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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档》
清代票据习惯探析
【作者】 吕来明 郝维红【作者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清代;票据;习惯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第三辑)
【页码】 24
【摘要】 在体现票据信用工具和融资工具的价值方面,清代的票据制度要比现行票据法更为宽泛。清代票据的习惯与实践为澄清“条件”不具备的误区、完善我国现行票据法、允许签发融资票据,充分发挥票据的信用工具与融资工具价值提供了历史依据。在票据形式要件的严格性程度方面,借鉴清代相对灵活的票据形式要件,在严格性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灵活性,对于减少票据无效的情形、增强法律的社会适应力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275    
  
  清代是我国古代票据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专门经营票据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票号、钱庄等金融组织出现后,各种形式的票据越来越完备,流通范围非常广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乃至于票据发行机构的集中地山西在被公认为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值得关注的是,在清代没有专门调整票据的法律制度,票据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习惯制度来支撑的。在与西方近代国家法律传统与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清代票据业务之所以能够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比较合理的习惯制度不无关系。尽管我国现行票据法在总体上与清代票据习惯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就某些具体制度而言,从纵向角度对我国历史上的某些习惯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我国票据法的完善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清代票据的主要类型与功能
  我国清代的票据在各地种类繁多,在票号诞生前又没有统一的种类和名称,其名称与现代票据不同。流通比较广泛的主要有会票、凭贴、兑票、庄票、钱票、银票等。
  会票是清代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票据。一般用来异地汇兑、商人间的往来财用。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在《钱币论》中记述到,苏州一带的世家与在京师的苏籍商人之间由苏地向京师拨兑银钱的事,商人家出的票即称会票。“今人家多有事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1}
  凭贴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是一种无印刷格局的、具有书信方式的支付凭证,所以又称“手写凭贴”。到清代凭贴是由本铺出票,由本铺随时负责兑现的一种支付凭证。类似于现在的本票。一些商誉卓著的商家都曾经发行过凭贴,清代山西祁县乔氏在内蒙做生意时,复字号曾在包头发行大量“凭帖”,大德恒、大德通也曾发行过不少“小票”{2}
  兑票也称附帖,是清代一种异地兑付现款的票据。是由本铺出票,到另一铺取现银和制钱。
  庄票又称钱庄票,是清代钱庄发行的一种会票。钱庄起源于明代江南地区的“钱铺”或“钱肆”。清代时钱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根据现存上海豫园的碑记载1776-1796年的上海钱庄已有106家,名列前茅的有石源隆、冯信庄、顾恒裕、三泰源、章恒源等。{3}发行兑换券性质的庄票是钱庄首要业务。钱庄按寄存户存钱(银)填发存款收据,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可流通市面。
  钱票(以制钱为本位)和银票(以当地流通的银两为本位)是钱庄、票号凭借自己承担兑现的信用而发行的票据,是钱庄、票号最早发行的票据。钱票和银票可代替现银、现钱流通,等于民间承认的纸钞。据记载,清道光十八年:“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民间贸易货物,用银处少,用钱处多……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行用钱票。”{4}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有《京师钱市之沿革》一条,记述晚清“银、钱二票为票号、钱店、香蜡店(京师香蜡店亦兼兑钱,故得发行钱票)所发行,其多寡无定,而势之所趋,咸以多发纸票为扩充营业之张本。幸而获利者,其营业愈盛,而所发之票,信用益著。”{5}
  除上述流通较广的几种票据外,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等等商业票据。上帖: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的上帖和钱铺上给当铺的上帖之分,彼此双方有合同在先,负责兑付。非钱商的一般商号所出的凭贴称上票,类似于现在的商业本票。壶瓶帖是指有些商号(包括钱庄)因逢年过节资金周转不灵,自出钱帖,盖以印记,用以搪塞债务,因其不能保证随时兑现,只能暂时“装入壶瓶,并无实用”,故称壶瓶帖。“期帖,系易银时希图多得钱文,开写迟日之票,期到始能取钱”。{6}出票人企图多得一些收入,开写迟日票据,到期时始能取钱,需计算期内利息,类似于现代的远期汇票。
  票据作为商品交易的工具所承担的支付、汇兑功能是票据最原始也是始终具备的功能。票据产生后,即成为异地交易中代替现金支付的最佳工具。在清代,山西票号在道光年间开始利用票汇代办捐银两,同治元年开始汇兑官款的功能。在山西第一家专营汇兑业票号日升昌19世纪初诞生之前,汇兑业务一般都是由商号兼营的。但由于会票是商人兼营的,所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服务对象主要限于乡里亲朋之间,通汇地区限于两地之间,且受承付能力的限制,不论即票或期票往往不能按时兑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专营汇兑的票号的产生,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需要。于是,山西一些资本拥有者就使账局与会票的长处相互结合,创立了山西票号。大约19世纪20年代初,平遥颜料商、西裕成颜料庄的总经理雷履泰因“深感平遥与京师间货款靠起镖运现,既费时费资,又担风险。……先是为自身的货款和利润调拨找雇主拨兑,后来雇主为货款调拨也找雷拨兑,这样就渐渐地兼营起京晋的会票来。”{7}日积月累,拨兑的好处日益显现。于是,西裕成颜料庄改称“日升昌”票号,专营会票。日升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票据的机构。至日升昌成立之后,汇兑业务才由票号或钱庄专营。票号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迅速发展,20世纪初期进入极盛时期,营业机构和汇兑区域遍及全国,有的票号远在日本、新加坡、俄罗斯设立了分号。{8}清代票据的汇兑业务是同当时的国内外商业贸易发展联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加快,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票据的汇兑、支付功能适应了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和货币流通市场扩大的需要,对加速商品流通、扩大国内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票据作为信用工具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远期票据上,由于付款日期与出票日期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就体现了一定期限的信用,如果说票据的汇兑功能克服了金钱支付在空间上的障碍,那么票据的信用功能克服金钱支付在时间上的障碍。“把未来的金钱变为实在的金钱”。{9}在康熙年间,会票就有即票与期票之分。{10}“汇票兑款的期间,没有一定,由汇款人随意定规,有即票和期票的区别”。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钱庄就广泛地使用庄票、会票向进出口商人提供信用,一旦钱庄拒绝提供这种信用,交易便难以进行。{11}当时各地钱庄对于汇票的付款期限,有约定俗成的行规。汇票的付款日期一般分为三种。①即期,见票面付款,不能延迟;②注期,见票后可迟若干天付款,但不能止付。持票人拿到注期汇票,须持票面向承兑钱庄出示,由钱庄批注付款日期,称为批现,否则此票仍没有确定的付款日期;③板期,即票面上注明某月某日到期,到期即须付款,不能延迟。后两种就是期票。{12}综合清代所有种类的票据,票号的“会票”、钱庄的“庄票”和“汇票”有即票和期票之分。而上票、壶瓶帖、期帖则不一定立即付款,属于期票。可见当时的票据普遍具有信用工具的价值,而且作为信用工具的价值对商业活动有着普遍而重要的影响。
  票据的融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以商品交易关系的存在为条件,出票人或转让人通过签发或转让票据融资,卖出票据,收款人或持票人向出票人或转让人支付一定的金钱,买人票据,这就是所说的融资票据。另一方面是票据的贴现。贴现功能在清代时就有,当时的汇(会)票在兑付期未到之前,如果客方急需用款,票号允许提前兑付。这种业务,当时叫“认利预兑”,其一般做法是工商业者委托甲地票号向乙地票号签发期票后,在未到兑付期以前需要现银利用,可以向乙地票号贴现提前兑款。“自光绪初年汇巴官运盐局每岁汇款甚巨,凡会票拢渝,如未到期其银需用,不妨先期扣息交兑,只需认明票据无假,即通融办理,便国便商,各号通行多年无异。”{13}另外,清代的票号和钱庄都可以直接签发票据融资,对于那些虽无存款但是被票号或钱庄认为是殷实富裕且有信用者,票号和钱庄也可应其要求开出票据或庄票。票据融资功能在清代的出现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清代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使得中外贸易更为勃兴,而中外贸易的活动特点之一就是季节性,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以茶、丝等土特产以及原料为主,贸易活动的季节性使得大量的商业贷款为短期需求,这种中短期商业需求导致票据功能的进一步延伸,使其具备了调度资金的功能。因此,在清代的票据实践中,只要是真实的而非伪造的票据在到期日之前即可贴现,以实现资金的通融。我国现行的票据法虽然允许票据贴现,但排斥融资票据。可见,清代票据的融资功能比我国现行的票据更为发达。
  二、票据款式与记载事项
  票据形式要件是判断某种书面文件在外观形式上是否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票据的条件,包括票据款式与记载事项两个方面。
  (一)票据款式
  1.清代商人兼营票据的票据款式。清代的票据没有既定的图形格式及文字内容。对取钱凭证格式的最早叙述是:“钱付某五百贯,年月日,署名。”一纸文书,凭贴取钱。这种古老的形制延续到清末尚有人使用。初期的商人兼营会票,多用单纸书写,没有存根,用朱红印章作为防伪和作证标记,票面设计简单,但印章刻制比较复杂。图形格式为柜形框图是其外廓,上为盖头,下为柜体,中分条格,亦称官格纸型,光绪年间之会票大致为六条格,宣统年间之会票为四条格。印刷文字大都是“凭贴付与去人、钱、勿误是幸、存贴后照、上、宝号台照、年、月、日、具”,票名印在盖头,数额、号码、兑票人及兑钱店号,地名,具体的年月日都是临时盖写(见图一)。
  也有少数会票是双联制有存根,会票编号写在骑缝上,并加盖骑缝章,以防假票。如谢氏遗物的二十三张清初商人兼营会票中,就有两张是双联制会票。
  2.清代票号签发的票据格式。票号在经营汇兑起初也没有固定的票据格式,后来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统一和规范的票据格式和填写内容。
  票号的会票是折纸形式,没有存根和付联,高约二十三公分,宽约十公分,有四个折面,首面印有“券”字和图案,中间两面印有竖格,作为书写汇兑字号、银两、年月日等内容使用的,尾面印有“信行”二字。会票书写后加盖三种图案形状的印章,成为信用票据。会票的形式各家大致相同,但票据使用的纸是有统一要求的,各家票号只能统一使用在山西平遥总号统一印制的“会票”,纸质为麻纸,上印红格绿线,特别印制专用纸,内加“水印”,日升昌票号汇票上水印为“昌”字,蔚泰厚票号上水印为“蔚泰厚”三字。各分号书写汇票,责定专人,用毛笔书写,其字迹在总号及各分号预留备案,各号收到汇票,与预留底票笔核对无误,方才付款。
  3.清代钱庄签发的票据格式。由于清代的钱庄是在晚清才发展起来的,在业务上除发行庄票外也经营异地汇兑业务,发行会票等异地支付的票据。
  清代钱庄发行的庄票多为直式,票面仅直书文字三行。中间一行记载金额,右旁庄票号及印章,左旁记日期及盖有庄号的印章。远期庄票分为两联,一联票根留钱庄,二联正票交给客户使用,骑缝加盖该庄戳记。
  钱庄发行的会票大部分是三联的,一联为上根,由出票人自存查对;第二联为正式会票,交汇款人寄出;第三联为下根,由出票人直接寄往外地付款庄,以便查对付款。三联之间骑缝处写有“x字第x x号合同会票”字样,盖有戳记。在发现的钱庄签发的会票中也有单联的,如广州四邑帮钱庄的会票只有一张正票{14}。
  (二)票据记载事项
  在清代票据中,清代初期的商人兼营会票,票据并无一定的格式和固定的记载事项。后专营票据的票号、钱庄诞生后,票据虽然有了一定的格式,但是也没有现代票据法意义上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除一些非此不能成立票据的记载事项,如票据金额等,票据上的记载事项都为可以记载事项,不存在因缺少某种记载事项而导致票据无效的情况。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清代票据中,一般记载事项主要有以下特点:
  在清代票据中,清代初期的商人兼营会票,票据并无一定的格式。专营票据的票号、钱庄诞生后,票据虽然有了一定的格式,但是也非像现代票据法那样作为票据有效的形式要件。
  在记载事项上,清代票据习惯中的记载事项主要有以下特点:①票据没有形成固定的统一名称,单从字面上来看,清代票据有“会票”、“兑票”等名称,但是实际使用习惯中,要么根本就没有标注票据名称,要么就是各种不统一的票面名称,单从票面上来看,名称就有十几种之多,有些性质相同的票据可能名称不相同,如同是现代意义上的汇票,它就有“会票”、“兑票”、“执照票”等各种名称。②票据必须记载一定的金额,但是并无要求有固定的表达方式,只需在票面上标明确定的金额,以及成色、平码方法等即可。③初期的商人兼营会票中,大多不记载付款人的名称。但后来的票号、钱庄所签发的会票一般都注明收款人的名称和字号。但是,由于票号、钱庄实行的是“认票不认人”制度,就是兑付票款,只要被确认是它联号签发的票据,而无论谁持票来要求付款都应当付款,收款人名称并非必要。④有些票据记载了付款人名称,而没有记载付款人名称的则推定出票人为付款人。⑤在清代票据中出票日期并不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更不存在因此欠缺而导致无效的情况。有的票据记载了出票日期,有的则仅为年月而无具体的日。⑥签名或盖章。清代商人兼营会票中出票人在票据上都有签名并且加盖名章。而在票号、钱庄所签发的票据中在票面的最后为开票庄名号印记。在清代票据中开票人用票上加盖的朱红印章作为防伪和作证的标记,所以票据票面上的印章远不止一枚。但是对于所签之名是否为签名者本名,则不作要求,只要是足以表明签名者本人的文字即可。此外,在清代票据中比较有特点的记载事项是在票面上的商家的暗记。因当时大部分票据都是单联,出票人为了防伪,一般会在票面上做一些标记,如票号、庄号、汇票金额、汇款时间均设有暗号,汇款人、持票人无法知道,只有票号内部专门业务人员才能辨认真假。{14}以上表明,清代对于绝对必要的记载事项大多没有硬性的要求,只要是能从票据确定双方主要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有效的票据,何种事项是一定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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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明光:《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20}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21}《申报》1899年5月25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294页。
{22}陈明光:《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23}赵新华:《票据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转引自[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有斐阁1989年版,第56页。
{24}谢怀栻:《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25}罗晖:“当前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发展的若干问题探讨”,载《新金融》,2002年第5期。
{26}[英]施米托夫:“流通票据法中的严格法与衡平法”,载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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