
【英文副标题】 Judicial Democracy in the Eye of Classical Writers
【作者】 胡玉鸿【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法学;司法民主;人民法院;陪审制度
【英文关键词】 Science of Law of Marxism;Judicial Democracy;People’s Court;Jury System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5) 04—146—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146
【摘要】

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司法审判,而陪审制度正是作为由人民参与法庭审判,从而保证人民的观念与社会的良心在司法中得以实现的必要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陪审制度与宪政关联的论述,阐明了陪审制度的性质地位以及在确保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权力、保障人民自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英文摘要】

The impogant subject of judicial democracy is to guarantee people to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judicial trial,while jury system is just the system design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concepts and realization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djudication.The statements on jury system constitutionalism by classical writers of Marxism,clarified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jury system,and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in guaranteeing judicial justice,limiting judicial powers,and safeguarding people’S freedom,which possesses significance of guidance to the currentjudicial refor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12    
  
  任何时代和地域的司法制度的形成,都不仅体现着当时、当地人们的理性创造,同时也融合着社会传统与文化继承的经验累积。更为主要的是,作为直接面对案件当事人的解决纠纷制度的形成,也只有体现了社会上的人们对解纷的期望与价值追求,才具有制度设置上的正当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司法的“人民性”成为自古至今所共有的社会意识,“人民法院”也就成为法院制度的基本表述。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或者“人民的法院”,表达了千百年来人民知会法律、实现真正意义上司法公正的期望。美国学者文森特·路易兹认为,“人民法院”的观念“或者是源于民间信仰或习俗的某种共同观念,或者是共同体的期望。”它代表了一种类似于“自己代表自己”的法院模式,“这种法院概念的基本原理似乎能够将某种有关正义应如何实施的共同概念付诸实施,包括:减少手续、尽快触及正义的内容而对程序给予最小的关注、法官成为被告的朋友或至少倾向于被告、律师的缺席、对技术程序和规则无任何了解而获成功的可能性、亚民战胜法律上的公正概念。”在这样一种法院体制下的法官,“不是手持对犯罪迅速实施惩罚的利剑,而是手持可以消除不正义的魔杖。”{1}(P.202)它通过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来保障着司法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些制度类型中,陪审制度正是作为由人民参与法庭审判,从而保证人民的观念与社会的良心在司法中得以实现的司法机制。以下,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者有关陪审制度的论述,来分析这一制度的性质、缘起与基本价值等问题,从而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方向上的论证。
  一、陪审制度的人民性与政治性特质
  陪审制度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是指法院在进行审判案件时,吸收非法律职业者参加法庭审判,与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制度。[1]这种制度的理论渊源,是“同类人审判”观念的直接体现。“同类人”审判的观念是人类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种理念,按照这一主张,人们选择的裁决者首先必须是自己的同类人,这是裁决所必需的信赖以及裁决本身具有权威的基础。恩格斯正是从这一角度就司法权的性质进行重新确定的。在恩格斯的理解当中,所谓“案件”本身就是涉及到具体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因而这种权力就应当由人民自己来直接掌握。人民的代表理解人民的需求,人民的代表也能够考虑人民的整体利益,只有这样的审判人员,才可望公正地解决具体案件。显然,这一思想的实质,就在于打破了精英阶层、有产阶级对司法的垄断,保证普通民众在自身所熟悉、理解的案件当中有表达相关意见的机会。恩格斯在回顾陪审制度的发展史时就指出:“在古代的陪审员法庭里,根本没有法律专家,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独立做出的。”{2}(P.575)排除法律专家的制度设计,正是由案件当事人的“同类人”进行裁判的制度安排,也是“人民自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坚决主张法官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恩格斯指出,“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3}(P.13)这就是保证“同类人”审判的基本措施。“同类人审判”的具体组织形式,就是陪审法庭或陪审团的建立。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当中,案件的审理者必须具有解决这类纠纷的知识与经验,因而,邻居、同行、长辈等等,就成为最有资格担任案件裁决者的人员。所以,虽然陪审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人们的说法不一,但是,“各国对陪审之思想,自古有之”{4}(P.350)。即使在业已存在正规的法院制度之下,人们在司法制度的初期仍然可以选择由同类人来进行审判而不诉诸法院。在这方面,早期的罗马法程序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争讼中的两造当事人首先会晤,以决定他们的争执将在什么规范下解决。除非他们能同意一种规范,否则争执就无法进入司法途径。有了一致合意的规范,接着他们必须同意一位法官,一位能够寻找事实和应用先前合意的规范,来裁判他们的事端之第三者。最终之输方,因为是处于自己选择的法律和法官的情况下,所以就承诺判决,而不是将判决强制加到身上来。”{5}(P.435)在这里,什么人作为法官以及适用什么规范来裁决案件,是由当事人双方进行选择的,当事人的选择自然也就落实在“同类人”这样一个层面之上。而不管案件的判决结果,无论当事人哪方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因为他们作出了选择,也就是作出了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它较好地体现了“诉讼合意”这样一种最符合人类司法理想的制度建构。
  无论陪审制度在各国存在怎样不同的形式,但由非法律职业者参与案件的审判,可以说是陪审制度的基本特质。这是陪审制度性质的第一个方面。当然,这是一种完全由非法律职业者进行审判的组织形式,相当于古代希腊的“公民会审”制度。自然,随着社会争议的不断扩大,更由于司法事务的专业性、技术性日益增强,完全由外行的陪审员来作出法律判决,似乎并不适宜。然而,陪审员参与审判,却是保持司法制度人民性的重要内容。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司法裁判程序直接涉及国民之生命、身体、自由、财产或法律地位,如完全委由法律专家即法官控制运作,而一概不容许一般国民参与,自未能贯彻国民主权之原理及司法民主化之精神。”[2]因此,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司法审判,用人民的权力来限制精英的权力,用常人的判断来约束法官的偏见。列宁指出,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市井小民”)参与审判,那么,诉讼将成为一场“官吏审判官吏”的闹剧,“这不仅影响了判决,而且影响了预审和庭审的整个性质。”而对于陪审法庭(“市井小民的法庭”)而言,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给我国那些浸透了文牍主义的政府机关带来了一股生气。市井小民所关心的不仅是某种行为应该被认为是欺压、是斗殴、还是拷打,应该受到哪一种哪一类的惩罚,而且更关心彻底揭示、公开说明罪行的一切社会政治原因及其意义,从审判当中得到社会道德和实际政策的教育。市井小民希望法庭不是‘衙门’,在这里官老爷们根据刑法典的某条某款来处理案件,他们希望法庭是公开的机关,在这里可以揭露现行制度的脓疮,提供批判这个制度因而也是改造这个制度的材料。”{6}(P.360)正因为如此,列宁高度赞扬陪审制度,认为“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这无疑是民主的开端”{6}(P.360)。
  陪审制度性质的第二个方面,则是它直接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性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应当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当人民的主权被推翻时,就要把陪审制度丢到九霄云外;而当人民主权存在时,就使得陪审制度与建立这个主权的各项法律协调一致。”{7}(P.315)在这里,托克维尔实际上就是将陪审制度作为人民主权下民众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来看待,并把是否能够实行陪审制度作为民主国家的标志。而这种观念同样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笔下。恩格斯指出同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已经证明了的。”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却不能容忍真正意义上的陪审法庭的存在,那些“顽固不化的法学家和咬文嚼字的人,他们的座右铭是: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灭!陪审员的自由法庭当然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自由法庭不仅会使他们丧失司法职权,而且会使法律的神圣的字面意义,即死板和抽象的法面临危险。而这个法无论如何不应当被破坏。它是他们的帕拉斯神像。”恩格斯举例言道,如果在法国或英国,有一个不幸的无产者在饥饿难忍的时刻偷了一文钱的面包,尽管案情已经得到证人的证实而且被告也供认了,而陪审员仍然宣告他无罪,那这些老爷们就惊恐万状地大喊大叫起来。于是他们郑重地宣称:“请看,陪审法庭的后果如何——财产和生活本身的安全失去保障,非法行为合法化,公然宣扬犯罪和革命{8}(P.312—322)
  列宁也明确指出,政治性质是陪审法庭的基本性质。“赞成陪审法庭的自由派虽然在合法的报刊上反驳反动派,但是他们往往坚决否认陪审法庭的政治意义,竭力证明他们决不是从政治上考虑才赞成社会代表参与法庭的审判工作的。”{6}(P.360)然而,陪审制度的政治意义却是通过司法民主的性质,昭然若揭地展示在人民的面前。在沙皇俄国的专制之下,正是因为陪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诉求,因而它往往遭到统治者的嫉恨。列宁指出,“为什么不是由陪审法庭,而是由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呢?因为亚历山大三世的政府无情地反对社会上一切要求自由独立的倾向,很快就认为陪审法庭是危险的。”俄国在这方面甚至通过立法来剥夺陪审法庭的固有职权。列宁举例言道,政府通过了一个反对的纲领:战胜70年代的革命运动以后,就肆无忌惮地向社会代表宣布,政府认为他们是“市井小民”,是贱民,他们既不能干预法律也不能管理国家,应该把他们从审讯和判决俄国平民的圣坛上赶走。1887年颁布过一个法律,规定凡是案件中犯法者或受害者为公职人员的时候,一律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交由皇室法官和等级代表组成的法庭审理。然而“大家知道,这些和法官同流合污的等级代表都是些没有话的配角,扮演一些可怜的角色,不过是给审讯部门的官老爷们任意决定的事情作作证、画画押而已。这只是贯串在俄国历史整个近代反动时期中的一系列法律中的一个,把这些法律串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意图,那就是恢复‘牢固的统治’。”{6}(P.359)19世纪下半叶,沙皇当局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同“市井小民”接触,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井市小民的成分发生了急速的变化,那些无知的平民变成了开始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公民,他们中间甚至还出现了能够为权利而斗争的战士。当局感到了这个情况,于是就惊恐万状地撤退,手忙脚乱地赶紧筑起一道万里长城来保护自己,躲进一个堡垒,任何舆论界的自由意志也传不进去。”{6}(P.359—360)这也恰好印证了托克维尔所说的,当人民的主权被推翻时,就要把陪审制度丢到九霄云外;而当人民主权存在时,就使得陪审制度与建立这个主权的各项法律协调一致。
  因此,陪审制度的人民性与政治性,证明它不仅是体现广大民众参与司法愿望的必要制度设计,同时更关系到人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虽然陪审制度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指出的,可以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这并非制度本身的过错,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利用陪审制度,来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9}(P.215)在这里,马克思将陪审制度与法律平等、废除徭役、出版自由等权利主张联系在一起,也表明了革命导师对陪审制度的心仪。
  二、陪审制度在宪政发展史上的地位
  如果追溯陪审制度的发展历史,那么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不同,陪审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就不仅设立了最高法庭,同时还建立了庞大的由公民选出的陪审法庭。这一机构是当时最主要的政治机构之一,不仅拥有审判所有案件的权力,而且还拥有其他许多重要权力,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法院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和作出决定的,法院的成员即陪审员。因此,当时陪审员的产生是由雅典城邦的10个部落分别提名选出的,共有6000名陪审员,经抽签分派参加到各个法院并讨论各种案件,因此这种陪审法庭同时也是代议机关的性质,被用来作为公众对官员和法律的监督”{10}(P.5)。可以说,这种陪审制度完全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著名美国史学家伯恩斯在评论伯里克利时代的司法民主时,就说道:“这些陪审团每一个都组成一个法庭,有权通过多数票决定案件所涉及的每个问题。尽管有一名执政官主持法庭,但他没有任何法官的特权:陪审团自身就是法官,其判决不得上诉。”{11}(P.229)显然,人民的司法权力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这一制度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仍然得到了保持,罗马诉讼案件的审理,“仿行希腊之公民会审,凡遇诉讼案件,均由人民集会审判”{4}(P.354)。
  中世纪虽然为教会的一统天下,但在案件的审理上,陪审制度仍然得以延续,并逐步地分离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同的陪审方式。据学者考证,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德国、意大利及法国诸国家,亦曾采行陪审制度。在公元9世纪时,诺曼底民族的“推问手续”及“告发手续”已开始盛行。“推问手续”是指由审判官就争执事件,指定居住邻近当事人的“公正士绅”12人,在法庭宣誓之后,来认知事实,“此制初系以恢复王室之田地为目的,嗣后及于人民租税等民事案件,是为民事诉讼陪审之起源”。“告发手续”则是将刑事案件,自起诉以至审判,“均交由乡邻选出公正士绅十二人为告发人,举发被告之犯罪,然后命其宣誓,经正式审判,决定被告有罪与否之判决,此殆为刑事诉讼陪审之起源。”{4}(P.353-354)恩格斯也专门论述了德国陪审制度的历史发展,指出:“古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这种权力由百户、区和整个民族集团的民众大会掌握。但是,民众法庭不过是一个民众的马尔克法庭,它所处理的案件不是单纯马尔克的事务,而且还有属于公共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随着区制度的形成,国家的区法庭和普通的马尔克法庭分开了,但这两种法庭里的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只有当古老的人民自由已经大部丧失,为法庭服务和服兵役已成为贫穷了的自由民的重担的时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大多数地方的区法庭里,用陪审员法庭来代替民众法庭。但这丝毫也没有触动马尔克法庭。相反,它们甚至仍然是中世纪封建法庭的典范。就是在这种法庭里,封地主也仅仅是个提问题的人,判决者则是受封地者自己。”{2}(P.575)这就说明,中世纪的德国仍然保留着由人民自己来进行审判的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1066年诺曼底公爵入侵英伦三岛,也将法兰克人的审判方式传入英国。这是一种由行政长官或法官在当事人的邻人中,选择最熟悉事件并最可信者若干人,命令他们宣誓,并就其所知,陈述事实真相,以作为裁决的依据。从12世纪的亨利二世开始,“英国又逐步采用挑选若干名地方议员或地方上有法律知识的人组成大陪审团(通常是12名或16名)作为政府的一个机关,就当地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向法官提供情报,裁决‘表面上证据确实的案件’。在13世纪时,英国大陪审团中又开始区分出小陪审团。前者的职责主要是在庭审前确定被告是否有犯罪嫌疑和是否要向法院起诉,后者则是在庭审中从事实方面裁判被告是否有罪。”{12}(P.146)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陪审制度为启蒙思想家所肯定,并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意义:“强调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甚至提出‘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的口号,企图以陪审制作为从封建主手里夺取司法权和保障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12}(P.146)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潘恩的一段言论就可作为人们拥护陪审制度的代表,他说:“所有的人都热情地颂扬陪审制度——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惟一留存的堡垒;它是建立在一个纯粹的共和国基础之上的。在这里,君王的权利是被关在门外了。任何皇室的否决绝对到达不了这个法庭。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会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13}(P.87)潘恩的意思是指:第一,陪审法庭是至高无上的,它不受任何“君王”和“皇室”的控制,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独立地进行裁决;第二,陪审法庭是自治型的司法组织,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陪审员虽然不是专职法官,然而其裁决案件的权力却不容置疑。
  在资本主义国家宪政发展史中,德国可谓是步履蹒跚:“国王在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徒劳地宣称,他们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自由派联盟坚决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的宪法及其一切成果——新闻出版自由、陪审审判等等……。”{14}(P.498)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普鲁士宪法终于得以颁布,并且将陪审制度纳入宪法的内容之一。恩格斯就此指出:“尽管普鲁士宪法本身是不足道的,但是,它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开辟了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贵族的垮台和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它给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出版自由的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制度和陪审制的实行,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15}(P.40)在恩格斯看来,陪审制度的建立与专制制度的灭亡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陪审制度的发展就会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就以法国为例来予以说明,他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16}(P.671—672)资产阶级违反法纪,到头来也必然是自食其果。当然,这里也反映出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虚伪性,它并不是像制度本身所表明的意义那样,而往往是统治者根据政治形势来决定取舍的司法形式。恩格斯指出,在沙皇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略有缓和,新闻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并且建立了陪审制度,由贵族、城市公民和农民各自选出的代表机构,被准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地方和省的管理。但是,当“报刊变得太直率起来”、“陪审团竟然把政府原指望它不顾证据而加以定罪的政治犯宣布无罪”时,政府又向后转了:“严厉的压制重新提上日程。把报刊的嘴堵住;把政治犯送交由专门召集起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予理睬。”{17}(P.182—183)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陪审制度,还通过对陪审员的资格限制,使得陪审员仅为有产阶级的代表,从而为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英国都柏林这样一个拥有25万人口的城市,合格的陪审员名单上只有800个人;在郎卡斯托、瓦瑞克等城市“最近几次”关于宪章派的诉讼案件中,审讯工人的是地主和租佃人、厂主或商人,他们都是宪章派和工人的敌人,因此,所谓“不偏不倚的陪审团”,在恩格斯看来根本就是胡说{18}(P.697)。实际上,陪审制度的本意即在于通过普通民众的参与,以制止法官滥用司法权力,而如果陪审员是刻意安排的,那么,陪审的民主性也就荡然无存了。在革命者哥特沙克的审判案当中,马克思就愤慨地指出:“像现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我们绝不能把它看做是某种保障。资格限制使一定的阶级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的特权。……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简直是奇迹了。”{19}(P.151)因此,所谓司法民主,不仅是必须具有民主的形式,更应当具有民主的内容。否则,像陪审团这样一种制度理念上非常民主的司法制度,最终也可能演化为特权者手中的工具。
  那么,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要不要废除陪审制度呢?不能。列宁指出,医治资本主义社会下陪审制度弊端的办法,“就是发扬民主,采取彻底的完整的民主形式,而决不是卑鄙地弃绝民主。”{20}(P.77)陪审制度是人民直接参与审判的制度,这种制度是民主的、可行的,然而,要使这种制度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就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卑鄙地”置民主于不顾,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排除在陪审员的名单之外。为此,列宁认为,在陪审员的遴选上,必须采取两个实际可行的办法:第一,“不能对陪审员的选举加以资格限制,就是说,不能用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等条件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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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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