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与完善
【英文标题】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作者】 刘俊敏童铮恺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海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英文关键词】 “the Belt and Road ”;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Expert Committee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08-0048-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8
【页码】 48
【摘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涉外商事案件不断增多,创造一个有利于国际商事往来的法治环境并建立良好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已成为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我国2018年6月成立的国际商事法庭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制度构建,包括三位一体式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的创设以及在传统审理程序上的创新,但其中依然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国际调解机构及专家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性质认定和审查形式问题、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过窄与一审终审制合理性问题、涉外案件管辖双轨制可能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定位问题及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等。因此,需要借鉴他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不断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相关制度,以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并加强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英文摘要】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number of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cases in China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increase quite rapidly. It has been a crucial task for China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system which can superbly contribute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des.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CICC),established in June, 2018,is a new and innovative institution, which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inity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creation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and the revisal of the traditional trial procedures. However, many qualities of the CICC still require improvement. These improvements include clarifying the nature of and review process of agreements made through the reconcili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Expert Committee, reviewing the jurisdiction of CICC, correcting the judicatory injustice which may result from dual-track jurisdiction, reforming the virtue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and expand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made by CICC.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China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CICC on the basis of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and the condition of China as a whole,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hich includ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aising China ' s influence in related field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031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得到近15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力量。随着倡议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往来不断增加,但由于各国在经济、文化、宗教及司法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由贸易和投资引发的商事争端难以避免。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我国法院共审执结涉外民商事案件20余万起,较过去5年增长一倍以上{1}。因此,创造一个有利于国际商事往来的稳定法治环境、建立良好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并加强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已成为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着公平公正、专业高效、透明便利的原则,在深圳和西安分别设立了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为我国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注入了新生力量。《规定》明确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对于优化“一带一路”法治环境,打造我国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新平台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际商事法庭——我国新型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

(一)三位一体的一站式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目前针对国际商事纠纷常见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及诉讼。调解在广义上既包括一个司法外独立程序的机构调解或临时调解,也包括结合于其他程序中的调解,如司法程序中或仲裁程序中的调解{2}。调解作为最典型的非正式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自愿性、灵活性和契约性等特征,不过多纠结于法律程序及证据规则,强调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以解决纠纷,这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理念相符,可以说在“一带一路”语境下调解应是当事人解决争端的最优选择。仲裁则以其兼具效率和公平的特征而受到争议当事人的青睐,同时《纽约公约》保障了仲裁结果可以在大部分国家得以承认和执行,仲裁已经成为国际商事纠纷中被最广泛使用的一项争端解决方式,必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商事主体选择最为普遍的争端解决方式{3}。

长期以来,我国并未建立一个有效的三者衔接机制,而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则为这三项传统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了平台,形成三位一体的一站式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以充分满足争议当事人的多元纠纷解决需求。其中诉讼与调解的衔接具体表现为国际商事法庭在受理案件后,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委托最高人民法院组建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及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国际商事法庭可以根据当事人的需要依据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或判决书{4}。既充分发挥了调解在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作用,使当事人尽可能地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同时由法院出具的调解书或判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调解本身欠缺司法性和强制执行力的缺点。仲裁与诉讼的有效衔接则表现为在当事人选择仲裁后,当事人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证据、财产或者行为保全,同时,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执行或撤销该仲裁裁决{4}。由此形成调解、仲裁与诉讼的有机衔接、功能互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二)跨域合作的首创式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2018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并公布了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名单。从《规定》及《决定》中可以看出,专家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包括调解及提供咨询意见两方面。

根据《规定》,国际商事法庭在受理案件后七日内,在取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将案件委托给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进行调解,这一规定赋予了专家委员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调解职能。同时,根据《规定》第8条,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若需适用域外法律,可由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提供。专家委员会在国际商事法庭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涉外司法解释和政策时,都应提供相关意见和建议。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在其他国家尚无类似制度。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在经济、文化、宗教及司法制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当事人往往来自不同国家和法系,国际商事纠纷的国际性决定了在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不同国家甚至法系的法律,因此必然需要精通国际法并熟练掌握各国国内法、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相关法律服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首批专家名单,专家委员会目前由32位专家组成,包括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士、荷兰、雅典、日内瓦、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法学专家、知名学者、资深法官、资深律师等{5},在地域上和职业上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充分满足国际商事纠纷国际性的要求。

(三)突破传统诉讼程序的创新性审理制度

1.一审终审制度根据《规定》第15条及第16条,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申请再审。换言之,国际商事法庭采取一审终审制,当事人作出的判决、裁定不可上诉,只能通过再审程序获得救济。根据以往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的相关规定,涉外民商事案件采用集中管辖制,由各地区指定的中、高级人民院法院管辖,涉外案件当事人对案件的判决或裁定不服可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以寻求救济。而国际商事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机构,其管辖层级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同,并且采用一审终审制度,体现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高效、便利、低成本的原则和理念。

2.涉外诉讼证据机制创新

首先,根据《规定》第9条第1款,当事人向国际商事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不论是否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均应当在法庭上质证。这是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对域外证据不做公证认证的强制性要求,由当事人根据情况自行选择是否办理,国际商事法庭对域外证据采信与否取决于证据的质证{6}。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提交的外文证据材料必须附有中文译本,而由于国际商事纠纷中必然涉及大量的外文证据材料,外文材料的翻译工作耗时耗力,出于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庭审效率、简化诉讼程序的目的,《规定》第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系英文且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不提交中文翻译件。最后,国际商事法庭在调查收集证据以及组织质证时,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及其他信息网络方式,充分体现了国际商事法庭便利化、信息化的特点。3.诉讼程序信息化建设

由于国际商事纠纷的当事人往往身处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耗时较长、程序较为复杂的诉讼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无法到庭应诉等情况。根据《规定》,国际商事法庭通过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以及其他诉讼服务平台为诉讼参与人提供诉讼便利,并支持通过网络方式立案、缴费、阅卷、证据交换、送达、开庭等,充分利用了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切实为诉讼参与人提供了诉讼便利。爬数据可耻

二、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制度设计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协议性质与诉调对接问题

我国调解制度分为诉讼内调解与诉讼外调解。诉讼内调解指在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达成协议并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的程序,法院作出的调解书本身即具备终局效力及强制执行力;诉讼外调解则一般指当事人在法院之外的调解机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应当被理解为区别并高于、强于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同时仍未具备与法院的裁判或调解书以及仲裁裁决等同样的强制执行力{7}。当事人若想要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则需要向法院提出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特别程序。

根据各国际调解机构的实践来看,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当事人双方可以共同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以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8}。而根据《规定》,若国际商事法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或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调解,则在此种情况下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请求国际商事法庭制发调解书,即直接赋予强制执行力。显然此时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传统的诉讼外调解程序中所产生的调解协议并不相同,因为传统的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并不能产生使法院作出调解书的效果,而仅能通过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来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那么在受国际商事法庭委托的调解机构及专家委员会的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如何定性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若法院进行调解,则“应当”出具调解书,而在《规定》中的表述为国际商事法庭“可以”制定调解书,说明受委托的国际调解机构和专家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庭自身所进行的调解。按照《规定》的表述以及上面的逻辑推论可以得出,在受国际商事法庭委托的调解机构及专家委员会的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效力高于传统诉讼外调解协议,而又不足以当然地使法庭制作调解书。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就需要明确若国际商事法庭出具调解书,则应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哪些内容进行审查。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构建调解、仲裁、诉讼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的理念,以及设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来承担调解职能的情况下,国际商事法庭本身是否还应具有调解职能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二)管辖权与审级架构合理性问题1.国际商事法庭管辖范围过窄问题

根据《规定》第2条,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交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一种则为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据统计,2016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商事案件402.6万件{9},而根据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检索发现,2016年由最高人民法院以一审程序审理的商事案件数量仅1起,二审程序审理的商事案件数量为233起,可以预见国际商事法庭的案件将主要来自双方当事人协议。

根据《规定》第2条及第3条,双方当事人协议由国际商事法庭管辖的案件应符合三个条件,即涉外原则、实际联系地原则以及双方协议原则。《规定》的涉外性条款沿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22条的前4款规定,而将第5款兜底性规定删去,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国际商事法庭管辖的案件采取了较为审慎的限制态度。我国涉外性规定一直采用“法律关系要素说”,即民事关系的主体、客体及产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三方面有一方面具有涉外因素,就可认定为是涉外民事关系。在国际一体化的浪潮下,涉外民事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简单僵硬的“法律关系要素说”已不能涵盖现实中涉外民事关系的所有情形{10}。在国际商事法庭中继续沿用甚至进一步限缩我国传统的涉外性因素认定标准的做法有待商榷。此外,《规定》的实际联系地原则沿用了《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即实际联系地仅包括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少数几个选项。若在涉外案件中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为管辖法院,但国际商事法庭又并非五个连接点之一的法院的话,则国际商事法庭无法取得管辖权,而其他国家可能基于当事人的管辖协议而不行使管辖权,从而引发管辖权消极冲突等问题{11}。因此如何协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实际联系地原则之间的矛盾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规定》对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这样一种限缩的管辖权规定可能将相当一部分涉外案件排除于国际商事法庭管辖范围之外,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一带一路”各沿线国将案件交至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的意愿,从而无法充分发挥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作用。

2.审级构架与一审终审制的合理性问题

根据《规定》第15条及第16条的规定,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裁决为终审裁决。诉讼与仲裁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公正与效益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偏重,诉讼偏重于公正而在一定程度上舍弃效益,实现公正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案件的审理程序及救济方式。传统的诉讼模式通过较为繁复的诉讼程序以及二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诉讼的公正。而仲裁则以其“一裁终局”的特征区别于诉讼,使仲裁最大程度便利化。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一审终审制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诉讼与仲裁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的界线,从而使国际商事法庭不再具有明显区别于仲裁的特征。

通过国际商事法庭采用一审终审制、最高人民法院将国际商事法庭作为其常设机构的做法以及对国际商事法庭案件管辖权的各种限制性规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将国际商事法庭定位为处理涉外案件的“最高院”,即限制“一般性”涉外案件流入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法庭仅审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涉外案件。但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大量涉外案件依然由传统的具有涉外案件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国际商事法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也无法真正达到加强我国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话语权的目的。

3.涉外案件双轨制管辖的司法不公问题

200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进行了重新规定,涉外民商事案件主要由各地区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集中管辖。如上文所述,在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后,标的额较大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答记者问[EB/OL]. http://www.court.gov.cn/zixun - xiangqing -104392. html, 2018-10-14.

{2}黄进主.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15.

{3}初北平.“一带一路”多元争端解决中心构建的当下与未来[J].中国法学,2017,(6):73.

{4}杜涛,叶珊珊.国际商事法庭:一个新型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N].人民法院报,2018-07-10(2).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5}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简历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226/234/index.htm, 2018-10-14.

{6}张勇健.国际商事法庭的机制创新[N].人民法院报,2018-07-14(2).

{7}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与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J].清华法学,2011,(3):19.

{8}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EB/OL]. http://www.scmc.org.cn/page67? article_id =78&menu_id =5;中国国际贸易调解中心:http://adr.ccpit.org/CH/Guides/1b00fb18-2551-49a4-98ba - abe3a9e9d91a.html, 2018-10-14.

{9}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EB/OL]. http://www.court.gov.cn/zixun - xiangqing -82602. html, 2018-10-14.

{10}王小骄.对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性”界定的再思考——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第一条的完善[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54.

{11}刘晓红,周祺.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实际联系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兼及我国协议管辖制度之检视[J].法学,2014,(12):47.

{12}何其生.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3):10,21-22.

{13}我国对外缔结司法协助及引渡条约情况[EB/OL].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 _674904/tytj_674911/wgdwdjdsfhzty_674917/t1215630. shtml, 2018-10-14.

{14}徐国建.建立法院判决全球流通的国际法律制度——《海牙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立法资料、观点和述评[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5):100.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7103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