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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欧盟关于人格权侵权管辖规则的晚近发展
【副标题】 以欧洲法院的司法协调为据【作者】 黄志慧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分类】 侵权法
【中文关键词】 人格权侵权;《布鲁塞尔条例Ⅰ》;管辖规则;利益中心地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5)05-0128-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5
【页码】 128
【摘要】 对国际人格权侵权管辖问题的解决,欧盟主要依据《布鲁塞尔条例Ⅰ》中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被告人住所地法院管辖规则,以及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损害事实发生或可能发生地法院管辖规则。尤其是条例第5条第3款之规定,作为欧洲法院试图统一欧盟国际人格权管辖规则的依据和起始点,欧洲法院关于该条款的解释和发展备受瞩目。但欧洲法院的现有实践既未能提高管辖权判断的确定性,也不能有效地规制当事人挑选法院。同时,欧洲法院还面临着新问题:对互联网与非互联网人格权侵权案件的管辖依据,是否必须予以区分,以及对《布鲁塞尔条例Ⅰ》所确立的特别管辖规则之适用,是否有必要从严解释。基于未来欧盟恰当解决人格权侵权管辖规则问题之考量,对欧洲法院之相关实践进行检讨具有重要价值。在不对互联网与非互联网人格权侵权案件的管辖规则予以区分之前提下,对欧洲法院在“谢维尔案”中确立的“马赛克准则”,已有调整之必要。同时,对“利益中心地”理论的取舍,也应重新考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4304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人格权侵权的管辖问题,已日益成为各国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方面,人格权侵权问题不仅涉及宪法基本权利范畴的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问题[1],而且还牵涉公法与私法上的诸多利益[2]。因而,相对于一般侵权行为而言,其特殊性不言自明。另一方面,各国在人格权侵权领域所采取的不同法律政策,也进一步加大了人格权侵权法律冲突问题解决的难度。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国际人格权侵权案件呈现出频发且复杂化的趋势。这些都导致国际人格权侵权问题尤其是管辖问题成为国际私法领域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
  就现时情况看,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及实践,应该是走在各国前面的。一方面,在言论自由与人格权这两种基本权利上,欧盟各成员国考量的侧重点不同,人格权侵权的立法差异甚大,在国际人格权侵权诉讼中,当事人挑选法院的现象因而甚为突出。另一方面,在人格权侵权的定性、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与否等诸多问题上,英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2000年欧盟《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例》(以下简称“《布鲁塞尔条例Ⅰ》”)所构建的判决自由流动机制下,这不仅会助长当事人挑选法院,而且为当事人实现其挑选法院的预期创造现实条件,这样欧盟其他成员国对于人格权侵权问题的规制,最终可能面临被间接“英国化”(anglicized)的风险[3]。这些既是欧盟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也是欧盟更为重视国际人格权侵权管辖问题的内在动因。
  对欧盟范围内人格权侵权管辖问题,欧盟及各成员国目前主要依据2000年《布鲁塞尔条例Ⅰ》中第2条第1款所确立的一般管辖规则和第5条第3款所确立的特别管辖规则。原因有二:其一,欧盟内发生的人格权侵权问题,一般被认为属于《鲁布塞尔条例Ⅰ》第1条规定的“民商事事宜”范畴[4];其二,从欧洲法院对1968年欧共体《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公约》(以下简称“《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的解释来看,该条款可以适用于人格权侵权的管辖问题[5]。欧洲法院在“卡尔菲利斯案”(Kalfelisv.Schr?der)[6]中认为,“侵权或准侵权”的概念,应该涵盖原告寻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之诉因,且该“侵权或准侵权”的含义,并不同于《鲁布塞尔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的“合同”之含义[7]。故人格权侵权问题应属“侵权或准侵权”之范畴。学界也认为,“侵权或准侵权”这一概念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一方当事人不可随意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二,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而且,“侵权或准侵权”中“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事由,不仅包括损害的发生,而且还包括损害发生的风险以及预防损害的发生而承担责任,甚至还包括原告为避免更大损害之出现,而向法院针对被告的不法行为寻求禁令。因此,《鲁布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不仅适用于金钱赔偿(monetary recovery)之诉,而且也适用于对被告行为违法性的宣告以及禁令之诉所引发的管辖问题[8]。具体到人格权侵权诉讼中,该规定既适用因人格权侵权的损害赔偿管辖问题,也适用于原告为预防损害发生而要求法院发布禁诉令之管辖问题。
  因此,在《布鲁塞尔条例Ⅰ》框架下,对于欧盟内的人格权侵权案件的管辖问题,现有法律依据具体为:
  其一,《布鲁塞尔条例Ⅰ》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管辖规则。一般管辖权(general jurisdiction)或者被告普通裁判籍所在地之法院管辖,是基于被告与法院之间的关联性(court-defendantnexus)而与特别管辖权相区别[9]。受害人可以在侵权人的住所地法院针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其正当性在于,被告人能够在其住所地针对原告的起诉开展充分的抗辩活动。而且,该原则假设被告人的主要财产位于其住所地,对于相应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较为便利[10]。
  其二,《鲁布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就侵权及准侵权事项所规定的特别管辖规则。从案件争议与受案法院的实质性联系以及诉讼程序的便利方面考虑,一般管辖原则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合理、恰当地解决任何性质案件的管辖问题。因此,《布鲁塞尔条例Ⅰ》专门针对“侵权和准侵权”事项规定了相应的管辖规则即特别管辖权(special jurisdiction),受害人可以据此在损害事实发生或可能发生地法院提起诉讼。由于特别管辖权不是以被告和法院之间的关联性为管辖权基础,而是以诉讼事件之类型抑或诉讼标的与法院之间的关联性(court-claimnexus)为管辖权基础,且法院实体审理的权限范围,亦只限于法院行使管辖所依据之原因事实[11]。因此,作为一般管辖规则的例外,特别管辖要求原告所依据该原则所提起之诉讼必须与管辖法院有着紧密或实质性的关联。
  上述依据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的“被告住所地”之一般管辖规则,在解释与适用方面并不会产生不确定性之问题。而对于条例第5条第3款规定的“损害事实地”(place of the harmful event)的解释和界定,就成为人格权侵权管辖问题适用《布鲁塞尔条例Ⅰ》的关键问题。而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人格权侵权案件,以损害事实发生地作为管辖因素,还存在难以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的情况。因此,如何处理好《鲁布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适用于国际人格权侵权案管辖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成为欧盟各成员国及欧洲法院共同面临的任务。
  二、“马赛克准则”之确立
  针对《布鲁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规定的“损害事实地”作为人格权侵权管辖因素所存在的问题,欧洲法院尝试在一系列侵权案件中对该管辖因素进行相应解释,目的就是要在《布鲁塞尔条例I》基础上创设专门适用于国际人格权侵权的管辖规则。
  (一)欧洲法院对“损害事实地”的解释
  作为侵权案件的管辖依据,《布鲁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适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其所规定的“损害事实地”。因此,在研究人格权侵权案件的管辖规则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行考察欧洲法院在先前的其他侵权案件中对“损害事实地”的解释。
  在1976的“比尔案”(BierBV v. Minesde Potasse d'Alsace)[12]中,欧洲法院对“损害事实地”做了原则性界定。该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当加害行为地与损害结果发生地不在同一法域时,鉴于加害行为地、损害结果地与侵权案件之间的紧密关系,硬性选择“加害行为地”或“损害结果地”作为侵权案件的管辖依据是不合理的。因此,应该允许受害人在“加害行为地”与“损害结果地”之间任意选择其一提起诉讼[13]。可见,欧洲法院认为,“损害事实地”既包括“损害发生地”(the place where the damage occurred),也包括“导致损害产生的事实发生地”(the place of the event giving rise to the damage)。
  欧洲法院之所以对“损害事实地”作上述界定,主要考虑到该管辖依据与《布鲁塞尔公约》其他相关管辖条款之间的关系:其一,若将“损害事实地”仅限于“加害行为地”,由于“加害行为地”通常会与被告人的住所地重合,则《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特别管辖规则,可能会与公约第2条所规定的一般管辖规则发生竞合,从而导致公约的特别管辖规则不能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其二,若将“损害事实地”仅限于“损害结果地”,在加害行为地与被告人的住所地不一致时,将导致与侵权案件有密切关系的加害行为地法院无法行使管辖权[14]。事实上,欧盟很多成员国的国内法均认可将“损害事实地”解释为包括“加害行为地”和“损害结果地”在内。因此,欧洲法院在“比尔案”中的做法,可以统一对《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解释,从而避免各缔约国改变其国内法之主张[15]。
  当然,欧洲法院在“比尔案”中关于“损害事实地”的界定,赋予了法院宽泛的管辖依据,极易导致当事人挑选法院与平行诉讼的发生。因此,在1990年的“杜米兹案”(Dumez France SA and Traco-ba SARL v. Hessische Landes bank and others)案中,欧洲法院对“损害发生地”做了限制性解释。该案中,法院认为,在确定《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下的“损害事实地”时,应将其所涵盖的“损害结果地”限定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地”(the delict's direct consequences)[16]。有学者认为,尽管该案并不涉及人格权侵权问题,但对于人格权侵权案件中如何确定因果关系链,进而排除间接损害结果地,具有重要指导作用[17]。
  “杜米兹案”对“损害事实地”这种限制性解释在涉及人格权侵权问题的“安东尼奥案”(Antonio Marinari v Lloyds Bankplc and Zubaidi Trading Company)[18]中得到了回应。该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原告可以选择在“加害行为地”或“损害结果地”法院提起诉讼,其正当性在于,两地与诉争事实均有着相似的紧密联系[19]。但是,如果对该规则进行扩张性解释,则会与《布鲁塞尔公约》避免产生过度偏向原告的管辖规则(plaintiff-favouring jurisdictional rules)之基本原则相悖[20]。即,如果“损害事实”(harm fulevent)的概念被扩张解释,会导致加害行为所产生的所有损害结果地,即便该损害结果地的损害是间接的(indirect),其均可能会成为原告提起诉讼之地,这就赋予了原告过度挑选诉讼法院的自由。
  (二)“谢维尔案”中的“马赛克准则”
  欧洲法院1995年审理的“谢维尔案”(Fiona Sheville v.Presse Alliance SA)[21],是欧盟关于人格权侵权最为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判例。在该案中,欧洲法院对“损害事实地”的界定,援引了前述“比尔案”规则,对“损害事实地”作了较为宽泛的界定。对于涉及多个成员国的名誉毁损案件,欧洲法院认为,“出版机构的设立地”与“出版物的发售地”,均可作为成员国法院行使管辖的依据,但该两地法院所行使之管辖权的效力范围是不同的,具体规则为:其一,对于涉及多国的出版物导致的名誉侵害,原告在出版机构设立地国法院针对出版机构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该法院对于所有损害均可行使管辖权;其二,原告也可以在出版物发售且原告主张名誉损害地的各成员国法院针对出版机构提起诉讼,但法院只能对发生于该国之内的损害行使管辖权。上述规则也被学者称之为“马赛克准则”(mosaicprinciple)[22]。
  “马赛克准则”中损害发生地管辖规则的适用结果是,只要是出版物发售地在成员国法院境内并损害原告声誉的,则不论出版物的发售数量如何,该成员国法院均可以对原告所诉称的出版物所导致的损害结果行使管辖权。而现代传媒无论在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方面,抑或在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方面,均有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之功效,如果对出版物所导致原告声誉受损之管辖问题,仍然坚持欧洲法院在解决“谢维尔案”管辖权问题时所秉持的思维,无疑会过度扩大行使管辖权法院的数量。
  “谢维尔案”规则引申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出版物在某一成员国单纯的发售,是否足以成为法院管辖的依据。欧洲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发售地法院的管辖依据为:“损害发生在出版物的发售地,且受害人在上述地方享有声誉”[23]。即出版物发售地法院行使管辖权有两项必备条件:其一,出版物在该地发售;其二,受害人在该地享有声誉。但在“谢维尔案”中,欧洲法院显然忽略了后者。法院认为,对于受害人享有声誉的问题,一般只要原告诉称其声誉受到损害可能就足够了,不应有其他实质性的要求[24]。这主要考虑到两方面原因:其一,受害人是否在某一成员国享有声誉,是一个难以进行事实判断的问题;其二,对受害人在某一成员国是否享有声誉进行判断,存在逻辑上的困境。即受害人究竟是因毁誉物的传播而致公众知晓,从而使得受害人在该成员国享有声誉,还是受害人原本就在该成员国享有声誉?
  以“出版机构设立地”及“出版物发售地”作为管辖依据,事实上是《布鲁塞尔条例Ⅰ》中一般管辖规则与特别管辖规则在国际毁誉案件中的具体运用。以“出版机构设立地”及“出版物发售地”作为管辖依据并不会引发争论,这里争议较大的是以“出版物发售地”作为管辖依据,因为该管辖依据本身并不意味所有出版物发售地法院均可以对被告行使管辖权。正如欧洲法院所指出的,特别管辖权的法理在于,相关法律争议与案件受理法院存在紧密的联系。[25]因此,“出版物发售地”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依据,要求出版物发售地之损害与受案法院之间必须存在紧密关联。遗憾的是,欧洲法院在“谢维尔案”中对此并未加以明确,反而通过对“损害事实地”进行宽泛的解释,赋予成员国相对广泛的管辖权,不免会助长当事人挑选法院情况的发生。
  三、“马赛克准则”适用之拓展
  欧洲法院新近审理的涉及互联网人格权侵权的“e时代广告公司案”(e Date Advertising GmbH v. X)[26]和“玛廷兹案”(Olivier Martinez and Robert Martinez v. MGN Limited)[27],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前述“马赛克准则”的适用,并反映了欧盟在人格权侵权管辖规则上的最新发展。
  在“e时代广告公司案”、“玛廷兹案”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布鲁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之规定必须被解释为,因互联网站内容致人格权受到侵害的自然人,可以就其遭受的所有损害问题,在创建内容的出版者所在成员国法院或者受害人的利益中心地(the place where the victim has his centre of interests)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针对各成员国境内互联网上存在的或可获取的毁誉内容,选择在该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而管辖法院只对其领域内所造成的损害行使管辖权[28]。
  与前述“谢维尔案”相比,欧洲法院“e时代广告公司案”及“玛廷兹案”对于人格权侵权的管辖规则之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谢维尔案”的“马赛克准则”同样适用于涉及互联网的人格权侵权案件,并将“谢维尔案”案中“发售”(distribution)之含义扩展解释为“可获取”(accessibility);其二,与“谢维尔案”不同的是,互联网人格权侵权案件的受害人,可以在其“利益中心地”法院针对其遭受的所有损害提起诉讼。
  从管辖规则而言,“e时代广告公司案”及“玛廷兹案”表明,欧洲法院并未在实质上变更“马赛克准则”,而是尝试将不同方式导致的人格权侵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进行统一解释。因而,欧洲法院虽然可以进一步明确阐明“谢维尔案”规则,并将之适用于涉及互联网的人格权侵权争议,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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