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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刑事诉讼中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的法律思考
【英文标题】 Improving Laws concerning Bearing Witness in Criminal Procedures
【作者】 闵春雷【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行政诉讼法【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3【页码】 3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768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刑事诉讼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在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决定》对证人作证这一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却只作了简单的、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如何健全、保障证人的诉讼权利,明确其拒不作证的法律责任,促使其依法履行作证义务,以适应控辩式审判方式的要求等问题都未作具体规定。笔者认为上述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继续深入探讨,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
  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作证义务不是法律强加于人的,“当法律分配义务时,这些义务必须是从权利中合理地被引中出来。”[1]作证义务产生的基本依据是任何公民都有受到司法机关保护,免遭犯罪行为侵害的权利。因此,当公民知晓案件情况时,理应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帮助司法机关尽快查清案情,惩罚犯罪,保护无辜,恢复遭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可见,履行作证义务,是于国、于人、于己皆有利的义举。同时。证人是伴随案件产生的,这决定了证人对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作证即成为证人不可推卸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
  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拒证”主要指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到案(庭)接受询问或虽到案(庭)但不陈述其了解的案件事实情况。其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明确拒绝、推说不知情、回避关键问题,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封建诉讼观的影响。认为事不关己,不说为佳,故对司法机关不予配合,敬而远之。(二)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特殊关系,出于情感因素而不愿作证。如证人是当事人的近亲属,不愿提供对当事人不利的证言。(三)担心因作证使自己遭受不应有的损害。如在实践中,一些证人出庭所支付的费用得不到补偿,在遭受威胁、迫害时得不到有力保护,这些现象的存在,无疑挫伤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四)证人因被收买而拒绝作证。(五)缺乏对“拒证”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因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使作证这一法律义务难于实现。
  证人拒绝作证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首先,妨碍司法机关查明案件的实体真实。证人是伴随案件产生的了解案件的人,证人依法提供证言无疑是司法机关查明案情,正确处理案件的捷径。如果证人不作证,司法机关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通过其他途径证明本应由证言证实的案情。而且,在一些情况下,由于无法取得其他证据,会导致案件无法查清,进而放纵犯罪或伤害无辜。其次,有失程序公正,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有悖公正、民主的诉讼要求。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为保证这一规定的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111条规定:“除因死亡、重病、或者其他经人民法院认可的特殊原因外,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因各种原因,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落实,多数情况下,证人仍不出庭,法庭仅就书面证言进行核对。这势必会限制当事人等讯问、质证权的行使,一些情况下,使证言核对流于形式。同时,也不利于及时戳穿伪证,无端地增添了当事人对证言乃至判决的疑惑,导致缠诉的发生。
  二
  任何法律义务的实现都需要相应的权利作保障,拥有权利是承担和履行义务的前提。为保证作证义务的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的诸项权利,这对证人是必不可少的,但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权利的现有规定,尚不足以保障证人切实履行作证义务,亟待补充、完善。即实现义务首先应从完善权利入手。根据司法实践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应增补如下权利:
  (一)经济求偿权。即证人因作证所支付的费用及因作证而影响的正常收入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补偿。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影响证人作证的消极因素。随着控辩式审判方式的进行,证人出庭愈发重要,与此相适应,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必须制度化、法律化。首先,任何单位都应支持公民作证,不得因作证扣发证人的工资、奖金。其次,无固定单位的证人(农民、个体工商户等)因作证而减少的正常收入,司法机关应予以适当补偿。最后,证人因作证而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司法机关应予以补偿,并给予必要的伙食补贴。
  (二)获得司法机关及时保护的权利。《决定》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一规定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但对证人来说这也只是事后的、静态的保护,毕竟不法行为已经发生,证人已受到侵扰和损害,不良社会影响已经产生。所以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证人保护制度,即对重大刑事案件的重要证人,当其人身、财产安全面临现实危险时,有权要求司法机关的保护,司法机关应保证其人身、财产的安全。与单一的处罚相比,这一保护制度是积极的、动态的、同步的,它能够防患于未然,增强证人的安全感,保障其切实履行作证义务。
  (三)增设免证权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不论其与当事人有无亲属关系以及从事何种职业。从表面上看,这一规定为司法机关查明案情提供了最广阔的途径,而且十分公平。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完美”的规定却难以落实,当事人的近亲属常因情感因素而拒绝作证或出伪证,给侦查、审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证言特免权或拒证权的规定,主要指法律规定证人因与被告人有某种亲属关系或为保守职业上、公务上的秘密而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的权利。如美国普通法或制定法中存在的“律师一当事人”特免权,“医生一病人”特免权以及“夫一妻”特免权,[2]等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律规定,与被告订有婚约的人或被告人配偶,即或婚姻关系不存在,也有权拒绝作证。被告人的直系血亲,姻亲或有收养关系的人或被告人的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二亲等内的姻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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