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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我国累犯制度初探
【作者】 黄文俊【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5
【页码】 2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5292    
  
  累犯,因其犯罪的多次性、反复性和社会危险性,而成为刑事政策上打击的重点之一。如何处罚累犯,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关注。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由于累犯的激增,严重地危害着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因而各国都把有关累犯的立法作为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有的国家还专门制订了“累犯法”(如法国1885年的“累犯法”)。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甚至把累犯视为刑法学上的基本问题。德国一位刑法学家说:“刑法草案有没有价值,看它对于累犯和常习犯的规定是否合于目的而定。”(转引自花井忠著《累犯与常习犯》)。这句话虽然过分夸大有关累犯立法的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累犯问题的重要性。我国也把累犯当作刑法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专门规定。在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中,确立了累犯制度。近几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在累犯的认定、适用范围和处罚原则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对我国司法累犯制度的科学性的认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我国累犯制度加以探讨,正确认识和处理累犯问题,对于我国司法实践和今后刑法的修改,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累犯概念的历史概述
  我国累犯制度,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尚书·舜典》的所谓“怙终贼刑”。学者蔡九峰注云:“终、再犯,贼、杀也。”朱熹解释说:“怙谓有所恃,终谓再犯,若人如此而入于刑者,则虽呵当宥当赎者,亦不听其宥,不听其赎,必处于刑。”可见,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奴隶制时代以前,我国就已有再犯与偶犯的区分和不同的处罚原则。
  秦代法律中也规定了再犯加重处罚的原则。《秦律·法律答问》谓:“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当耐为候罪诬人,可(何)论?当耐为司寇。”意思是说,已处“隶臣”的犯人,又诬告他人以司寇罪,可以不按秦律所规定的处罚原则——“以所辟之罪罪之”,而要加重为“城旦六岁”诬人以候罪的,要加重为“司寇”。加重的原因,就是因为行为人是正在服刑的犯人。《汉书·刑法志》记载:“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命罪,复有笞罪者,弃市。”意思指已宣告罪刑的犯人,在未执行刑罚前又犯应受笞罪的,处“弃市"。
  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阶级对犯人类型又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在北周的《大律》中,第一次在中国刑法史上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二犯”、“三犯”的不同处罚原则:“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一役。”到了唐代,再犯、三犯加重处罚,已成为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唐律·贼盗》规定:“诸犯罪已发及配更为罪者,各重其事。”“诸盗径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强盛时代,《唐律》对后世影响极大,被奉为楷模。因此,唐代刑法中关于二犯,三犯加重处罚的规定,也为后世所沿习。如元朝法律规定犯盗窃罪要处黥刑,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颈项。《明律》规定,初犯盗窃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处绞刑(死刑)。《清律》规定,初犯盗窃上百两才处死刑,但三犯盗窃五十两以上就要处死(绞)。
  鸦片战争以后,欧美资产阶级刑法思想和刑法概念,逐步传入中国,对清末刑事立法影响很大,使清末刑法你怀了我的猴子中关于再犯、三犯的概念比历代更加明确。《大清新刑律》第十九条规定:“已受徒刑的执行,更犯徒刑以上之罪者,为再犯。加本刑一等。但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执行一部而免除后逾五年者,不在加重之例。”第二十条规定:“三犯以上者,加本刑二等,仍适用前条之例。”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基本上是对《大清新刑律》的抄袭,在该法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中,规定了以徒刑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又犯罪的为再犯、三犯和累犯的构成条件,在中国刑法史中,第一次使用“累犯”这一名词。同时对再犯、三犯、累犯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
  纵观我国历史上的累犯立法概况,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犯罪人类型的累犯,和犯罪现象一样,有着相当长的历史。统治阶级对犯人类型的区分,也随着历史的发展,由简单趋向复杂。南北朝以前,只有再犯与偶犯之分,并未见之于律令之中。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法律逐步趋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至北周,在立法中就有了二犯和三犯之分。到唐代,已将二犯和三犯区别对待作为原则规定下来。根据唐律,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发或已被决配而又再犯新罪;累犯(三犯)是指已受过二次判决又再犯罪。由于再犯和累犯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因此,在处罚上也有区别。最大的特点是,再犯流罪以下者,不能加重至死刑;而三犯(累犯)流罪者,应处死刑。累犯概念的历史发展,反映了立法者对犯人类型的认识和分类水平以及对犯人罪责的评价。无论唐律还是清末民初的立法,都把犯罪行为的次数与危害性和罪责的关系,看作是正比例关系,并据此确定不同的惩罚层次。这种罪责评价态度,有其一定合理因素。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立法,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累犯概念和构成条件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累犯概念和构成条件,是在总结我国多年来同累犯作斗争的经验和实际情况,而逐步发展和确立下来的。早在一九四二年晋冀鲁豫边区制定的《妨害公务违抗法令治罪暂行条例》中,就规定对妨害公务违抗法令之“累犯加重处罚”。一九五二年四月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凡犯贪污罪“屡犯不改者”,“得从重或加重处罚”。一九七九年七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三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对反革命累犯作了特别的规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反革命分子,在任何时候再犯反革命罪的,部以累犯论处。
  我国刑法把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反革命累犯两种,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反革命罪的危害性所决定的。反革命罪是以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其危害性远比一般刑事犯罪要大。因此,对反革命累犯的构成条件作出特别规定,是必要的。根据刑法六十一条,反革命累犯的构成条件是:(一)前罪是反革命罪,无论处以何种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再犯反革命罪的,即构成累犯。(二)反革命累犯的前后两罪的相距时间,不受限制。对反革命累犯的特别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反革命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这是我国累犯制度一个特点。
  根据刑法六十一条的规定,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是:
  (一)故意犯罪是构成累犯的主观要件,前后两罪中有一罪是过失罪不能构成累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在自己主观意志的支配下,有意识地、自觉地侵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则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侵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是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场合下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见,两者的主观恶性是不同的。我国刑法规定从重处罚累犯,是因为累犯社会危害性大,主观恶性深。因此,仅把故意犯罪当作累犯构成的主观条件,是符合我国累犯立法的原意的。
  (二)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罪。关于这个问题,在外国累犯立法史上,曾有“主法派”和“主德派”之争。所谓主法派,即一些法国刑法学者提出,前罪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即构成普通累犯,赞成这种观点的为主法派;所谓主德派,是指德国一些刑法学者主张,普通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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