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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
【英文标题】 Several Questions on Family—tape Complicity of Bribery
【作者】 张忠国【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受贿罪;家庭型;共同犯罪;犯罪数额
【英文关键词】 bribery;family—type;complicity;amount of crime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6)02—0112—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117
【摘要】

家庭成员共同受贿是当前受贿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多争议,论文在考察“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理论的基础上,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讨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英文摘要】

That the family members commit bribery crime together is the important form of bribery crime at present,and it has many disputes on theory and justice,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family—type bribes theory,the article probe into the family—type bribes forms,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mount of crim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51    
  
  在司法实践中,“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发展势头迅猛。有学者通过考察我国近年受贿案件的基本形势,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近年我国90%受贿犯罪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实施的。{1}“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这种共同犯罪人之间关系的密切性、经济的整体性、活动的隐蔽性等特点,造成侦查机关在发现犯罪和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随着主张对这种行为严厉打击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有人认为,只要近亲属明知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而与其共享,国家工作人员同意并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因此,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研究,不仅可以完善受贿罪的理论,而且具有很高的司法实践指导意义。
  一、“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成立的理论基础考察
  受贿罪与其他故意犯罪一样,存在着共同犯罪。但是,受贿罪是身份犯,不同于其他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不能单独构成受贿罪。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共同受贿,可以构成受贿罪共犯。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收受贿赂,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呢?理论上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
  否定说认为,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对内外勾结、伙同受贿的情形都作了规定,但1997年刑法却只规定了内外勾结的贪污罪共犯,对内外勾结、伙同受贿的情形没作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的规定,并认为刑法取消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是科学的。{2}肯定说认为,《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1997年刑法虽然对内外勾结、伙同受贿的情形没有做出规定,但根据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这一规定的精神显然是有效的。因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伙同受贿的,应追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刑事责任。这一点随着学者们讨论的日益深入,以及1997年刑法的实施,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同。如,2000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的成克杰、李平受贿案,被告人李平系香港商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成克杰与李平相互勾结,单独或与李平共同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余万元,李平被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3}
  从目前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来看,肯定说占据通说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是合乎刑法的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需要的,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1997年刑法对内外勾结贪污共犯作了明确规定,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注意规定是在刑法已作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以免司法人员忽略的规定。法定拟制(或法律拟制)则不同,其特点是导致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4}在此,1997年刑法对内外勾结的贪污罪共犯的规定,仅起提示强调作用。例如,1998年4月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可见,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同样,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其次,从客体上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会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非国家工作人员帮助或者教唆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同样也会对这一客体造成侵害。再次,从刑法理论来看,共同犯罪要求每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符合构成要件,这里的犯罪构成既包括基本犯罪构成,也包括修正的犯罪构成,而共犯的构成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具备修正的犯罪构成,这就是共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5}最后,从刑法适用上看,我国刑法虽然没有“无特定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的规定,但根据共同犯罪人的有关条款,可以得出身份犯的共犯不一定需要具备特定身份才能构成的结论,对教唆犯、帮助犯的处罚就清楚地表明了无特定身份者完全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
  综上所述,肯定说发展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成为通说也是必然之势。但是,在此有必要指出,由于刑法总则中对于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是否可以构成共犯没有规定,以至于一些人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处罚无身份者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笔者看来,这种认识尽管存在一定问题,但是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该就此做出明确规定。
  二、“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形态及定性分析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共同受贿应注意两点:一是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双方在日常活动中联系紧密,具有建立在共同财产关系上的共同利益,容易在受贿犯罪中形成共谋并共同实施犯罪,这使国家工作人员与近亲属的共同受贿成为共同受贿犯罪的主要形式。二是认定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要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及共同犯罪的条件,即双方要有共同的受贿犯罪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这是构成共同受贿犯罪的前提。我们认为,虽然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但这种共犯是有条件的,并不能一概而论。
  (一)关于家属知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而与其共享的行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论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这一观点很明显地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家属仅仅知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而与其共享,其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虽有共享的行为但没有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活动,并未实施共同犯罪行为。并且,家属的共享行为是在单独的犯罪结束之后实施的,也不属于继承的共同犯罪。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家属的行为性质至多是知情不举,很显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知情不举的刑事责任。因此,认为家属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知情不举就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共犯的观点,违反了刑法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无理由地扩大了打击的范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构成单独的受贿犯罪,家属不构成受贿罪。
  (二)关于家属代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
  行贿人将财物送与国家工作人员往往是由其家属接受这些财物。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和家属事前有共谋,那么二人构成共同犯罪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贿人为了感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到家中送钱送物,但国家工作人员不在,家属就收下财物,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家属是否构成受贿共犯呢?有学者认为,家属接受财物后,如果仅将收受的财物和请托事项转告给国家工作人员,但没有其他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单独的受贿犯罪,其家属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因为,家属不同于其他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相互间的帮助是非常容易发生的,而且有些是出于维护家庭关系的必要,只要不是积极参加受贿活动,相互勾结的情节非常严重,就没有必要在惩处国家工作人员时连同其近亲属一并处罚,否则会不适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造成打击面过大。{3}(49)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虑,无疑有可取之处,但是并不值得完全赞同。
  国家工作人员和亲属之间共同犯罪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给侦查工作带来的阻力是巨大的,因而在此适用是否有罪推定是十分必要而且明智的。纵观中外历史,唐律规定,官吏的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不论官吏是否知情,官吏与其家属均构成犯罪,知情与否只是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6}1916年英国防止贿赂法第2条规定,以受贿罪被起诉之人,只要起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有接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就默认为受贿犯罪,除非被告人能提出合法收受的证据。{7}同时,我国刑法虽没有规定推定条款,但仍吸收了推定精神(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所以,笔者认为,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之间的亲密关系,近亲属收下贿赂以及告知国家工作人员这种行为本身已经意味着其参与的意图和行为,从刑法上讲属于已经表明其犯罪的故意和行为,按照刑法理论,完全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如果对其不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会造成对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
  从司法解释来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采纳了这种意见,对于该种情况下的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所以无论是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还是从刑法理论,都有将其纳入刑法规范的必要性。至于推翻推定的标准,则应确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宜。
  (三)家属作为共同受贿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的认定
  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应主要取决于双方相互勾结的状况。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近亲属作为实行犯,主要表现为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由家属直接实施另外的实行行为,收受他人的财物。家属作为帮助犯,主要表现在用各种方法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创造必要的便利条件,如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收受贿赂,传递有关请托事项的信息,沟通关系并收受财物;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向行贿人索取贿赂等。家属作为教唆犯,一般表现在诱导、劝说、指使,甚至胁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在家属的教唆下产生了受贿犯罪的故意,并实施了受贿行为。或者由家属事先独自收取了行贿人的财物,然后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在家属作为帮助犯的场合,还有一种行为应值得注意,即家属保存、转移、隐藏贿赂财物行为的认定。刑法310条第2款规定,犯窝藏罪、包庇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因而,如果事前通谋,事后家属为受贿人提供隐藏场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作假证明包庇的,可以认定为受贿罪的帮助行为。有论者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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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向晓静.对受贿犯罪趋势的新思考(N).检察日报,2003—06—03(4).

{2}王发强.刑法是否取消了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N).人民法院报,1998—08—13(3).

{3}姜伟,侯亚辉.共同受贿犯罪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2):46.

{4}张明楷.受贿罪的共犯(J).法学研究,2002,(1):35.

{5}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4.

{6}李伟迪.现行刑法与唐律疏议——血缘视觉的比较(J).政法论坛,2002,(3):176—177.

{7}李伟迪.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J).法学杂志,2003,(6):52.

{8}张健.受贿罪中共同犯罪问题研究(A).陈兴良.刑事法判解(4)(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35.

{9}张勇,高新杰.犯罪数额问题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28—29.

{10}冯殿美.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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