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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日本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收益保证规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文标题】 Profit guarantee rules of Japanese commercial franchise contract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作者】 王姝文【作者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行政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商业特许经营;收益保证;信息披露;日本
【英文关键词】 commercial franchise;profit guarantee rules;disclosure;Japan
【文章编码】 1672-3104(2019)01-0076-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76
【摘要】 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约阶段,特许人对潜在受许人负有信息披露的义务。但是在现实中,特许人提供给潜在受许人的信息往往存在夸大甚至虚假的情形。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加盟后的收益保证信息。虽然我国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收益保证采取的是消极回避态度,但是因收益保证而产生的纠纷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尽快确立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收益保证规则。确立该规则并非易事,需要对大量的相关判例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索其理论依据和判断标准。通过对日本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收益保证规则的比较研究,认为协作义务理论是收益保证规则产生的理论依据,未来我国应当确立概括式和判例式相结合的收益保证规则。
【英文摘要】 At the stage of contracting a commercial franchise contract, the franchisor has the obligation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to potential recipients. But in reality,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franchisee provides to the potential recipients often exists in exaggerated or even false situations. Among them, the most typical representative is the return guarantee after joining. Although China adopts a negative avoidance attitude towards the income guarantee in the commercial franchise contract,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guarantee of income increase year by yea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ncome guarantee rules in our commercial franchise contract as soon as possible. However, it is not easy to establish the rule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study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cases, and to explore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criteria for judgment.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uarantee rules in Japanese commercial franchise contracts, the present essay holds that the theory of cooperative oblig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ule of income guarante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establish a rule of combination of general rule and case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99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商业特许经营模式的法律纠纷中,因特许人在合同订立时未充分进行信息披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据统计,我国法院所受理的商业特许经营案件中,有近九成的案件均涉及特许人的信息披露问题{1}。而在特许人与受许人的信息披露纠纷中,最具争议的当属特许人向受许人所提供的收益保证。对于受许人最为关心也最具有吸引力的信息事项,特许人往往会对收益保证进行夸大甚至虚假处理,以吸引潜在受许人与其签订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可以说,收益保证在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实质性影响潜在受许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披露信息之一。
  但是,我国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的收益保证采取的却是“一刀切”的全面禁止规则,导致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很难找到相关的内容。然而在现实中,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收益保证的问题,作为潜在受许人最为关心的信息披露事项,特许人仍然会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潜在受许人进行加盟后的收益保证。可以说,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有关收益保证的规制现状,不仅无法对潜在受许人进行有效的保护,还影响到了商业特许经营模式的整体发展,更破坏了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市场的法律秩序和生态环境。因此,我国亟须确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收益保证规则,以弥补现行法律规定的漏洞,切实维护受许人的权益。
  由此,引发如下问题:确立商业特许经营收益保证规则的法理依据究竟是什么?如何判断特许人的收益保证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司法实务中,对于收益保证规则的适用应当采取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可见,想要确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收益保证规则并非易事,其中涉及较多的客观因素,需要对大量的判例和实践进行综合的整理、分析和总结。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日本的商业特许经营收益保证规则中摸索方法和规律,在结合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现状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收益保证规则的理论依据、具体内容以及判断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信息披露义务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以收益保证为核心内容展开的。换言之,对收益保证规则的研究,不仅是解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约阶段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纠纷的关键,更是研究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信息披露制度的前提。因此,尽快确立特许人的收益保证规则,对于我国商业特许经营模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日本商业特许经营收益保证规则的发展沿革及现状
  从日本官方公开的有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收益保证纠纷的判例来看,自1989年的首例判例算起,至今总共有30例(详见表1)。通过对这30例判例进行整理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法院在审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有关收益保证纠纷时的态度变化。笔者从中抽取了3例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并以其为主线,将30例判例划分为收益保证信息披露义务的消极适用期、收益保证规则的萌芽期以及收益保证规则的确立期等三个阶段,用以说明日本商业特许经营收益保证规则的发展沿革。
  表1 日本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信息披露纠纷判例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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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案例             结果   加盟连锁总店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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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东京地方法院1989年11月6日判决      ×  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原则
  2  大阪地方法院1990年11月28日判决     ×  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原则
  3  东京地方法院1991年4月23日判决      ×  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原则
  4  京都地方法院1991年10月1日判决      ○  特许人在估算收益保证时加入了有利于自己的人为操作
  5  京都地方法院1993年3月30日判决      ×  夸大的收益保证属于可容许的推销辞令
  6  东京地方法院1993年5月31日判决      ×  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原则
  7  东京地方法院1993年11月29日判决     ○  过于夸大构成欺诈
  8  东京地方法院1993年11月30日判决     ×  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原则
  9  浦和地方法院1993年11月30日判决     ×  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原则
  10 千叶地方法院1994年12月12日判决     ×  夸大的收益保证属于可容许的推销辞令
  11 大阪地方法院1995年8月25日判决      ×  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原则
  12 大阪地方法院1996年2月19日判决      ×  夸大的收益保证属于可容许的推销辞令
  13 名古屋地方法院1998年3月18日判决     ○  特许人任意设定收益保证
  14 东京高等法院1999年10月28日判决     ○  收益保证的估算方法存在明显错误
  15 福冈高等法院2001年4月10日判决      ○  特许人的收益保证估算方法存在明显的错误
  16 名古屋地方法院2001年5月18日判决     ○  特许人须向受许人提供收益保证
  17 千叶地方法院2001年7月5日判决      ○  特许人对收益保证加入了有利于自己的人为操作
  18 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1月25日判决      ×  受许人曾经经营过相似行业故不应受特许人影响
  19 大阪地方法院2002年3月28日判决      ○  收益保证的估算存在明显错误
  20 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泽支部2005年6月20日判决 ○  收益保证的估算方法不合理、特许人须向受许人提供收
                           益保证
  21 福冈高等法院2006年1月31日判决(1)   ○  特许人任意设定收益保证且估算方法不合理
  22 福冈高等法院2006年1月31日判决(2)   ○  特许人没有向受许人提供收益保证本身违反了特许人的
                           信息披露义务
  23 仙台地方法院2006年11月26日判决     ×  特许人的收益保证估算方法合理
  24 熊本地方法院2007年12月14日判决     ×  特许人的收益保证客观且合理
  25 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2008年7月4日判决   ○  特许人的收益保证估算方法不合理
  26 大津地方法院2009年2月5日判决      ○  特许人提供的收益保证不合理
  27 仙台地方法院2009年11月26日判决     ○  特许人未提供收益保证
  28 大阪地方法院2010年5月12日判决      ○  特许人提供的收益保证缺乏客观的估算依据和合理性
  29 大阪地方法院2010年5月27日判决      ×  特许人提供的收益保证客观且合理
  30 东京地方法院2016年12月26日判决     ×  特许人提供的收益保证客观且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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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示特许人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表示特许人未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而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收益保证信息披露义务的消极适用期(1989—2000年)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989年11月6日判决{2}(判例1)不仅是日本有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收益保证纠纷最早的判例,也是日本有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信息披露义务的首个公开判例。由于日本当时尚未确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约阶段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在该判决中,法官采用了保护义务[1]这一概念作为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理论依据。然而,根据该判决内容可知,这里的保护义务是指注意避免向对方提供可能影响其最终决定是否缔约合同的错误信息。也就是说,只要特许人没有向潜在受许人提供可能影响其最终判断的错误信息,特许人就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可见,在日本当时的审判规则中,法官并没有对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积极的认定。并且,在该判决文中,对于收益保证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信息披露义务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说明。正如该判决文所述:“本案中……特许人未提供收益保证的行为并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保护义务,并且在特许人提供上述信息前受许人就已经确定加盟,故……特许人并未违反保护义务,也无需承担损害赔偿。”由此可见,该判决虽然承认特许人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约阶段负有诚实信用原则上的保护义务,但是并未对违反该保护义务的具体情形进行详细说明,致使该保护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并不具有实质效用{3}。而在该判决之后的十余年中,该判决中的主导思想也被日本法院继续沿用,几乎鲜有因违反该保护义务而使特许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判例。
  对于该判决的审理结果,还应当从该判例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正值商业特许经营模式刚刚进入日本,由于该模式尚属于新生事物,特许人的规模普遍偏小,数量不多,特许人的市场综合调研能力也较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法院一般会认为特许人与潜在受许人之间属于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由于潜在受许人不同于单纯的消费者,其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在追求利润、开展经营的同时,自然也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和经营行为负责。而特许人所提供的信息,对于潜在受许人来说只能作为参考,最终还是要依据潜在受许人自己的经营判断来决定是否要与特许人签订商业特许经营合同{4}。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判例中,法院一般都会着重强调受许人自己的责任。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日本法院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受许人的定位仍然停留在纯粹的独立交易主体阶段,对于收益保证一般采取的是消极适用原则。换言之,只要特许人所提供的信息不存在极为不合理的情形,法院一般都不会将违反收益保证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强加给特许人,而这一审判主导思想在日本学术界也被称为消极的信息披露义务理论{5}。
  (二)收益保证规则的萌芽期(2001—2005年)
  继东京地方法院1989年判决之后,虽然日本法院确立了有关特许人信息披露的保护义务,但是对于特许人究竟负有何种具体的保护义务,特别是收益保证方面的信息披露义务,却一直没有任何判例予以提及和说明。然而,这种情况在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2001年5月18日判决{6}(判例16)中发生了变化。该判决在确认特许人对受许人负有信息披露保护义务的同时,认为特许人未向受许人如实提供收益保证的行为也违反了保护义务。并且,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中,审理法官认为,“只要没有特别需要保密的情况,……特许人应当将与预定开业店铺相关的所有信息如实告知受许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收益保证”。可见,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2001年的判决改变了以往日本法院对于收益保证的消极态度,首次将收益保证纳入了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内容当中。换言之,当特许人提供了不实信息,并且该不实信息左右了潜在受许人的最终判断时,特许人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名古屋地方法院的这一判决,也因为对收益保证采用了积极的信息披露义务而备受世人关注{7}。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判决仅仅是对已经提供收益保证的特许人提出了如实披露信息的义务,而并未提及没有进行任何收益估算的特许人,也没有强制要求其必须提供收益保证。同时,对于“如实”的概念将如何界定?它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在该判决文中均没有提及。但是,该判决动摇了以往占主导地位的消极的信息披露义务理论,对当时日本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重要意义。
  自名古屋地方法院2001年判决之后,从表1中的判例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法院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收益保证的态度正在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这种变化意味着,日本法院已经开始认识到,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等性,而法院也正在积极地调整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求达到一定的平衡。换言之,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业特许经营体系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随之而来的还有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力差距的增大。在特许人和受许人众多的法律纠纷中,日本法院也注意到了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正在不断被拉大的实力差距,因此才会有该判决文(判例16)中“对于特许人没有提供充分、详实的可供受许人做出正确判断的信息的行为,从一般社会观念来看是属于违法行为,因此……不能免除特许人的不法行为责任”的表述。
  (三)收益保证规则的确立期(2006—2009年)
  如前所述,名古屋地方法院2001年5月18日判决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关收益保证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是从该判决的表述来看,对于特许人是否必须向潜在受许人提供收益保证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明确说明。对此,日本福冈高等法院2006年1月31日判决{8}(判例22)在上述名古屋地方法院判决的基础上,对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明确指出收益保证属于特许人必须向潜在受许人提供的必要信息。在该判决文中,日本福冈高等法院认为,“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缔约阶段,……潜在受许人最关心的往往就是加盟后能够获得多少收益的问题,这也是影响潜在受许人最终是否与特许人签订合同的重要判断依据。因此……,特许人没有理由不向潜在受许人提供有关收益保证的信息”。同时,法院还对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将潜在受许人普遍关心的收益保证列入了特许人必须披露的信息类别当中,认为特许人未向潜在受许人提供收益保证本身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上的信息披露义务。换言之,以往日本法院主要是以特许人的不实信息与受许人最终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判定特许人是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标准,而此次福冈高等法院对于特许人收益保证信息披露的积极态度,使该因果关系不再成为判断特许人是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标准。而这种审判规则上标志性的转变,正是由于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较为悬殊的实力差距造成的{9}。当然,这也和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独特的构造及其特殊的法律性质息息相关。自此,日本有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收益保证的积极的信息披露义务理论就正式确立了。
  而在日本福冈高等法院2006年1月31日判决之后,日本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约阶段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积极提供收益保证为中心的审判规则,也就是收益保证规则。从表1中的判例情况可以看出,自2006年后,凡是涉及收益保证的信息披露纠纷,日本法院基本上都作出了特许人败诉的判决,并要求特许人对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而给受许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也就是说,根据收益保证规则,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约阶段,特许人必须向潜在受许人提供包括收益保证在内的足以影响受许人最终判断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必须是客观且合理的。根据日本商业特许经营协会2016年的抽样调查显示,近七成的特许人知道保证规则,并清楚要在合同缔约阶段向潜在受许人提供客观且合理的收益保证{10}。可以说,该收益保证规则的确立,不仅减少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约阶段的纠纷数量,切实保护了受许人的权益,同时也弥补了立法上以及传统法理上的不足,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实践和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三、商业特许经营收益保证规则的法理依据及具体内容
  (一)收益保证规则的法理依据
  1.传统合同法理论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适用问题
  日本在收益保证规则确立之前,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一直都是以传统的合同法理论为依据进行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其原因在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特许人和受许人都是独立的经营主体,因此,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也被视为平等主体之间所订立的民事合同类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也同一般民事合同中的说明义务一样,被纳入附随义务的范畴{11}。正因如此,日本对于特许人和受许人在合同缔约阶段发生的有关信息披露的法律纠纷,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更多强调的是特许人和受许人自己的责任。正如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989年11月6日判决(判例1)所示,只有在特许人提供的信息存在极为不合理的情形时,法院才会判定特许人违反了信息披露义务,而在这些信息中自然不包括收益保证。
  但是,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作为一种现代新型合同类型,与一般民事合同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由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具有现代交易关系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致使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在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上常常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同时,由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非常注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长期性协作关系,因此,与一般民事合同的一次性交易特点相比,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具有长期性、继续性、组织性和协同性{12}。正是由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具有上述四点特性,法律就更应当注重平衡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严重的不对等关系。在研究和解决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时,也应当更多地从双方当事人之间长期的信赖关系和协作关系出发,寻找解决该纠纷的良策{13}。可见,传统的合同法理论并不能完全应对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缔约阶段,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如果同一般民事合同一样只是具有补充功能的消极附随义务的话,不仅无视了受许人相对于特许人的弱势地位,也不利于保护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长期的信赖关系和协作关系,更会影响到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长期性和继续性。而这些要素,也正是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存在的根本{14}。因此,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特别是对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来说,应当较一般的信息披露义务更为严格。换言之,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特性出发,构建专门面向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学者对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所具备的长期性、继续性、组织性和协同性出发,提出了适用于该类现代新型合同的协作义务理论。
  2.协作义务理论的具体内涵及意义
  从日本学者对协作义务理论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从“合同给付的性质”和“合同主体的特征”两方面来判断是否存在协作义务{15}。
  首先,对于“合同给付的性质”来说,合同需要具备继续性交易的特征。其原因在于,具有继续性交易特征的合同往往较为注重交易双方的协作关系,基于这种交易双方间的协作关系就可以推定在该合同中存在协作义务。这种具有继续性交易特征的合同在现代新型合同类型中较为常见,而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定义可知,特许人不仅需要将自己的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许可给受许人,同时还必须持续性地向受许人提供技术、经营等方面的指导。而对于受许人来说,不仅要持续性地使用特许人的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同时还要持续性地向特许人支付相应的特许经营费用。由此可见,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履行必须通过交易双方长期继续性的给付行为才能够得以实现,而其中交易双方所负有的具有继续性的合同给付义务从本质上来看指的就是协作义务。
  其次,对于“合同主体的特征”来说,主要是指合同主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等现象。协作义务起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在交易双方存在严重不对等的失衡情况时,为了实现合同正义,就有必要赋予强者一方更为严格的法律义务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而这里的法律依据就是协作义务理论。如前所述,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在专业知识、经营能力、信息收集等方面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对等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称之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行为。并且,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一般使用的是格式条款,这将使作为弱者一方的受许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同时,受许人还要承担加入特许经营的全部费用以及经营失败时的全部损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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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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