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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侦查中的监听
【英文标题】 Monitor Applying to Crime Investigation【作者】 谢佑平万毅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侦查 犯罪 监听 刑事诉讼程序 程序法定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18
【摘要】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监听的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侵害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448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侦查措施。监听的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监听这一现代刑事侦查措施的兴起与发展予以了充分关注,并在综合考察、分析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监听的立法规定之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监听立法的建议。

一、界说:监听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侦查与犯罪本是共生共存的一对社会历史现象,国家设立刑事侦查程序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打击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因此,犯罪行为方式的每一次嬗变,都必将引致国家在刑事侦查方式上针锋相对的回应,这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犯罪现象也变得复杂起来,日益向组织化、技术化、隐密化方向发展,给各国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严重影响到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成效,同时也在客观上迫使侦查机关转变侦查观念,着力寻求侦查方式的突破与变革。正是为了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各国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也开始向高技术化、高隐密性方向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广泛运用,各国刑事侦查机关开始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打击犯罪,其中,监听成为各国刑事侦查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技侦措施,它在弥补传统侦查手段的不足、打击某些特殊类型的犯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指出,在毒品案犯与收受贿赂的侦查中,如果没有有效侦查方法时,必须依靠监听侦查手段。”[1]

所谓监听,指的是刑事侦查机关在未经通话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安装监听器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的一种侦查措施。从技术上讲,监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电话线路上安装监听器的电话监听(wiretapping);一种是不利用电话线、只安装监听器的电子监听(bugging)。从法律上来讲,则可以分为未经通话双方当事人同意的第二者监听和经其中一方通话当事人同意的同意监听。[2]但是,无论监听在技术上和法律上存在何种分别,作为一项现代刑事侦查措施,技术性、秘密性和强制性是其基本属性,这些基本属性或特征深刻地影响着监听的程序构建。具体而言:

(一)技术性。从刑事侦查手段的技术含量而言,刑事侦查的方式可以分为技术侦查与非技术侦查。传统的侦查手段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等基本上不涉及技术性装备的操作与使用,技术含量很低,因此可以称为非技术侦查;而监听、拍照、摄像等现代侦查手段是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来查明案情、搜集证据,整个侦查过程就是技术装备的操作与使用过程,技术含量很高,因此在侦查理论上称为技术侦查。就监听而言,主要是通过监听器(俗称窃听器)的运转和工作来获悉通话人的通话内容,因此是典型的技术侦查措施。

(二)秘密性。从刑事侦查程序的开放性而言,刑事侦查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公开侦查和秘密侦查。所谓公开侦查,非指向社会公开,乃指向当事人公开,即在当事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侦查,如讯问犯罪嫌疑人等。而秘密侦查则是指在当事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侦查,如邮检、诱捕等。监听是侦查机关为了对付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犯罪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正在于不经通话的当事人(至少是一方通话当事人)知晓,而通过安装监听器秘密听取当事人的通话内容,因此是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将“监视电信通讯”归为“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

(三)强制性。从刑事侦查措施本身的效力而言,刑事侦查的方式又可以分为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强制侦查是指采用强制性手段、对当事人的生活权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侦查,如搜查、扣押等;而任意侦查指的是不使用强制手段,不对当事人的生活权益造成强制性损害,而由当事人自愿配合的侦查,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3]就监听而言,不论是未经通话双方当事人同意的第三者监听,还是经一方当事人同意的同意监听,一经实施,就将侵犯通话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侦查机关采用监听也并不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不以当事人自愿配合为前提,即使当事人不同意配合,侦查机关也可以自行采用监听。因此,监听应当属于强制侦查措施。

监听的上述特征成为各国针对监听进行程序制约的主要立法依据。

二、比较与分析:监听的立法原则

监听的产生和广泛的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各国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普通公民的自由权利(尤其是隐私权)形成更大的威胁。由于现代刑事诉讼日益追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面对这种境况,必然要求在侦查的必要性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之间寻求调谐。基于这种考虑,现代法治国家认为,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国家侦查权的侵蚀,国家侦查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这就要求国家侦查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从各国的立法规定来看,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为了防止刑事侦查机关在侦查中滥用监听侵犯公民隐私权,都在立法中对监听的启动与执行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以期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日本在《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中的第1条阐述该法的立法目的时明确指出:“本法的目的是,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定、正常的社会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他电讯,查明案件真相即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多,为适应对此种状况,就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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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二十三年法律第131号)规定的必要的监听通讯的强制处分,确定其要件、程序及其他必要的事项,以期在避免不当侵犯通讯秘密的同时,准确查明案件真相”。[4]综合起来看,各国在关于监听的立法中都遵循了以下共通的立法原则:

(一)相应性原则。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行使,刑事追究措施特别是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措施,在其种类和轻重上,必须与所追究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不能为了追究轻微的犯罪行为而采用严厉的追究措施。监听作为一项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只能针对严重的犯罪行为而采用。具体而言,从各国的立法规定来看,监听主要适用于以下两类犯罪:一类是普通重罪,即社会危害性较大、法定刑较重的普通犯罪,从各国立法来看,一般是指法定刑在二年监禁以上的犯罪;另一类是特殊重罪,即组织化、隐密性的特殊类型的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有组织犯罪等。例如美国在1968年制定的《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中规定:电子监听只能针对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犯罪侦查。[5]《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二年或二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6]《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也规定,对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列举的重大犯罪,比如反和平罪、叛逆罪、叛国罪等有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及伪造货币、贩卖人口、杀人、敲诈、贩毒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允许命令监视和录制其电讯往来。[7]

(二)必要性原则。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仅达目的为己足,不可过度侵害公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权力机关为实现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当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手段。监听作为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实施将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较之一般侦查措施,监听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甚大,侦查机关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能达到同样目的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较小的一般侦查措施,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实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采用监听进行侦查,这实际上是要求监听的采用必须以必要性为前提。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a顶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中也规定,庭审法官在批准电子监控命令之前必须认定:有合理的原因使人相信只有使用某种专门的窃听装置才能从某种犯罪中获得需要的信息,以及对某一案件来说一般的侦查方法都已经试过,并且是不成功的或者一旦执行起来一般地说有很大的危险性。

(三)相关性原则。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国家权力的行使应有明确的界限,这就要求国家权力必须针对特定的人和事而行使。监听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其采用与执行必须以相关的人和事为限,具体而言,监听只能针对犯罪嫌疑及其犯罪事实而采用。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a5项规定:“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时,只允许针对被指控人,或者针对基于一定事实可以推断他们为被指控人代收或者转送他所发出信息的人员,或者针对被指控人在使用他们的电话线的人员作出命令。”这实际上是规定了监听原则上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而采用,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适用于与案件有关联的其他人员。监听的采用除了要求具备人的相关性以外,还要求具备物的相关性,即监听的事项应限制在与犯罪事实有关的内容上。美国在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中明确规定,在实行监控时要尽量减少对与侦查无关的通讯的监听。日本在判例上也主张监听必须排除一般通话。

(四)司法审查原则。为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必须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分权制衡是实现权力制约的最有效途径。为防止刑事侦查机关滥用监听给公民个人隐私权造成损害,各国都非常重视对监听的控制和监督,具体的作法是实行监听控制权与实施权的分离,即要求侦查机关在采用监听之前必须向有侦查控制权的司法机关(一般指法院)报批,由司法机关进行审查;司法机关审查决定后,才交由侦查机关具体实施。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实际上是将采用监听的权力分为了监听控制权和监听实施权两部分,侦查机关仅仅掌握监听实施权,而由司法机关(法院)掌握监听的审批权以对侦查机关形成监督和制约。西方各国在观念上认为,允许国家权力以强制性侵犯公民的权利时,必须给予公民可以要求法院审查的权利,即由独立、公正的法院对强制性措施的采用进行审查。《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电讯截留措施由预审法官采取并监督。”《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监听只允许由法官决定,在延误就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决定后,应当不迟延地提请法官确认。在三日内未得到法官确认的,决定失去效力。同时,司法审查的进行还必须遵循书面原则,即侦查机关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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