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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方法》
论刑法适用中法律解释的确定性
【副标题】 由一起刑事案件引发的对法律解释的思考【作者】 王钧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1(第3卷)【页码】 4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072    
  法律解释的确定性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从经验和现象的层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是肯定的:既然法律是确定的,对法律规范或具体条文含义的理解和说明自然也是确定的。无论限制解释还是扩张解释,如果同一法律条文在不同场合下可能作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和解释是不符合逻辑的,可能意味着对法律的误读和曲解。
  一、法律文本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没有法律解释,就没有法律的适用。”由于法律解释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的公正和效率,所以,传统观点始终追求法律解释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客观性。对于同一部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应当是确定的、统一的,倘若允许对法律进行随机、多变的解释,不但有失于规范的客观性,更有损于法律的公正形象。但是,以法律的确定性来说明法律解释必然是确定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法律是诠释性概念”,[1]任何法律都是通过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解释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一部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存在分歧也是自然、普遍的事情。法律是相对于认识主体存在的,脱离人们认识的法律是无效的。在实践中,法律解释主体是具体的、多元的,他们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意味着法律在不同人的心中,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站在不同角度上是有差别的、变化着的,所以,法律对每一个人来讲,内容、含义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法律是一元的,而法律解释却是多元的,多元解释在无法通过客观标准分辨其正确性的场合,无疑会使规范多元化。因此,法律的确定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法律解释的确定性。
  罪刑法定主义是以刑法解释的确定性为前提的,即法律规定必须是明确的,以至于法律职业群体和社会一般公民对刑法规范或者法律条文内容的理解,应当或者已经达成了一致。因为只有对法律规定的认识是一致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愿望才具有现实意义。传统理论认为,一切刑事个案具体适用法律的答案,均蕴含于前定的法律规范之中,人们只要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便可以从中找出如何定罪量刑的标准解答。所以,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对刑法规范共性的认识是统一的,对个案法律特征的认识也应当是一致的;解释主体通过刑法教科书对法律一般性规定所达成的共识,使他们在具体案件法律特征的认定上不会有太大的距离。罪刑法定主义追求刑法解释确定性的目的,不但是为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更是为了“规范司法、保障人权”,避免法律适用上出现“因案而异”、“因解释者而异”而有悖于法律的公正和正义。“依法定罪量刑”的出发点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对非典型化疑难案件的分析、判断中,法律解释的确定性、统一性问题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法律文本是刑法解释的对象,法律条文对解释者来说是客观的、外在的,它制约着人们对法律理解的主观随意性,要求人们只能在文本的范围内解释法律的含义而不可以超越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客观的法律条文却无法规制“多元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权解释”的效力性。[2]法律是需要解释的,而“有解释就会有不同”,当人们以对法律的不同理解来审视个案事实,在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能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各种不同解释的客观性作出某种判断和检验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一些情节较为复杂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有时会觉得辩护律师对法律的解释似乎更合乎情理,更能够被人们接受;或者公诉人对法律规定的阐述更贴近规范的要求,更符合条文的含义;或者学者们对法律的诠释更具有深刻性、更符合刑法的精神和法理的一般原则;还有社会舆论对法律的认识、对公正性的评价,等等。各种解释虽然差别很大,但都是根据法律文本作出的合理解释,或者直接涉及到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最终,法官在这些答案之中或者之外选择一种答案作出判决,判决生效后其他解释便被排除(或者暂时被排除),判决中的刑法解释则成为惟一的、确定的法律解释。尽管在某些场合,判决中法律解释的说服力与它的法律效力显然并不十分协调;尽管同一个法官对相似的其他案件,或者同一个案件相对不同的法官,往往作出的选择会不尽相同,由于我们没有办法检验诸多解释中哪一个解释更符合法律条文、规范本意和个案事实,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法律解释的效力性与真理性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差别。[3]当然,在许多案件中各种意见也会达成一致,可即使这样,对于法院作出的判决,我们也只是承认它的法律效力而难以证明它的“客观性”。可见,法律条文只是我们观念中的法律,而法院的判决才是我们所认识的现实中的法律,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法律现实。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时又是基于国家权力实施的,法律解释的正确性与法院判决的法律效力是等同的,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就是对法律的正确解释和适用,至少在司法实践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只有在法律解释尚未确定的场合,学理研究才会对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提出质疑。
  关于法律解释的确定性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学理范围内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为普遍性矛盾,在司法实践中也引起广泛的注意。2003年6月某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再审程序审理了“程颢被诉妨碍执行公务案”,笔者认为,这一起案件带给我们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提问,那就是:如何理解法律解释的确定性,以及如何求证刑事个案适用法律的正确解答。
  二、“程颢被诉妨碍执行公务罪”一案审理中的法律解释[4]
  该案发生于1999年9月。检察机关经过调查,于2000年对程颢妨碍执行公务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一审、二审法院的审理,均认定为交通肇事罪。2000年6月,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程颢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2002年10月,省人民检察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就该案判决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03年6月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再审程序仍然判定为交通肇事罪。
  主要事实
  被告人程颢,男,1981年7月生,于1999年9月22日晚7时左右,与另一被告陈博(另案处理)在高速公路上违章危险驾驶摩托车(飙车),行为具有现实的危险性。
  交通警察大队宫警官奉命出动警车依法执行公务,阻止违章行为。警车阻拦违章车辆,并令其停车接受检查,二被告人拒绝停止违章行为,并以危险方式逃跑,抗拒交警人员对违章危险驾驶行为的阻止和查处。
  在追赶逃跑车辆时,因被告人程颢危险驾驶将摩托车驶人超车道,交警人员避让不及发生两车相擦,导致警车失控撞在路边护栏上,造成车辆毁损,交警人员宫某受重伤后死亡。
  审理期间,控辩双方对上述主要事实没有异议。
  检察院的指控
  被告人程颖故意妨害交警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拒不停止在高速公路上危险驾驶的违法行为,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已构成刑法第277条第1款规定的妨碍执行公务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无牌证摩托车,且无驾驶执照、无头盔,以120~140km/h的速度违章行驶,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
  2.交警人员依法执行公务,阻止违章行为。被告人明知公安人员在执行公务,而且在有义务立即停止违章行为并接受查处的情况下,先后采取:高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迎面“左右夹击”警车、在快车道(超车道)上曲线行驶阻碍警车行进、冲闯关卡等方法,暴力妨碍公安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行为人在主观上有妨碍执行公务的故意,客观上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应当认定“妨碍执行公务罪”并从重处罚。
  3.从案件事实上看,虽然被告人对因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交警人员死亡和警车毁损的严重后果没有直接故意,但他对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是有预见的。在抗拒执法、坚持违章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被告人具有妨碍执行公务的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具有间接故意。[5]
  律师的辩护
  被告人的行为属于交通违章,只是一般违法不构成犯罪。
  1.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并且在交警人员令其停车时逃跑,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并不符合刑法中关于一般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所以不构成犯罪。
  2.主观上没有刑法中规定的“妨害执行公务”的犯罪故意。刑法第277条第1款中规定的“妨害执行公务罪”主观上应为直接故意,故意的内容,是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公然与执行公务的人员相对抗,进而妨碍执行公务。本案被告人是因害怕才以消极、逃跑的方式躲避交警人员的检查,这种逃避的方式虽然给执行公务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并不符合刑法第277条第1款中规定的主观要件。
  3.被告人在客观上不存在符合妨害执行公务罪的行为。刑法明确规定了构成该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必须实施了“暴力、威胁”的行为,而该案中,被告人只是为了逃避检查,属于以消极的、不作为的行为方式妨碍执行公务,与该罪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不符。公诉机关所指控“暴力行为”的三点理由不能成立:[6]
  (1)所谓“迎面‘左右夹击警车’,公然抗拒执行公务”的指控不能成立。辩护人指出,当被告人看见前进方向有警车示意停车时,便调转方向逃跑。逃跑中他们并不知道会有警车迎面堵截,当发现堵截警车时,因车速很快已经来不及停下来,由于警车占居主车道,两被告本能地避让于两侧迎面驶过,并非左右夹击对警察进行示威、挑衅。
  (2)关于“在超车道上故意曲线行驶、阻止警车追击”的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程颢学习驾驶摩托车只有两个月左右,不具备在摩托车高速行驶过程中曲线行驶的驾驶技能。由于逃跑时的惊慌、高速公路上没有路灯视线较差,以及没有戴头盔导致的高强气流对面部的冲击等原因,使得被告人对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把握不稳,左右摇晃不能正常控制,并非故意阻止警车追击。
  (3)关于“冲闯关卡”并非事实。公诉机关所说的关卡,实际上是一辆停在高速公路停车线上的“清障车”,车上的两人既非公路管理人员,又非交通警察,只是清除交通障碍的工人。他们没有设置路障,也不具有公路检查、纠正违章的权能,而且由于车速较快,被告人也没有听清他们在喊些什么便疾驶而过,所以不能认为是冲闯关卡、暴力妨害执行公务。
  4.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因交警人员过失行为导致的。被告人违章驾驶并且逃跑,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于交警人员的伤亡和警车的毁损,被告人既无故意又无过失。交通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执行公务,要求有良好的驾驶技术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应当有高于常人的预见能力。但在处理违章事件的过程中,由于交警人员的过失导致警车失控,造成严重的事故。尽管这起事故的发生是令人遗憾的,交警人员的死亡是不幸的,但我们不能将对遇难者的同情和惋惜化作对被告人的愤恨和报复。如果因此而将其刑事责任归于被告人是不公正的,也是违反法律的。
  法官的解释
  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符合刑法第133条的规定成立“交通肇事罪”。理由如下:
  1.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妨害执行公务罪。主观上没有妨害公务的故意,即没有公开与交警人员对峙、挑衅和反抗的意图,只是因畏惧检查而逃跑;客观上没有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暴力、威胁。虽然拒绝接受公安人员的检查是错误的、违法的,但是不符合刑法第277条第1款关于妨害执行公务罪的规定。
  2.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从客观上说,被告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从主观方面看,被告人对自己的违章驾驶行为是有故意的,但对所造成严重的后果是一种过失的心理态度,不存在着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的情况,所以,认定无罪是没有根据的。
  3.被告人在违章驾驶摩托车过程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符合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规定。
  4.认定被告人程颢犯交通肇事罪,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裁量刑罚。[7]
  三、从学理角度对该案法律事实的解释
  学理研究通常是从刑法原理、原则以及整体性上对具体案件的性质作出解释。
  1.从法定构成要件来看,被告人的行为是故意实施的危害行为,而且故意的内容—危害行为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根据刑法总则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犯罪故意。该案被告人,先后实施了“违章驾驶”的行为、“拒不接受交警人员命令”并“以危险方法逃跑”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在故意心态支配下施行的。特别是以危险方法妨碍交警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行为,并非仅为一般违法的故意,应当视为犯罪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而又执意实施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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