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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
【副标题】 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英文标题】 How was the Concept of“Law”Used
【英文副标题】 Comparative Study:Discourse Practice i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cation
【作者】 刘星【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用词;话语实践;中西想像;策略目的
【英文关键词】 Legal Expression;Discourse Practice;Chinese—Western Imagination;Strategy and Purpose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6)03—039—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39
【摘要】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英文摘要】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oncept of“law”being used by the subjects of communication inevitably bears the character of“strategy”and“purpose”.but not “general language”.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time.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onation of the concept“law”is specifically contextualized,but not a contradic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stinguishing the“perceptual usage”and“probing usage”of law.the use of the concept“law”in the period indicates,in a sense,evolvement of the relative self—development track of legal discourse practice from modern period to contemporary era.In the process of mixing modern politics with economy,even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economy,Chinese modem legal practice has been“independent”in some aspects.Therefore.its necessary to find a point from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legal actor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49    
  一、问题与限定
  正如许多重要字词一样,“法律”概念是一个颇为有争议的用语。人们大体承认,如果仔细研究甚至不断追问,“法律”概念或曰定义是个没有结论而且无法得到结论的思考目标。所以,早在1960年代,英国学者哈特(Herbert Hart)就曾指出,“没有什么关于人类社会的问题像‘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样,被人们持续地加以追问,由严肃的思想者以如此复杂多样、奇异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加以回答{1}(P.1)”。
  但是,这恰恰意味着可以从另外角度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加以考察。也意味着,从另外角度对其使用加以考察完全可能得出新的思路以及新的认识。不难理解,“法律”概念的使用,如同其他语词概念的使用一样,背后时常包含了值得分析的历史线索以及话语实践。可以认为,在法律语境中,因为法律本身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实质性的,决定了或者至少影响着社会主体的利益配置与利益存亡,所以,“法律”概念的使用,有时也就不是“轻易”的、“随意”的,而是“小心”的、“郑重”的。这种使用有时包含了目的策略,甚至包含了斗争意图,当然还有实践性的历史故事。在这个意义上,透过某些“法律”概念的使用过程展开分析,具有独特的价值。
  在法学界,将“法律”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历史主要是“学说化”的,也即主要分析被贴上“重要法学学者或者学派”标签的人物或者群体的理论。这种“学说化”,或讲“分析”,当然是有意义的,可以使人明晰法学学者是怎样仔细追究法律内涵的,可以使人获得学术历史演化的某些重要信息。此外,对这种追究的洞悉,以及获得相关的重要信息,又是理解其学术话语理论如何影响日常话语实践的一个基本前提。
  然而,人们可以觉察,与“法律”相关的学术理论,从来就和与“法律”相关的社会话语是互动的,换言而之,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借贷”、相互“偿还”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说,在学术话语实践有时是日常话语实践的背景的同时,日常话语实践,有时也是学术话语实践的背景;在学术话语实践影响日常话语实践的同时,日常话语实践,也在影响学术话语实践。因此,考察、分析和理解“法律”概念的日常话语实践,又是理解这一学术话语实践的一个基本前提。更为需要指出的是,如此考察、分析和理解,还是深入理解学术话语历史本身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就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法律”概念是一个颇为有争议的用语。凯尔森(Hans Kelsen)曾经敏感地提到,“法律”语词的日常使用,是理解法律概念的出发点{2}(P.4)。凯尔森没有深入分辨或者展开其中的要义,这是遗憾的,当然在其体系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推进凯尔森的感觉,将其在日常话语实践的分析中加以展开,是大有可为的。
  日常话语实践的种类十分复杂,包括了“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政治历程”,也包含了“法律活动”、“公共讨论”和“词典用字”等中的与“法律”概念相关的言说流动,并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时可能是在中外交流中展开的。这种实践,表达了一般民众、商业人士、政治显要、法律成员、普通学者以及词典编者在“法律”概念使用上的话语情景,自然,也是在这种话语情景中展开的。
  当然,我的研究主要将视点集中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交流实践的比较考察上。所以如此,首先,从时间说,是因为考虑到当下的与“法律”概念相关的日常话语实践,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与近代历史中的相关日常话语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后者中逐渐繁衍生发的。同时,近代历史中的相关日常话语交流实践,还是当下“法律”概念学术学说的一个渊源;就此而言,前者中的某些观念信息于是自然而然地就会潜入后者之中。这样,为了更好理解当下的相关日常话语实践,以及学术话语实践,从近代切入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从空间看,这是因为近代中西之间发生过重要的“最初历史交流实践”,也即出现过值得仔细考察的初期“西法东渐”、“东法西渐”(比如《大清律例》被翻译成西文),以及“中西法律斗争”(比如治外法权问题),还有间接的相互联系,当然,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各种语言的交互往来”,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互译”。于是,当下的中国“法律”概念思考,就和近代的中西互动存在了某些瓜葛。在这种互动中理解当下的命题,也就可以凸显实际的历史渊源的“真实”;我们进而可以进一步地反向理解当下。从中国出发的研究视角看,这是更为重要的。
  此外,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交流实践中比较考察,还有一个独特的意义。这里是说,日常话语交流实践中的中西双方,因为是日常话语交流实践之中的,所以,在文化意义上,存在着主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比如,一个具体的西方人物主体,可能因为时常是在中国经历的,故而,其意识中在具有某种西方文化内容的同时具有了某种中国文化内容;反之,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物主体,可能因为有时是在西方经历的,故而,其意识中在具有某种中国文化内容的同时具有了某种西方文化内容。于是,当考察中西近代彼此之间的相互日常纠缠的时候,在人们通常所说的“中西对立”理论结构和人们有时容易忽略的“世界流通”理论结构[1]之间,我们也就可以作出一个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分析辨别;换言而之,我们也就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两种理论结构对于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事件历程的解释功能,[2]进而,重新思考这一时期中西在法律意义上的相互关系。
  应该指出,在日常话语交流实践中比较考察的学术操作,是极为少见的。就不同民族国家学术中的法律概念话语的比较言,西方学者以往以及晚近作出过一些努力。就以往看,早在19世纪下半叶,阿莫斯(Sheldon Amos)已经比较了诸如德国学者和美国学者的一些早期法律概念理论{3}(P.505)。就晚近看,1980年代以来,凯基尔(Gerhard Kegel)曾经比较了德国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法律概念和美国斯托里(Josef Story)的普通法法律概念{4}(P.39—66);雷曼(Mathias Reimann)曾经比较了德国萨维尼和美国卡特(James c.Carter)、德国蒂保(Anton F.J.Thibaut)和美国菲尔德(David D.Field)包括英国边沁的法律概念理论{5}(P.95—119)。在20世纪初期以及后来的一些时期,中国学者也曾展开过类似的学术操作。[3]但是,显而易见,这些比较研究,如同本文开始提到的,主要针对的是学术话语,而非日常话语,甚至对后者表现了“遗忘”的学术习惯。因此,在近现代中西日常话语实践的比较中展开分析,可以推进这一方向的学术努力,将“遗忘”变为“回忆”。
  在我的研究中,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也即不经意的),其背后具体微观政治实践具有特别的操纵意义;第二,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这里是指,我们也许难以发现“中国如何看待法律概念/西方如何看待法律概念”这样一种二元模式;第三,我们也许应该注意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背后的“世界流通”的意义,换而言之,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其中“法律”概念的“理解”也许都是“世界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延伸的我的另外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6}(P.32—33)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7}(P.51—52)。
  我的研究涉及历史“事件”选择的问题。应当指出,本研究所选历史“事件”,不是随意的,在本研究的历史分析叙述中,这些资料具有重要的横向历史相关性,并且具有并非偶然的纵向历史相关性。通过这些资料,应当在获得一般意义的“法律”概念话语活动的真实内容之际,可以获得语词使用历史演变的具体流动信息。就此而言,也需特别说明的是,在我的研究中,作为分析对象的“法律”概念是在两个意义上被分析的。第一,其被视为表达一些实质含义的语词而被分析。第二,其被视为一个在近代才逐渐凸现、并且逐渐与“法”字之使用并驾齐驱、同时逐渐超越“律”字之使用的现代汉语术语而被分析。一般来说,人们时常认为,在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汉语意义的“法律”一词使用,现代汉语意义的这一术语的使用大致源于日本术语的传人。[4]本文在分析今天汉语意义的“法律”一词的基本涵义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交流的对比的同时,也将逐步追溯其在近代汉语中的历史线索,并且,尝试在微观社会实践中,建立这一术语使用的一些语境,将可能存在的历史的另外具体而又重要的层次剥离出来。之所以集中于“法律”一词而展开,主要是因为,今天的“法律”一词和“法”字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过了近代以及近代之前的“律令”和“律”等字;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因为,近代中西的初期交流极为可能是“法律”一词在白话文意义上的广泛使用的动力之一。这意味着,通过“法律”一词,还有其与“法”、“律令”及“律”等字的关系,可以发现法律概念背后一般法律话语的某些历史变迁,特别是可以发现这种话语的“近代”与“现当代”的历史关联,从而,推进我们对现当代法律实践的深度理解。自然,更为需要指出的是,在我的研究中,字词的变迁和概念话语活动的分析,需要同时也必须在和其他重要相关字词的辨明中加以展开。因此,“法律”一词,就汉语言,不免会和“法”、“律令”、“律”等字词交织互训。
  我的分析方法,基于上述历史资料的大致选择定位,以及在“字词”和历史微观实践语境之间的关系把握的叙述目的,从而是话语谱系学的。
  针对在今日涵义上的“法律”概念问题而言,中西近代日常话语交流实践大致包含了三个阶段:开始、发展和趋同。本文仅仅讨论“开始”。“发展”和“趋同”将另文撰述。分析讨论这三个阶段,以及其中的历史内涵,是为以后通过比较中西来深入地分析“法律”概念话语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以及意义作一铺垫。
  二、“法律”一词以及“法律”概念是怎样实践的
  关于近代日语对汉文的影响,学者时常认为,许多指示今天中文意思的字词包括关于政法一类的字词,来源于日语的“中国进入”。“法律”两字也是如此。但是,这一见解看来是颇有问题的。[5]姑且不说汉文古语中已有某些使用,比如《管子·七臣七主》的“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吕氏春秋·离谓》的“是非乃定,法律乃行”,我们可以争论其到底是否指示了今天“法律”两字的含义,[6]就是此前15世纪至17世纪,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今天意义的两字连体使用。
  明代早期,学人桑瑜在撰写《常熟县志》时提到:
  徐勤,字公立,任顺德县丞,明于法律,优于治政……容庆,字德善,任鱼基县丞,精于法律,尤善吟咏{8}(P.285)。16世纪,同为明代学人的汪佃在《建宁府志》中写过:
  宋张叔椿旧志,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在此云云,验今俗,果然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
  兴学校,修孔子庙,公暇则召属吏训以诗书法律,岁旱垦祈{9}(P.54、91)……
  在此,可以看到与今日“法律”一词含义有些接近或者大致同义的“法律”两字连体式的语词使用。17世纪初期,亦为明代学人兼官吏的吕坤,也曾使用“法律”二字连体的语词。他说:
  常训之以道义,常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10}(P.100)……
  这里“法律”二字的连体含义,可能更为接近今天的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于桑瑜但稍早于汪佃的明代官吏兼学人薛瑄,即撰有《从政录》,其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11}(P.1)该书另外一处提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11}(P.3)。所以提到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后来学者熟知的西方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中,曾用汉文记下这样一些字句:
  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已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12}(P.73)。
  其中“法律条例”文字,几乎和薛瑄书中所说的“法律条例”文字如出一辙。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在薛瑄及艾儒略的例子中的“法律”两字使用和今天“法律”一词使用,就其能指作用来说,也是一致的。[7]
  当然,如果查阅明代之前或者15世纪以前的语词使用,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南朝时期沈约曾说:“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13}(P.555)。唐朝长孙无忌在《唐律疏义》中曾提:
  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其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14}(P.63)。
  只是,这类情形可能较为少见。从此来看,以为“法律”一词的今日含义使用,是近代经由日本语言流传过来,更为可以说是没有仔细考察汉文语词使用的历史辞源的结果。
  从“法律”一词和“法”、“律令”、“律”等字词的关系来看,作为中国近代发端时期的明朝,当然包括以前,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数量情形,远远不能和后者诸字词的使用的数量情形同日而语。这是不奇怪的,也是没有较大争论余地的。但是,这仅仅是就语词单纯使用的大致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估量判断,其意义就本文的叙述目标来说,是颇为有限的,深究下去,在学术价值上也是很有疑问的。毕竟,无法考尽全部的古文语词使用几乎也是肯定的。本文更为关心的问题是:作为西方人的艾儒略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汉文“法律”一词的?
  人们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人们首先立刻就会想到,《职方外纪》出现之前的语言环境,已经为这一文本中的“法律”语词使用提供了大致前提。换而言之,此前一些文人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使用了“法律”一词;这些使用,包含着这一语词的一般意义,而且,相对艾儒略来说是个重要的语言文化背景,会使逐渐通晓汉文的艾儒略“浸入”其中,成为汉文“法律”语词的“日常使用”的被驯服者。因此,艾儒略和上述其他明代人的“法律”概念使用,基本上是类似的。[8]这种解释是可以的,也是能够说明问题的。但是,正是这一解释却有可能遮蔽艾儒略的“法律”语词使用背后的中西交流话语实践,或者其中的具体“社会历程”,使人们容易忽略可能更为有意思、更为有挖掘意义的中西交流之中的“语词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我们首先再来考察汉文语词本身的使用。众所周知,大致来说,中国古代“法”、“律令”、“律”等词通常是指今人所说的刑法一类的法律。其中逐步繁衍出来的“法律”两字连体一词,似乎也是如此。应该承认,上述桑瑜等人例子中的“法律”语词使用,至少时常是指这类刑法。比如,从上下文来看,吕坤所写的“常恐之以法律”就是在说今天的刑法,也是在指示这类刑法所具有的作用。毕竟,刑法的威吓功效在古人看来是自然而然的。再看薛碹的语词使用,“畏法律保禄位”的意思,在“刑法”上,几乎是吕坤的意思的明显翻版。只是,在吕坤的使用中,其意是指“有人运用法律来恐吓”,而在薛瑄的使用中其意是指“有人面对法律而恐惧”。此外,就薛碹的语词使用看,正是在“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畏法律保禄位”等字句的附近文本语境中,我们可以读到,“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尽管,其同时也提到了“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11}(P.1—4)。于是,其中“法”字和“法律”一词意指“刑法”的寓意,也是颇为明显的。
  但是,在艾儒略那里,情形有所不同。首先,上引艾儒略的文句中,虽然所说是指“官府听断大事所凭法律条例”,然而,在西方中,“大事”并不仅指刑事问题这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其次,如果联系1620年代初期艾儒略撰写的《西学凡》,那么可以发现这是更为明显的。在《西学凡》中,艾儒略介绍了西方的“诸学科”,提到了欧洲各国“经传书籍,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一为理科;一为医科;一为法科;一为教科;一为道科{15}(P.31)”。法科是指学习君王治理国家并且解决人间纠纷的法典,而法典是“天命之声”、“国家之筋骨”、“道德之甲”{15}(P.45)。艾儒略曾提到,西方自古以来就设立了法科学校,讲授明断人事的根本。经过6年学习以后,通过严格考试,特别优秀的学习者可以委以世俗重任,授予一定的职务。不难看出,在艾儒略想像的自西方古罗马以来的制度这一背景中,“法律”不仅是指刑法,而且是指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在此,可以见到,作为西方人的艾儒略的“法律”字词使用和其时大致同代中国人的“法律”字词使用,尽管字面相同,然而是有一些内在分别的。
  另外,从“法律”制定这一角度来说,以“刑法理解”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法”、“律令”、“律”等字的使用,总是暗指“国家君王制定”这一内涵。逐渐繁衍出来的诸如上述明代中国人文本中的“法律”一词的使用,大致来说,也在意指这一内涵。从艾儒略的语言中,我们也能看出类似的意思。因为,艾儒略提到了“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这是指明了“法律条例”和国家君王立法权力的依附关系。但是,在中国人的文本中,“法律”和“国家君王是否圣明”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法律”通常来说并不因为“国家君王并非圣明”从而失去“法律”的资格。换而言之,一般来说,此时的中国作者不会因为国家君王并非圣明,从而认为其所制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中国古代对“法律”制定的理解,从整体上来看,颇有19世纪西方法律实证主义的几分意思,也即“法律就是国家有权者制定的”。[9]相反,在西方人艾儒略的语词使用中,“法律”和“国家君王是否圣明”之间似乎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艾儒略提到了“格物穷理”的语词修饰。特别重要的是,艾儒略还提到了“从前”两字的时间限定语词修饰。这似乎暗示了两点。其一,西方“官府”所适用的“法律条例”,都是圣明君王制定的,如果不是圣明君王制定的,官府也就不会加以适用,于是,并非圣明的君王所制定的规则能否成为“法律”就是一个疑问。如果肯定地来说,并且联系艾儒略在《西学凡》中表现出来的神学自然法观念(见下文),那么,其极为可能就不是“法律”。其二,制定“法律”的圣明君王,有着“历史渊源”,“从前”两字特别暗喻了汉文“先王”的历史意思。这样,“当下”的国家君王在“法律”制定问题上也就被赋予了“次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规则由君王予以制定是否可以成为法律”这个定性问题上。如果联系前面提到的艾儒略在《西学凡》中所说的世俗法典是“天命之声”,那么,这里的圣明君王,更被赋予了挑起人们丰富想像的历史久远的时间概念与广袤天际的空间概念。在此,我们同样遇到了一些内在的分别。
  当然,西方是否有如艾儒略所说,在听断“大事”的时候,都是依据从前圣明君王制定的法律,这是无须给予讨论的。因为,这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没有人会相信艾儒略的“事实判断”必定是个真实判断。同样,其在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西方“无征比催科之法”、“赋税民皆自输”,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美丽传说,[10]今天人们可能也会一笑置之。但是,这些恰恰成为了上述内在分别的一个重要脚注。众所周知,在近代中西开始初步交流的时刻,无论作为艾儒略那样的西方人,还是作为阅读艾儒略著述那样的中国人,他们主动想像构建的“西方世界”,或者,被动想像构建的“西方世界”,都是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想像构建,即使是失真的想像构建,中西交流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此外,这里涉及语词如何使用的问题。这里的意思是说,“法律”字词的使用,从使用者的主观状态来说可分两类:一是感性使用;二是探讨使用。感性使用,意味着使用者没有特别在意使用语词的特别实践目的,使用者仅仅使用语言而已。比如,前面提到的明代桑瑜等人可能就是如此。探讨使用,则意味着使用者也许特别在意使用语词的特别实践目的,希望通过使用语言,来诱导阅读者的思考方向。艾儒略的使用,可能就是如此。如果艾儒略的使用不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就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艾儒略在知道中国其时“法律”两字大致意指“刑法”之际,还是使用该词去指包括“民法”在内的广义法律。
  三、语词实践的背后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在的分别?此外,为什么艾儒略要对西方的法律实践作出这样的描述?再者,为什么艾儒略会出现可能是“探讨使用”的语言表达?
  我们应当注意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重要的。当时,艾儒略在撰写《职方外纪》的时候,和其时中国明朝名儒也是重要官吏的杨廷筠相互合作,完成此书。谢方指出,原书署名“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16}(P.3)。明代李之藻在《刻职方外纪序》中提到,“余友杨仲坚氏与西士艾子增辑焉”{17}(P.6)。艾儒略自己在《自序》里说,在《职方外纪》上,“杨公……订其芜拙,梓以行焉”{18}(P.2)。而且,艾儒略主要是跟从杨廷筠学习汉语的{19}(P.64)。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正是这一“微小”背景提示着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上述那些内在分别的相关信息,从中可以获得为什么艾儒略要对西方法律实践作出如此描述的相关信息,以及为什么艾儒略会“探讨使用”语词的相关信息。
  我们首先观察杨廷筠。
  从学术经历看,杨廷筠曾经参与过明末十分活跃的无锡东林书院的活动{20}(P.39—41)。无锡东林书院的活动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一些儒士大赞程朱,批判陆王,他们“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道证道之失”,[11]同时,颇为提倡“格物穷理”之说。其二,东林书院经常讨论时政问题。黄宗羲指出,“……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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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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