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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档》
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
【副标题】 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作者】 梁上上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法学院【分类】 民法总则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第三辑)
【页码】 15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260    
  
  利益衡量论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后,在日本民法解释学理论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民法解释理论的发展和民事审判实务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我国梁慧星教授把利益衡量论介绍了进来,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利益衡量论认为,法院进行法的解释时,不可能不进行利益衡量,强调民法解释取决于利益衡量的思考方法,即关于某问题如果有A、 B两种解释的情形,解释者究竟选择哪一种解释,只能依据利益衡量决定,并在作出选择时对既存法规及所谓法律构成不应考虑。利益衡量的实质是一种法院判案的思考方法。利益衡量方法是先有结论后找法律条文根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追求的是让法律条文为结论服务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中引出结论。法院的最后判决依据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利益衡量初步结论加找到的经过解释的法律条文。应该说,这种思考方法与重视社会效果的法社会学思考方法是一致的,也与20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全面发展在民法理论上的一种回应基本吻合,是可取的。但是,这种思考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科学、客观呢?
  利益衡量论主张法律解释应当更自由、更具弹性,解释时应当考虑具体案件当事人的实际利益,解释所强调的正是基于解释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本身显然是一种主观行为。利益衡量的作用在于弥补法律漏洞,这种从法律空白到法律的创设,极易造成主观上的恣意。另外,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学思考方法,其本身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
  根据利益衡量的需要,利益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这些利益形成一定的层次结构,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递进关系,也是一种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在利益衡量时,要克服恣意,保证案件的妥当性,就必须遵循利益的层次结构的规律。这种层次结构要求法官在判案过程中遵循这样的一种思维过程:以当事人的具体利益为起点,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联系群体利益和制度利益,特别是对制度利益进行综合衡量,从而得出妥当的结论,即对当事人的利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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