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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罚金刑的法理基础和现实意义
【作者】 郝晶晶【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刑罚;财产刑;罚金刑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8)04-0058-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58
【摘要】

罚金刑在我现行刑罚体系中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地位。罚金刑制度设计中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中的运用存在诸多困难。具体应当如何设定罚金刑的标准,实务之中如何能够更有效切实地落实等都是目前很难理清的方面。从法理基础上来看,罚金刑作为一种刑罚,其应当体现出一般刑罚所产生的价值和适用的目的。同时罚金刑作为财产刑,又具有相应的正当性和特殊作用。我国的罚金刑的历史发展变迁反映出了一定的本土特点。这些本源的内容为罚金刑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方向的指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946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将生产销售假药罪等三罪的罚金刑从原来的倍比罚金刑变成了现在的无限额罚金刑。而该罪名在79年刑法到97年刑法之时已经经历了一次从无限额罚金刑到倍比罚金刑的转变。在本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剩余的罪名仍然规定的是倍比罚金刑,这种在罚金刑上的立法反复性和不一致性反映出了一些本质问题。我国在罚金刑的附加刑地位、适用范围和方式、数额、裁量和执行等各方面都有所争论,实践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混乱和随意性,大量未能执行的“烂账”无法解决。如果仍然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讨论未免有隔靴搔痒之嫌。
  笔者认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理清罚金刑的法理基础,只有弄清楚罚金刑的存在的根本意义和制度本质才能为接下来具体的制度设计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引,只有符合罚金刑制度存在价值的方案才是可以发展建设的方案。本文试图从刑罚的产生和目的出发,再进一步讨论财产刑的正当性,最后分析我国罚金刑从古至今的地位变化来探讨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中的作用,总结出其所体现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制度设计方向的建议。
  二、刑罚的产生和目的
  (一)刑罚的产生
  关于刑罚的产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很多种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 社会角度。这些学说将刑罚的产生归结于是社会的一种自我调和机制。比如代表性的社会契约说,“人们割让了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交给公共保存,这些自由凝结成刑罚权。”{1}此外还有如马克思认为刑罚产生于社会自卫的需要,或者类似的说法如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等。可以看出这些说法都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其更看重刑罚在社会维系上的重要作用。
  第二, 个人角度。这些学说偏向于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一种观点认为刑罚是源于复仇,个人对其所受到的来自于他人的侵害和损失进行报复。类似的还有定纷止争的观点。这些观点站在单个人的立场上,从个人利益的维护角度考量,将刑罚作为人类自我斗争、解决矛盾的一种手段。
  第三, 统治角度。这种观点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将刑罚作为一个国家统治的工具,为统治阶级服务,刑罚与国家相伴而生,两者之间互为依存。这种观点认为首先有国家,国家出现之后才会出现法律,而刑罚是在法律的前提之下才有的,没有法律之前的不能称之为刑罚,而是一种习惯。
  第四, 虚无角度。这些观点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认为刑罚来自于“天”、“神”、“上帝”等。笔者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依赖的一个载体,本身并没有实际的存在。这些观点与其说是在说明刑罚的产生,不如说是为了证明刑罚的合理性而提出的一种相对能够让人接受的“借口”。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国家,这种说法极具说服力和约束力。
  如此总结之后可以发现,不同学说的不同在于:最先拥有刑罚权的主体不同。而该主体运用刑罚权维护自身利益的判定是同一的。社会角度的学说认为刑罚权最初由社会拥有,社会运用刑罚权来维护社会秩序;个人角度的学说认为刑罚权最初由个人拥有,个人运用刑罚来进行复仇;统治角度的学说认为刑罚权最初由国家拥有,国家运用刑罚来维持阶级统治;虚无角度同样如此。那么,如果撇开主体不谈,刑罚就是产生于某些人开始运用刑罚来维护某种利益。这种方式被多大范围的人接受,刑罚权的范围就有多大。立场不同解释也就不同,因此可以不用纠结于主体的问题。
  (二)刑罚的目的
  按照笔者的上述观点可以推导出刑罚的目的是“维护某种利益”。理想状态下应当维护所有的利益,但是资源有限不可能理想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所需要维护的首要利益不同,同时也会受到群体价值观念和伦理传统的影响。因此谈及刑罚的目的需要立足于当今中国。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的目的有许多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1)刑罚的目的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2)刑罚的目的是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3)刑罚目的是特殊预防与报应的统一{2}。这里包含三个可能存在的目的:报应、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报应顾名思义就是对所受损害的报复和回报。被害人会自然地希望加害人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这一感情是刑罚应当且可以维护的利益。另外,所有知悉这一事件的人都会希望有罪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陈兴良教授指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报应论提供了社会支持{3}。人们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要求也是刑罚需要维护的利益,因此刑罚的目的包括报应。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防止犯罪人再犯罪。对犯罪分子的这一作用所体现出的利益,一方面是让国家本次投入的资源行之有效,成功消灭或减轻犯罪分子的犯罪意图,使其深知犯罪所带来痛苦而不再犯罪。另一方面,犯罪人的减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裕和安定是刑罚所需要维护的利益。因此特殊预防也一定是刑罚的目的之一,且这一目的的实现只需罚当其罪就能达到效果。
  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人,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4}。让潜在的犯罪分子不去实施犯罪,有效降低社会的犯罪率。这些犯罪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后,就不会产生犯罪后果,也不需要国家耗费资源去处理案件的不利影响。但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当然知道其会受到一定的处罚,其仍然去实施不是因为这个处罚不够重,而是因为其存在了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就是说,刑罚的安排要在计算入犯罪发现、抓获或者定罪的几率后仍然能够大于犯罪所带来的收益才能有效制止潜在的犯罪。这意味着刑罚会变得格外严重,对所针对的已发生的犯罪而言不再符合,而国家当下耗费的资源更为巨大。这在社会治安严重混乱,急需拨乱反正的时期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总体上较为安定,并不需要强调一般预防。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当下刑罚的目的应当是报应和特殊预防。
  三、财产刑的正当性和特殊性
  有学者指出,在一个人犯罪之后,他拥有财产的无害性就发生了变化,犯罪人拥有的财产不能因对他人的有害而取得,或者拥有的财产被用于或者将被用于侵害他人的利益{5}。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具有合理性,进一步讲,财产刑的正当性除了赔偿之外还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犯罪分子实施的犯罪行为损害了一定的社会资源,这种损害表现为对资源的不当利用和破坏。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财产的不当转移或破坏,还有其行为产生的连锁效应,对未来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都会产生负面作用。因此要求犯罪分子相应地缴纳一定的金钱来弥补是合理的。第二,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需要自身一定的财产作为支撑,这些财产与其人身危险性相联系。如果犯罪人的个人财产不足以用来犯罪,其再犯的几率就会降低。因此要求犯罪分子交出其部分或者全部财产符合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
  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首先应当符合刑罚的目的,而附加刑的地位反映出了我国对财产刑的报应和特殊预防作用的轻视。实际上,如果财产刑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其所产生的效果不比生命刑和自由刑差,因为其存在一些其他刑罚不能体现的特性。
  首先,相较于自由刑等需要耗费社会资源来实施,财产刑是一种对资源有利转移。理想状态下,这种转移可以带来资源的进一步增长的效果,促进资源的合理运用。其次,生命刑和自由刑都存在误判难纠的问题,当发生错案的情况下,对已经执行的对生命和自由的损害难以恢复,反响恶劣。而财产刑则允许反复。目前我国对错案的纠正主要是通过真诚的道歉和国家赔偿来弥补。这种弥补是否足够值得深思,如果说足够,那么是否可以说法律以这种形式将一定数量的金钱和自由生命同等看待。如果自由和生命的损害可以用金钱来弥补,那么凭什么强调财产刑不如生命自由刑的刑罚地位和作用呢?
  除此以外,自由刑的实施会带来对犯罪分子的“二次污染”。犯罪分子在监狱中所接触的人员或多或少都会传递一些负面内容。而财产刑在给犯罪分子带来精神痛苦使其悔过的同时,并不会使其接收到这些犯罪思想。而且刑罚具有一定的标签效应,犯罪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由于其犯罪前科和监狱生活经历,很难再次回归社会,结果往往转向和同样的犯罪人再次集结以获得归属感,进而诱发新的犯罪。对于一些犯罪行为较为轻微,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低的犯罪分子,首先适用罚金刑有利于促进其重新回归社会。
  四、中国罚金刑的起源和变迁
  早期的学者认为,我国的罚金刑起源于唐虞之世{6}。认定的缘由在于,儒家经典《尚书》中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但是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并指出清末的沈家本对此已有考证,其在《历代刑法考》中著有:“然以《吕刑》之文考之, 则罚与赎当为二事……凡言罚金者不别立罪名, 而罚金即其名在五刑之外自为一等。凡言赎者, 皆有本刑, 而以财易其刑故曰赎, 赎重而罚金轻也。”{7}也就是说,其认为罚金和用“金”的赎刑不同,罚金是一种独立的刑罚,而赎刑具有依附性,其是在判处一个本刑的基础上,以缴纳“金”的方式免除本刑。因此认为我国的罚金刑起源并非从“金作赎刑”开始。
  但是笔者认为有待商榷,首先,沈家本时期的罚金刑概念和现在有所不同,其将罚金刑的内涵限制于对较轻罪名的一种独立的刑罚,但是现在的罚金刑并非仅仅针对较轻的罪名,对一些严重的犯罪也有判处罚金的规定。并且,现在我国的罚金还具有一定的附属性,属于附加刑的范畴。由此可见,罚金刑的内涵实际上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并不能因为原先罚金刑的用法与后来的不同,就否认其也是属于罚金刑的性质认定。另外,我国早已有学者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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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黄风, 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9-10.

{2}周少华.刑罚目的观之理论清理[J].东方法学, 2012, (1).

{3}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638-640.

{4}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第六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224.

{5}高留志.财产刑的正当根据及其限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

{6}邵维国.中西方社会罚金刑起源比较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

{7}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一)[M].北京:中华书局, 1985:330.

{8}阮齐林.再论财产刑的正当理由及其改革[J].法学家, 2006, (1).

{9}张晋藩.中国刑法史稿[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173.

{10}张金鑑.中国法制史概要[M].台北:中正书局, 1973:80.

{11}简琳瑶.我国罚金刑制度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 2015.

{12}邢绡红.罚金刑立法配置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3.

{13}明辉.中国古代赎刑的制度与文化思考——兼与富谷至先生商榷[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0, (2).

{14}马啸.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现状与完善[D].长春: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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