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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法律构造
【英文标题】 Legal structure of the trader's duty of disclosure in consumer contract
【作者】 潘俊【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分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
【中文关键词】 消费者合同;告知义务;欺诈;惩罚性赔偿
【英文关键词】 consumer contract; duty of disclosure; fraud; punitive damage
【文章编码】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年份=2018期刊号=1页码=48期刊栏目=法学研究标题=消费者合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48
【摘要】

基于信息不对称要求,经营者对处于信息弱势方的消费者负有法定告知义务。该种告知义务应与消费者知情权保持一致,限于“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并因不同交易模式表现出不同的告知范围。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可能构成欺诈,适用民法欺诈理论进行判断,并划分部分欺诈和整体欺诈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准。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构成欺诈时,可能出现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应允许消费者自由选择,且均可适用惩罚性赔偿;不构成欺诈的,可能承担不作为的侵权责任。

【英文摘要】

Based 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trader has the legal duty to inform the consumer who is in the inferior position of information. Such duty of disclosure, in line with the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is restricted to the information on important matters related to goods or service, and is manifested by different informing ranges caus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ng patterns and levels. If violating the duty, the trader may bear liability for fraud, which can be judged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civil fraud where punitive damages can be cited and the specific computation is on whole or part necessarily. Whether tort liability or liability for breach contract, the consumer can ask for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when violation forms fraud. And if there is only violation rather than fraud, the trader may assume tort lia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849    
  
  理论上,任何合同都是不完全合同,都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为典型的弱势群体,即使个别消费者的私人财富足以与经营者抗衡,但因信息占有的不对称,仍难以摆脱弱者地位。信息不对称常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解决该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传递给信息弱势方或诱使信息优势方进行信息披露。因此,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实现消费者和经营者信息均衡的重要途径。告知义务也常称为信息披露义务,在消费者合同中是指具有信息优势一方的经营者将有关信息以口头、书面等形式告诉消费者,便于其合理判断,理性缔约。目前,有关消费者合同的研究,或基于产品责任角度分析经营者责任,或集中于惩罚性赔偿。即使论及经营者义务,也多从其对立面——消费者知情权进行分析,鲜有对经营者告知义务内容及其法律责任的系统性研究,而与此直接关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消法》)和其他民法规则也有体系整合之必要。
  一、经营者告知义务范围的确定
  因消费者弱势地位的特殊性,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有别于缔约过失中的告知义务以及有名合同中确定的告知义务。缔约告知义务主要强调与缔约有关的重要信息,属于典型的先合同义务;有名合同确定的告知义务常为合同中义务,是订立合同主要目的之所在;经营者告知义务是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主要集中于合同订立前,与缔约告知义务重合,也可能存在于合同履行后,如产品召回告知义务,性质上属于附随义务。
(一)经营者告知义务的现有偏差
  权利与义务具有相对性,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原则上经营者承担的告知义务范围可以通过消费者知情权的范畴予以确定[1]。然而,我国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并不完全对应。首先,规制两者的法律模式不同。《消法》第八条第一款直接肯定了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并在第二款列举说明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具体内容,“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与之相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列举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缺乏一般性规定,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2]。由此导致《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明确规定经营者承担向消费者披露有关信息义务的单行法难以与《消法》衔接,原本应互相联动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被割断,难以发挥体系化的作用{1}。其次,确定两者的法律规范效力层次不一,具体内容也有差异。消费者知情权常通过法律予以规定,而经营者告知义务则散落于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范围往往比消费者知情权要窄。在刘雪娟诉乐金公司、苏宁中心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纠纷案中[3],原告以化妆品外包装上没有标注开瓶后的使用期限和使用方法,致使自己难以正确使用该化妆品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现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都没有强制规定化妆品要标注开瓶后的使用期限,且被告已在产品底部明确标注了限用期限,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持相反观点,认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被上诉人乐金公司只按国家标准的规定标注了“限用合格日期”,没有按《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标注产品的安全使用期,侵害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在杨鸿诉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健”牌的美国·布朗威廉森烟草公司一案中[4],对于原告提出的香烟生产厂家未在香烟的外包装上注明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厂址、执行标准(国产烟)等标识,违反了《产品质量法》二十七条等法律规定、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主张,法院以外包装所作的标注符合国家标准驳回[5]。可见,分别通过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告知义务进行判断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那些直接通过消费者知情权得出要求经营者应当告知的信息,并不必然是通过经营者告知义务能够推出的内容。最后,两者实现的模式也有差异。《消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请求了解相关信息,是以推定消费者有能力认知或者有意识获取相关消费信息为前提的,而消费者事实上对商品或服务的不了解使得主动询问、获知的权利形同虚设,反而置消费者于不利。如我国香烟GB/T56062—1996《卷烟包装、标志贮运》仅规定在箱包装体上必须标注生产日期,但普通消费者通常不会整箱购买,而销售者也不会主动向消费者出示箱包装上的标注,导致消费者难以知晓香烟的生产日期{2}。
(二)确定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应有模式
1.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概括性条款
  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建立在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基础之上,这种不对称不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恒定的。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可能逐渐趋于对称,原来信息对称的也可能发展为不对称,因此经营者告诉消费者的信息范围也应随情势的变迁而不断作出变化和调整{3}。即经营者承担的告知义务范围应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推向极端。告知义务范围若不加以限制,经营者或为周全事无巨细地将产品、服务的信息进行披露,反而不利于消费者获取有用信息,最终可能出现类似于“过度或防御性医疗”的弊端。以买卖合同为例,通常卖方占有标的物,掌握标的物更多信息,但在对一些结构简单、其品质凭肉眼就可以查知的标的物进行买卖时,法律不应当强制卖方负担这种一般性的公开信息的义务{4}。经营者承担的告知义务应当限于“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以实现缔约双方信息的均衡。这些信息或影响消费者决定是否缔结合同,或影响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效用的最大化实现,或产品、服务使用危险的避免。原则上,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都必须告知消费者[6],涉及商业秘密、他人人身权内容的则可以不告知。同样,经营者告知义务内容、范围的确定必须考虑披露该种信息对经营者本身、经营者所处行业发展、政府监管以及消费者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
  作为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消法》不可能也不应对经营者告知的范围作出详细规定,而倾向于告知义务的一般化,即与消费者知情权相对应,采用概括性条款,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真实情况的信息。概括性条款也被称为一般条款,是指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不同于具体规定的条文,法官可以将其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5}。它能够保持法律规范本身的稳定,其提供的法律理念与法律逻辑可以直接适用或援引,特别是在面对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时,一般条款表现出足够的适用张力。这种原则性规定,既能指导相关行业具体标准、规范的制定,也能在具体规范空缺或具体规则与基本法冲突时提供裁判依据,最终实现消费者知情权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统一。对此,可以将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规定为: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告知义务,负责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使用方法等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基本信息。
2.不同交易模式下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差别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上门推销、网络、电话、邮件购物等新型交易方式不断出现。与传统交易方式不同,这些交易中的消费者和经营者大多缺乏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或者接受商品、服务为一次性交易,不具有多次性、稳定性,经营者的信息更难掌握。尤其是在远程交易中,消费者对经营者的真实性、确定性以及商品的质量都难以确定{6}。由此导致除传统交易模式下经营者应当提供的信息外,消费者需要更多信息进行缔约判断。我国《消法》第二十八条增加了该类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并在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对订立格式条款的信息披露作出规定。在欧洲,早在2011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颁布《2011/83号消费者权益保护指令》(2011/83/EU指令),其中第五条和第六条区分普通消费合同和远程合同以及无店铺销售合同,详细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提供的信息,如普通经营者都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主要特点、经营者的身份、经营者的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商品或服务的总价等;在远程合同及无店铺销售合同中,经营者还应向消费者提供撤销合同标准表格及与撤销权行使的相关信息。同时,在通过互联网、电视等方式的交易中,经营者不仅应直接向消费者披露相关信息,还需同时提交相关信息给第三方平台,保证消费者获取经营者的有关信息。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需注意的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经营者应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并非应消费者请求才履行。应消费者询问而告知的内容与经营者主动告知的内容可能发生重合,但经营者不能以消费者没有请求而作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抗辩。同时,该种告知义务属于法定的告知义务,不因消费者知情而免除{7}。即使消费者通过其他途径可能已经了解商品或服务信息,经营者也不得以此作为自己无需再告知的抗辩。
  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违反与欺诈
  在《消法》第十一条一般性地规定了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基础上,第四十八条和第五十五条进一步细化,其中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欺诈时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被视为最重要的责任形式。
  (一)欺诈的认定
  《消法》并未规定欺诈的判断标准,是否直接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学说理论一直存有争议[7]。肯定者无不认为,《消法》对欺诈没有作出特别的界定,自然应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的欺诈概念作相同解释,采取同样的文义、同样的构成要件。否定者则认为,《消法》不能简单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消法》中的欺诈应跳出传统合同法的研究框架,纳入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考察{8}。具体而言,两者认定欺诈的差别在于是否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欺诈的故意,以及相对人是否因为欺诈方的行为而陷于错误认识。其中相对人陷于欺诈的认识,其实就是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问题的讨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不论相对人是否因此被欺诈,都构成欺诈,适用惩罚性赔偿。“仅作虚假陈述或者故意隐瞒真相而未使消费者陷入错误,构成行政法上的欺诈,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五十六条对此有特别规定。”{9}这些常被援引作为“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论点的支撑。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原则上不应当支持尚未陷入欺诈的消费者请求惩罚性赔偿。首先,《消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是经营者的行政责任,并不意味民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免除。其次,现有体系下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反映出《消法》惩罚性赔偿的特殊性。除《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外,第五十五条第二款、《食品安全法》九十六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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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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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启迪.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告知义务对应性偏差问题——基于司法案例的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学院学报,2013(1):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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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德风.论瑕疵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J].法学,2006(1):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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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友根.论汽车销售的消费者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7号指导案例评析[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2):83?89.

{13}张蜀俊.隐瞒新车被撞局部受损赔偿全额车款还‘送’汽车[EB/OL].http://www.scjt.gov.cn/10000/10586/11298/11301/10014754.shtml,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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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振玲.受欺诈合同未被撤销时缔约过失责任之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8?10?05(6).

{16}杨立新.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民事责任之解读[J].法律适用,2013(12):29?37.

{17}韩世远.消费者合同与惩罚性赔偿[N].人民法院报,2006?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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