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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档》
被创造的公共仪式
【副标题】 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作者】 王人博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分类】 中国宪法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第三辑)
【页码】 11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284    
  
  宪法话语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跨代旅行”中所具有的语义、特质和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特别是对1975年宪法的忽略更是如此。七五宪法已经被“我们”这些对历史享有优越感的现在人一般看作是具有“重大缺陷”的文本,“重大缺陷”的发现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现代主义:建基于现实优越主义之上,“今人”必然优于“古人”,现在必然胜于过去。本文采用的阅读方法是“贴近阅读”。笔者首先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文本真诚而保守的读者,一个读者对文本应该坚守冷静、温和与克制的立场。考虑到七五宪法毕竟是一个带有某种规范性质的文本,对某些问题的解释采取的是与事件、实践相结合的策略。
  按照正统和权威的解释,七五宪法由序言、总纲和具体制度三部分构成。从篇幅来看,总纲是最重要的内容,序言享有文本上的优先性。从宪法所表达的意义看,序言享有优先性;总纲居于中等意义;国家机构以及公民义务权利等的宣示居于最后。宪法文本结构实际上是由两类不同性质的元素构成的,一类属于原理,它们是由序言和总纲部分加以表达的;另一类属于准则、规范,它主要是由具体的制度加以表达的。宪法主要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本,更像是一个政治章程。因为文本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在宪法中既没占很大的篇幅,也不居于文本的优先地位。宪法的此种性质具有“跨代际旅行”的共享性。
  考虑到党在宪法上—无论是制定的程序还是宪法文本本身—的决定作用,在阅读宪法文本时,不能忽略它与党的权威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党的权威文本中最主要的有: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四届全国人大的修宪报告、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党的权威文本对“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不同修辞策略,反映了那个激荡的历史时期所包含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思想进入宪法是由七五宪法开创的,它为以后中国的宪法文本表达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范本。相较而言,1954年宪法既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也不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样的词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五四宪法所要表达的宪法概念与七五宪法所要表达的理念是不同的。前者文本凸显的是宪法的国家性而不是党性,后者强调的是党性而不是国家性。1982年宪法在党性上与七五宪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中国宪法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各个时期的政治情景相联系,采用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方式加以表达和展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指引性,七五宪法与1978年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两个部分分别做了不同的分述,现行宪法则只在序言部分加以表达;七五宪法将其表达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1978年宪法则直接表述为“指导思想”,而现行宪法只是强调它的指引性,所强调的指引性还包括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结。“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表达的意义空间更为广延,为后来宪法文本开放式的迭加提供了空间。这也是七五宪法和现行宪法修辞技艺的优越之处。
  七五宪法文本遇到的难题之一是如何表达事件以及与那些事件密切关联的意义。如何重新构造“正统性”是七五宪法的首要任务。如何表达国民经济问题,肯定是被重申的正统性—“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了宪法文本的意义和意义的限度:修改后的宪法对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方面的正统性的解释和重申必须与党的修宪报告完全一致,宪法文本不可能在报告以外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符合党和全国人大的关联构成方式。“十大”政治报告在表达“正统”话语的同时附加解释性语言,其真正意图是为了限制正统性的意义或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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