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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西方国家碳标识规范法律正当性之缺失及其应对
【作者】 董勤【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分类】 国际环境保护法
【中文关键词】 气候变化国际法;碳标识;正当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118
【摘要】 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碳标识规范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其法律正当性也值得质疑。西方发达国家主张以单个产品为平均分配温室气体排放容量资源的基本载体,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共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容量资源在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企图以全球共有自然资源在产品上的平均分配来掩盖其在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气候变化国际法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建构碳标识国际规范的一个基本框架,应当坚持在碳排放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3753    
  
  碳标识(carbon label)又称为碳足迹标识(carbon footprint label)或气候标识(climate label),在我国台湾地区通常也被称为碳标签。通过使用碳标识,可以显示产品从制造到被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特征。碳标识不同于能源标识(energy label)或生态标识(eco-label),能源标识仅标示产品使用阶段的能源消耗情况,而以促进综合性环境防治和监控为目标的生态标识则并不以反映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特征为重点。从法律地位上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碳标识规范已经成为其国内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研究拟订的碳标识国际规范也将可能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1]
  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碳标识规范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其法律正当性也值得质疑。就在2010年12月墨西哥坎昆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于2010年10月在天津举行了“基础四国”(BASIC)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发布了《“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实际上成为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坎昆会议上协调立场的基础性文件。在该声明中,与会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明确反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采取单边行动,包括税收和非税收措施,或其他财政和非财政边境或其他措施,并指出这些措施将严重危及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2]碳标识国际规范的构建不应当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单边利益,而应当坚持在碳排放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一、西方国家碳标识规范的起源与发展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需要率先承担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的国际法义务。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研究、拟订与推广碳标识规范的工作,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早在2005年,英国的环境、食品与乡村事业部(Defra)就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食物在运输阶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严重的影响。2007年5月,英国政府发起了一个旨在促进对所有产品使用碳标识的碳测算动议。英国政府设立的碳信托有限公司和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共同委托英国标准协会(BSI)研究制定碳标识的标准,促进公众能够得到产品和服务中内涵温室气体的具体信息。[3]2007年3月,碳信托有限公司发起了碳标识的最初试验阶段。此后,涉及诸多行业的150余家企业在碳信托有限公司进行注册登记。[4]2008年,英国标准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了《产品与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PAS 2050)(以下简称《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在此基础上,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与英国节能信托共同开发了以规范碳足迹与碳减排信息传递为目标的碳标识条例,即《商品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声明践行条例》。
  继英国之后,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也开始拟订与推广碳标识规范。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拟订了碳标识规范的推动策略,法国标准协会(AFRON)拟订了碳标识的操作指南及碳测算方法。自2008年4月起,法国大型超市勒克来克(E. LECLERC)在其2万余件商品上标示碳排放量,并在收据上注明所购商品之“合计”碳排放量。[5]法国的超市巨头卡西诺(Casino)也采用了自身的气候变化标识体系,用食物里程(Food’Miles)的概念来表述温室气体排放的衡量,在自有品牌的商品上同时标注环境友好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两个指标。[6]在德国,环境部主持研究拟订碳足迹计算方法以及碳标识相关操作指南的制定工作。[7]在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和国家环境保护署联合起草了一份气候友好食品选择指南,推荐瑞典消费者选择低碳食品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
  在欧盟层面上,欧洲议会于2007年11月29日通过并采纳了一份关于贸易政策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报告。该报告强调要提升消费者“关于产品总体环境成本的公众意识”,并“要求欧盟委员会与欧洲理事会采取措施提供关于在欧盟内销售的产品在制造和运输过程中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9]2008年7月16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要通过更加一致和简便的标识框架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选择。为此,生态标识标准应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覆盖那些尚未制定生态标识标准的产品。[10]在欧盟委员会提出这个行动方案后,欧盟成员国的环境部长对其予以了积极的回应,将其视为一个能够成功地在全球市场赢得竞争的措施,并要求欧盟执行委员会评估在欧盟现有的生态标识与能源标识等环境标识体系中加入产品碳标识的影响,并且开发计算碳足迹的计算方法。[11]欧盟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斯·迪马斯表示:“针对气候变化的战斗必须在所有战场打响,所有人都应当为此做出贡献。这不仅仅是企业与政府的工作,消费者必须承担其责任。通过购买环境友好和气候友好型产品,消费者可以针对产品制造者发出信号,这样产品制造者就会生产出更具有生态友好特征的产品。”[12]
  紧随欧洲国家的步伐,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8年4月设置了“碳足迹制度实用化、普及化推动研究会”,6月9日,当时的福田首相公开表示日本将推动碳足迹制度化。2008年6月19日,日本三宝乐啤酒公司尝试在啤酒罐上标注碳标识,7月31日,经济产业省设置“碳足迹制度国际标准化(ISO化)国内应对委员会”,以应对国际标准化组织拟订之规范。[13]美国虽然是目前唯一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主要西方国家,但也在积极推广碳标识的使用。美国目前有20多家厂商生产的75种商品已经加注了碳标签,通用、戴尔、家得宝等美国跨国公司都表示要在公司生产的商品上加注碳标签,以体现缓解气候变化的意识,引导消费者在作购买决策时象关注价格和品质一样关心商品的碳足迹指数。[14]
  从发展趋势看,西方国家碳标识规范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一方面,碳标识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消费者相当程度的认可与支持。根据欧盟委员会2009年发起的一项调查,欧盟消费者认为应当强烈支持零售商在促进环境友好型产品方面发挥影响,并且支持采用强制性的碳标识。其中有72%的欧盟消费者认为将来应强制性地要求使用碳标识来标明产品的碳足迹。只有15%的消费者认为碳标识可以是任意性而不是强制性的,而表示对碳足迹标识不感兴趣的消费者仅占到被调查总数的8%。[15]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碳标识规范开始被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接受与仿效。在韩国,负责推动环保标识的非营利组织韩国生态产品机构于2008年7月试行碳标识,选出包括洗衣机、净水器、热水器、可微波泡饭等10项产品颁发碳标识;泰国温室气体管理组织于2008年8月规划推动碳标识,泰国的利乐等大型企业都表示参加这个活动;中国台湾地区“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于2008年开始与“经济部”研商将碳足迹纳入商标法的可行性,并且建议相关政府机构研究制定奖励制度,鼓励消费者有限购买有碳标识的产品,[16]并于2010年开始启动碳标识制度,成为全球第11个推出碳标识的地区。[17]
  二、西方国家碳标识规范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碳标识标注的是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因此在国际贸易中,碳标识不仅涉及到进口国领域内与产品使用和处理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且涉及到在其领域外与产品生产、包装和运输等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制定与实施针对碳标识的使用规范,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试图通过贸易杠杆来推动实现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张并非偶然。早在2006年,欧盟就开始筹划利用抵制“环境倾销”为由头,限制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其开展的进口贸易。2006年11月13日,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在可持续发展部际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准备与其他欧盟国家协商,自2012年起对来自非《京都议定书》缔约国的进口工业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18]由于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需要面对WTO规则的严格审查,[19]而对于非强制性的、与产品性能不相关的环境标识是否受到WTO规则的限制仍存在争议,这就为发达国家选择以碳标识为突破口率先采取行动提供了一定的可操作性。《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协议附件一第2条中对受协议管辖的“标准”作出了如下定义:“由公认的机构核准,供共同和反复使用的、非强制性实施的文件,它为产品、或有关的工艺过程和生产方法提供准则、指南或特性。当它们用于某种产品、工艺过程和生产方法时,标准也可以包括或仅仅涉及术语、符号、包装、标识或标签要求。”在上述表述中:第一句对准则、指南或特性所针对的工艺过程和生产方法使用了“有关的”为限定词,而在第二句的对应表述部分却省略了这个限定词,由此引发了对与产品性能无关的标识是否属于TBT协议所管辖的“标准”的争议。对此,世界贸易组织(WTO)秘书处于1995年8月29日作出如下解释:“谈判历史表明许多参与方认为基于与产品特性无关的生产过程与生产方式的标准不应被考虑为合格的,并被要求遵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20]
  西方国家推行碳标识规范虽然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但是其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却始终挥之不去。一方面,在其他情况大致相同的条件下,更长距离地提供产品,则意味着更多的“碳足迹”,因此推行碳标识规范必然会促使本土贸易与进口贸易相比取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产品通过空运所产生的碳足迹远远超过陆运,而通过陆运产生的碳足迹又远远超过海运,因此西方传统的海运强国有可能因碳标识在国际层面的推广而获得更大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此外,使用低碳技术的产品与服务的碳足迹必然远远低于其他同类产品与服务,因此那些由于需要承担历史排放责任而必须率先承担温室气体减排国际法义务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在低碳技术方面起步较早并已取得相当进展,必然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取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英国不仅是世界上传统的海运强国,也是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大国和在低碳技术方面处于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其所制定和推行的碳标识规范在国际层面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08年,英国标准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了《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推广工作,目前加拿大和韩国等国家与地区已经采纳与仿效了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2009年6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英国标准协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了《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中文版发布会,以推动建立碳标签制度在中国的试点工作。[21]此外,英国标准协会还在积极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以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为种子文件来拟订碳标识国际规范。
  《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的制定和推广对碳标识规范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在《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的基础上,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与英国节能信托共同开发了《商品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声明践行条例》,[22]无偿并且公开地提供给任何有兴趣的企业和组织适用。该条例要求碳标识上标注的信息必须符合《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的规定,并且所有的标注信息应当具有准确性、可核查性、相关性和非误导性。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任何组织既可以在碳标识上宣传其产品的温室气体减排情况,也可以声明其产品具有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属性,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碳标识必须标明与其产品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数量,其目的在于使消费者可以对高温室气体排放产品和低温室气体排放产品加以区分。该条例还特别强调不得将产品的温室气体减排性能与产品低温室气体排放属性相混淆,否则就属于具有误导性的碳标识。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该规定对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尤其不利,因为即使这些国家的企业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只要其产品碳足迹的绝对值仍然高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就不能被视为低碳产品,从而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
  西方国家使用与推广碳标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消除。自2007年开始,英国两家主要的连锁超市对肯尼亚的产品使用空运标记,严重地影响了该国的出口贸易。仅以作为肯尼亚最大的外贸收入来源的剪花产品为例,英国每年从肯尼亚进口的剪花总价达5200万英镑,[23]其中绝大多数需要通过空中运输渠道。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大力促进低碳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少数企业甚至有可能在碳排放方面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取得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客观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在总体上要求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碳含量在现阶段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并不现实。目前在国际产业的分工中,发达国家处在产业链条的高端,服务业发达、高科技发达,相应地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对小一些;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24]
  三、西方国家碳标识规范不具有法律正当性
  法律的目的就是追寻正义。在法律的诸目的中,正义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它处于统帅位置。[25]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与废除。”[26]背离了正义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任何貌似合理的法律制度与规范都会因此而导致其正当性的缺失。对西方国家正在制定与实施的碳标识规范而言,同样如此。
  正义是一个极为抽象的伦理概念。不可否认,在正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从未停止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能够被人类所普遍接受的共识。亚里士多德曾评论说,对正义的事和不正义的事具有一种感觉是人的一个特征,人们对正义的共同理解造就了一个城邦。[27]从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为是否正义,如何正义的问题。[28]从自然伦理道德层面看,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为是否正义,如何正义的问题。环境问题既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又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环境问题上,正义既要体现人类对自然的正义,又要体现人类对自身的正义,[29]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难以分割。
  从词源学意义上讲,正义与权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拉丁语中,正义一词来源于法或权利。作为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确证方式的应有权利,实际是人类普遍的正义准则和价值观念的体现。[30]在关于正义的主流理论体系中,无论是罗尔斯还是诺齐克,[31]都是以个人权利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起点和基点。罗尔斯在其所著的《正义论》中开篇即道明主旨:“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各种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32]诺齐克在其所著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个人拥有权力。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他们的权利。”[33]可以说,正是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构成了当前主流正义理论体系的共同内核。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分配权利方为正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对此分歧很大。但是从对个人权利最低限度保护的角度看,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生来即拥有获得尊严的平等分配的权利。对此,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自称有正义感的人都难以否认。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其序言第一句中即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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