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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法国二元论体系中的故意
【英文标题】 The Intention in the French Dualism System
【作者】 朱琳【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二元论体系;认识要素与错误;意志要素与动机;故意类别;实用主义
【英文关键词】 dualism system;element of cognition and mistake;element of will and motive;classification of intention;pragmatism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6)01—0126—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126
【摘要】

法国1994年新刑法典规定“无实行重罪或轻罪之故意,即无重罪或轻罪”,从而首次将故意提升到总则的高度,并确定了以惩罚故意为原则,惩罚过失为例外的政策。本文从故意在法国的“行为—行为人”二元论体系中的位置入手,分析了故意的内容、类别及犯罪的特殊样态中的故意,展现出法国不同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独特的犯罪故意理论,并在结论中指出法国刑法理论研究的实用主义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英文摘要】

French new criminal code(1994)prescribed that There is no felony or misdemeanor without the intention to ute them,which first upgraded intention to the level of general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and established the policy to punish intention as principle and to punish negligence as exception.This paper proceeds with position of intention in French dualism system centering on acts and actors,making analysis of the content,class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abnormal state of intention in crimes.It introduc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rench theory of criminal intention and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wher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s adopted.It also concludes that the pragmatism in the study of French criminal law theory c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98    
  一、引言
  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法国当代的主流犯罪理论体系表现为“行为—行为人”的二元论体系。历史上法国最早出现的是以“行为”为中心的犯罪理论,但是维克多·莫利尼埃(Victor Molinier)于1851年提出的第一个法国犯罪论体系,却是二元论体系,[1]而不是一元论体系。直至1877年,才出现第一个犯罪一元论体系,而且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占主导地位。当代法国的犯罪论体系继承与发展了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19、20世纪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合与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不过,1994年法国《新刑法典》将涉及“人”的规则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定。法典第121—1条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任何人仅对其本人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并且将法人包括在可负刑事责任的“人”之列。这可以视作立法上对“犯罪和犯罪人”两分的二元论犯罪体系的认可,从而使二元论成为理论界的主流。
  在传统的以犯罪为中心的一元论体系或犯罪—犯罪人的二元论体系中,犯罪人的心理部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统称为有罪性(culpabilité)。犯罪之成立,行为人必须具有犯罪故意或过失,即有罪性;且这一故意或过失可以归责于犯罪人,即可归罪性(imputabilité)。[2]有罪性在一元论中属于犯罪的心理要素,[3]而在二元论中属于犯罪人论。但这种情况自屈什(Cuche)开始发生了改变。屈什在1925年出版的《刑法精义》一书中,为了实现法律、事实、心理犯罪三要素论与“行为—行为人”二元论之间的调和,将原先统一的有罪性一分为二:把研究精神病和未成年的部分移至犯罪行为人论中;把剩余所有部分,即故意、错误、强制、紧急避险等纳入犯罪心理要素的内容。但由此出现一个难题:即如何在犯罪构成要素论和行为人或刑事责任论之间分配心理部分的内容?这一困难连屈什本人也无法解决,如他在论证强制时,由于无法确定强制所在的合适位置,只能赋予强制以混合特征。从1925年至今,屈什的理论在理论界获得巨大的成功,但这一难题却遗留下来,成为争议的焦点。目前主流的二元论体系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下列两种对立的观点。
  绝大多数学者继承了屈什的理论,将故意或过失作为犯罪的心理构成要素,在犯罪部分讨论。如卡斯东·斯特法尼(Gaston Stéfani)、勒瓦瑟(G.Levasseur)和布洛克(Bouloc),弗雷德里克·德波特(Frédéric Desportes)和弗朗西斯·勒居内埃克(Francis Le Gunehec)。他们认为犯罪的内容应该包括所有使刑事责任成立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范围广泛,既有法律要素,也有事实要素和心理要素。“要成立法律上的犯罪,仅仅有实施了法律规定并予惩处的事实上的行为(事实要素)是不够的,还应当具备另一个要素:这种事实上的行为是行为人意志的结果”。“‘行为与行为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即构成犯罪的心理要素”。{1}从新刑法典122—1条至122—3条规定中可以得出,重罪、轻罪、违警罪仅在行为人具有违反法律之意识或意志时,才告成立,因此这种意识或意志是所有犯罪共同的构成要素。再加之心理要素的内容是对犯罪法律性质的明确,因此更不能从犯罪部分分离。斯特法尼对犯罪的定义如下:“犯罪是由法律规定并科以刑罚,可以归罪于行为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1}(107)鲁(J.A.Roux)对犯罪的定义更体现出这种三要素式的犯罪观:“犯罪是实施违法行为的意志的有过错的表现,受法定刑罚的处罚。”{2}
  但少数学者认为,应该从客观主义的角度来定义犯罪,从而将犯罪的心理部分纳入行为人论或者刑事责任论进行研究。代表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罗歇·梅勒(Roger Merle)和安德烈·维蒂(André Vitu)赞同上世纪德国的客观主义理论。他们认为,犯罪是一种法律的、客观的情境,与抽象的、一般化的、无人称的罪名规定相吻合。犯罪行为的客观性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2}(504)福科内(Fauconnet)认为犯罪在集体意识中引起的不安情绪是对犯罪进行谴责的根源。而这种谴责首先关注的是犯罪行为,然后才是犯罪行为人。{3}让·普拉代尔(Jean Pradel)认为,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只是故意和过失的反面,继承屈什观点的学者将这二者分割开来过于主观。何况新刑法典将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在“刑事责任”一章中单列为一部分,而不是与犯罪部分合并讨论,这充分表明在新刑法典的制定者心目中,犯罪是一种行为,是与其行为人的心理相区别的。{4}雅克·博里康(Jacques Borricand)认为,即使心理要素作为犯罪的构成要素,心理要素的影响力也一般多表现在责任部分,何况,目前法人刑事责任已得到广泛承认。法人犯罪的前提是作为法人机关或代表的自然人的行为必须符合犯罪的事实和心理要素的要求,因此欲使法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能够将犯罪的各构成要素归责于作为其机关或代表的自然人。但按照心理要素归属于犯罪的分类方法,心理要素与自然人之间会出现分裂,因而主张将心理要素放在犯罪人部分,即责任部分来讨论。[4]总而言之,少数派将故意和过失作为有罪性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与可归罪性共同构成了刑事责任论或犯罪行为人论。
  笔者赞同多数派的观点。因为新刑法典虽然将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的原因单列为刑事责任的第二章,却在第一章将故意过失与行为既遂未遂等一并讨论,因此相对来说与行为的关系更加紧密,何况121—3条充分肯定了犯罪之成立必须具备故意或过失。心理要素与犯罪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少数派的学者本身在论述其体系时,也不得不使用心理要素的提法。
  关于心理要素体系位置的分歧对故意和过失本身内容的影响并不大。在研究这些内容之前,首先要明确立法上关于故意的规定。1810年刑法典中的总则条款中尚没有对故意和过失的规定,仅在分则中零散地出现了些许描述故意的词句,如“明知而有意”、“有目的地”、“故意的”、“预谋”等等,而“过失”一词更是从未出现过,立法者用“笨拙失误”、“轻率不慎”、“疏忽大意”、“未予注意”等词来表明过失概念。将故意和过失提升至总则条款的高度是1994年新刑法典的创举。新刑法典121—3条第1款规定:“无实行重罪或轻罪之故意,即无重罪或轻罪”。[5]在第2款至第4款又规定了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时,轻罪还可以由蓄意置他人人身于危险之过失、轻率不慎或疏忽大意的过失、明显过失三种过失构成。[6]也就是说,重罪之成立,必须要具备故意;轻罪之成立,原则上也必须具备故意,但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时,轻罪也可以由过失构成。另外,法典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少数违警罪也是故意犯罪。因而法国刑法以惩罚故意犯罪为主,以惩罚非故意犯罪为例外。刑法分则如果没有对罪过作出特别规定,则该犯罪为故意犯罪。
  二、故意的定义及内容
  由于故意的存在长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基本原则,无需法律明确规定,因此无论是1810年刑法典还是1994年新刑法典都未对故意下过定义,故意的定义主要是理论上的定义。主流的二元论犯罪体系关于故意(dol,intention)[7]的定义有这样几种观点:“有目的地为实现刑事法律所禁止之事由的意志”(斯特法尼语);{1}(251)“实行明知为禁止行为的意志或者违反刑法的意愿”(德波特和勒居内埃克语);{5}“故意就是指具有明知和恶意的、趋向于实行为法律所惩罚的犯罪的意志”(梅勒和维蒂语)。{19}
  梅勒和维蒂在其著名的《刑法论》中指出,心理要素体现的是依照法律规定,对行为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是一种遭到社会谴责并用于解释刑罚正当化的心理活动。故意作为有罪性的心理层面必然包括如下三个因素:犯罪意识、反社会心理和犯罪意志。通过故意,行为人表现出一种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价值的敌视心理,从而招致社会的谴责。鉴于古典主义对反社会心理已多加论述,法律和理论上对此意见也趋一致,因此下文仅就理论上存在争议的认识和意志两要素进行阐述。
  (一)故意的认识要素
  关于认识要素的内容可以分两方面来考察,即事实认识和法律认识。法国刑法理论对于事实认识的着墨不多,各种观点都承认事实认识包括构成犯罪事实要素的所有方面。但仔细分析后,笔者发现学者们关于事实认识的观点并不一致。按照梅勒和维蒂、德波特和勒居内埃克等人一般故意和特定故意的分法,一般故意是“知道符合犯罪事实要素的行为事实的所有情节,以及该行为事实的违法性”,而特定故意才是“引起法定危害结果的故意”。[2](721)由于特定故意仅出现在一部分犯罪中,因此并非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具备结果故意,从而对结果的认识就不是所有故意必备的内容。而伊夫·马约(Yves Mayaud)、菲利普·孔特(Philippe Conte)、麦斯特尔·德·尚邦(Patrick Maistre de Chambon)等人认为,任何故意犯罪都对应着危害社会的后果。因此故意的认识要素必然包括对于结果的认识。{6}
  笔者认为上述差别的出现在于双方谈论故意时所说的结果的涵义不同:前者所说的是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素的结果,即狭义的危害结果。[8]既然形式犯的事实要素中不包括结果,自然结果认识就不是所有犯罪故意的必要要素。而后者所说的结果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后果,[9]对应着所有犯罪,即广义的危害结果。因此所有犯罪故意中都包括结果认识。
  关于法律认识,法国从立法到理论都认为违法性认识是认识的必要内容。与事实认识方面的分歧相对应,梅勒和维蒂等学者强调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而菲利普·孔特和麦斯特尔·德·尚邦认为违法性认识不仅包括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还包括对结果违法性的认识。{6}(209)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1.认识要素与事实错误。法律所规定的事实和心理所反映的事实必须达到一致。如果行为人对客观事实产生误解,即出现事实错误的时候,行为人就不具备认识要素,从而排除故意,则故意犯罪不能成立。但是事实错误也并非一概能阻却故意的成立。应分下列两种情况讨论。
  一种情况是影响到犯罪的根本事实要素的事实错误,可以阻却故意的成立。这种犯罪的根本事实要素或者是犯罪构成的前提条件,或者是犯罪成立的要素。例如,新刑法典227—15条及之后规定的各种置未成年人于危险罪,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认识就属于犯罪成立的根本事实要素。如果对这一事实出现认识错误,则故意犯罪不能成立。
  另一种情况是没有影响到犯罪的根本事实要素的事实错误。这主要是指下列三种错误:一是对象错误。假如故意杀人案中杀人犯杀错了人,那么其杀人故意依然存在,其仍应承担杀人罪的刑事责任,甚至是与其本意杀害的对象人格有关的一切加重情节的刑事责任。二是打击错误,即由于犯罪人行动中的偏差而侵害了预料之外的其他人,这也不能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三是手段错误,如不能犯,即行为人在错误认识下的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理论上对于不能犯的处罚存在一些争议:有主张不能犯不处罚的观点(罗西、费尔巴哈),有主张将所有不能犯都视为未遂犯处罚的观点(实证主义和犯罪学派),但是折中观点认为应区分绝对不能(犯罪对象不存在,或者使用的犯罪工具或手段无效)和相对不能(犯罪对象虽然存在,但不在犯罪行为人所认为的地点,或者行为人使用的方法或手段本身虽然有效,但由于行为人的使用不当而不能发生效用),绝对不能的不能犯不处罚,只处罚相对不能的不能犯(奥尔托兰)。还有学者主张用法律上的不能(缺乏犯罪的基本构成要素,如受害人已经死亡,用于毒杀的药无毒)和事实上的不能(行为人使用的方法或手段不能实行犯罪,或者犯罪对象不在行为人所认为的场合)来取代绝对不能和相对不能。法律上的不能犯不处罚,事实上的不能犯视为未遂处罚(鲁、卡罗)。从法院判例来看,最高法院长期曾认为不能犯不应受罚,后又默认将不能犯分为绝对不能和相对不能分开处理的办法。现在的判例都是倾向于将不能犯视为未遂犯,对不能犯进行惩处,并持理由如下:不能犯已具备未遂罪的所有构成要素(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以及并非自愿放弃犯罪),只不过因为与行为人的意志无关的情节才致使实行行为未达到结果。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的方法或手段表明他并无犯罪意志时(用儿童玩具枪杀人,用巫术、魔法杀人),不能犯不应受到惩罚。
  2.认识要素与法律错误。违法性认识要求行为人知道法定罪名并清楚其含义。不过法国刑法根据“任何人都不得推脱不知国法”的古训,推定任何公民,无论其教育或智力水平如何,都知道并理解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也就是推定人人都具有认识要素。
  “人人共知法律”的推定之所以在刑法中确立,在于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等价物。根据社会契约论,严格意义上的刑罚表现为一种契约。立法者向公民保证:在未预先告知法律的禁止或命令时,不对公民进行惩罚。但与此相对应,立法者规定公民行为前有调查的义务。因此,公民一旦实施了被法律和规范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就表明他没有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2}(735)
  “人人共知法律”的推定是一般推定。这一推定中所谓的法律既包括所有的刑法规范(规定重罪或轻罪的法律和规定违警罪的条例),也包括刑法之外的法律,如民法、商法、行政法等。过去曾有学者主张对刑法规范的认识错误不能作为免责事由,但对刑法规范之外的法规的认识错误可以作为免责事由。如今这一主张已经被最高法院否定。另外“人人共知法律”的推定对法国人和外国人一律适用。
   由于这一推定过于严厉,遭到理论界的批判。因此立法者曾做出过一个灵活性规定:“如违警罪发生在法律颁布后整三日之内,法院可以根据情节接受违警罪行为人援用的‘不知道法律之例外情形’”(1870年11月5日关于颁布法律和法令的法律)。但法院除此之外不承认其他例外的存在。最高法院在1993年12月12日的判决中重申:“法律错误无论出自何种原因,都不能阻却故意完成非法行为的人的有罪性的成立。”不过,实践中有一些实体法院对这一严厉的规定做出过较为灵活的理解。
  理论界对于法律错误的见解更为丰富,提出了各种观点,主要归纳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持客观标准,主张根据法律错误的不同种类进行区别;第二类持主观标准,主张以犯罪人的人格为基础区分法律错误。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首先有实证主义者。他们主张对自然法和人为法进行区分,具有完全人为特征的人为法永远不存在免责。但这一观点会造成当代大部分刑法强制力量的丧失,因此已少有人提倡。另外,某些学者主张对刑法认识的错误和超刑法的认识错误加以区分。对刑法条文的认识错误决不能作为免责事由,但反之,对刑法规范之外的犯罪规定的认识错误则可以免除责任(例如:对民法、商法、行政法等规定的认识错误)。[10]理论界大部分对这一区分方法的基础持怀疑态度,并质疑为什么犯罪人可以不知道刑法之外的规范,却必须明知包含超刑法规范的刑法规范。为此,该观点的支持者强调超刑法规范错误不是法律错误,而是事实错误,从而可以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例如,某人在他人土地上发现了财物,因不知民法第716条以为自己就是全部这些财物的主人,但他并没有偷盗他人财物的意识;他对自己行为的性质认定错误,并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偷盗。法国的一些上诉法院和轻罪法庭中也出现过一些支持该观点的判例,如该案中将发现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人被无罪释放。[11]类似的无罪释放的判例还有:以为自己已经离婚实则尚未成功而与他人通奸或重婚的男方,[12]错误解释了非候选资格的条文并拒绝某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省长。[13]但是这样的判决数目极少,根本无法形成有用而可靠的判例,最高法院也不大倾向于采纳这种方法。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主张考虑犯罪人认识法律条文的个人能力,来限制适用“任何人都不得推脱不知法律”的原则。过去曾有人提出像中世纪罗马法和意大利北部城市法规定的那样,不对外国人适用“知道法律”的推定。但反对者认为,如果采取这一方法就意味着对在法国国土上犯罪的外国人不加惩罚,那么就没有理由不保护那些远离故土,在路经其它省市时因不知当地法律而犯法的法国人。[14]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也没有理由不保护“那些受教育少或好奇心使然根本就搞不清楚合法和非法的界限粗俗的人”。{2}(738)
  为了缓和以往判例的严厉立场,也为了平息理论上的争议,法国新刑法典122—3条作出如下规定:“证明自己系由于其无力避免的对法律的某种误解,本以为可以合法完成其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出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作为推定人人都具备认识要素的例外情况,这是新刑法典的一大创新。但需指出:人人都具有认识要素仍然是一般推定,法律错误作为免责事由的情况极为有限,为此立法者对可作为免责事由的法律错误规定了如下四个主要限制条件:
  首先,必须是法律错误,而不是事实错误。这里所说的法律既指刑法规范,也指非刑法规范。其中,对刑法规范的认识错误,既可以针对故意或非故意犯罪的规定,也可以针对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规定,还可以针对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典型的如法律命令)的规定。但总的来看,可免责的法律错误主要适用于规定复杂的技术刑法,如劳动法、城市化法、环境法、商法等,对于侵害了社会或个人基本价值的自然犯罪来说,不能援引法律错误作为免责事由。
  其次,该法律错误必须不可避免。议会在起草新刑法典的过程中仅提到法律错误在下列两种场合下为不可避免:第一种场合,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向行政权力机关进行过咨询,但行政权力机关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行政权力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就行政机关来说,这一信息必须是行政机关发布的、合法有效的信息。法院会根据情况评判行为人是否对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核实,如果仅仅出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话或普通信件则不能视为不可避免。如果信息出自实施犯罪行为前已被行政法院取消的非法条例,也不能成为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就司法机关来说,错误信息若是由共和国检察官提供的,可视为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如果最高法院两庭之间意见分歧甚至对立,[15]最高法院承认这种因法律的不确定导致的错误为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对于上述因公共权力机关提供了错误信息导致的认识错误,法院强调该错误必须是决定性的,若行为人事先要求公共权力机关进行解释就可以避免,则非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错误信息不能源于私人,但如果源于司法助理人员如律师、诉讼代理人等,则问题就有些复杂,法院需考虑在当时具体的环境下错误是否的确不可避免。对此,上下级法院的处理有所不同,实体法院倾向于承认这类法律错误的成立,而最高法院加以否认。[16]第二种场合,由于规范性文件没有公布而使行为人对法律产生误解。法国的法律和条例未经在《政府公报》上颁布就无法适用,因此,一般来说不会出现法律错误的问题。但立法者这里所说的规范性文件指的是那些以刑罚加以处罚的条例性质的规范,主要存在于法典中包含有技术性特别规定的附录部分。因这些规范未被公布引起的法律错误可以作为免责事由。例如,刑法典条例部分R610—5条惩罚违反治安法令及条例规定的禁止事项。某人如果被控违反市政府的治安法令,而该法令尚未公布或张贴示众,他就可以援引这一法律错误作为免责事由。对于外国人因不知法国法所犯的法律错误,判例考虑到若承认这样的错误会削弱领土管辖原则和对侵害公共秩序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倾向于不承认这一法律错误为免责事由。{7}
  再次,行为人必须完全确信自己的行为为合法行为,也就是说毫不怀疑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为人只是对行为的合法性有怀疑,或者确信自己行为中的一部分为合法行为(如以为不存在婚内强奸而用武器逼迫妻子发生性行为的人自认为犯了威胁罪,实则犯强奸罪),或者低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如以为犯违警罪,实则犯了轻罪),这样的法律错误也不能成为免责事由。
  最后,从程序上来说,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的证据只能由为求免责援引该错误的被告人提供。而且被告人必须在实体法院审理时就提出该错误,而不能等到最高法院审理时才提出,否则不予受理。
  总而言之,新刑法典122—3条是一个开放性的条款,其核心在于法律错误的“不可避免”性,法官在评判中,既要部分考虑到被告人的个人情况,还要考虑到行为人的错误所针对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复杂程度,从而综合判定错误是否不可避免。
  3.法律和事实的混合性错误。还有一些错误针对的是具有证明效力的事实,某些学者认为这是事实和法律的混合错误。常见的有假象防卫,即行为人误以为他人对其有侵犯意图,误认为自己马上将受到攻击,而预防性地对想象中的攻击加以防卫。但是梅勒和维蒂认为:假象防卫看似为针对法定的合法化事由的错误,属法律错误,但实质上是一种事实错误,这种事实错误导致行为人产生对攻击的恐惧,这一事实错误必然排除违反刑法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另外,还有服从机关的违法命令。理论上建议:在命令表面上并不具有非法性时或者行为人不能够认识命令的非法性时,应释放服从该命令的下级。这一错误也许是纯粹的法律错误,但是服从命令的义务和行为人对命令非法性的无认识足够使行为人免责。但是,判例认为这两种理论主张过于自由化,因此在实践中基本不予承认。
  (二)故意的意志要素
  意志要素即行为人具有实行刑法规定的犯罪的意志,以认识要素为基础。由于法国刑法推定人人都具有认识要素,因此为了确定行为人是否有故意,并不需要证明行为人知道刑事法律,只需证明行为人有实行法律禁止之事实的意志。因此意志要素是故意的本质要素。下面首先探讨的是意志要素的构成。为明确故意的意志要素,还应将故意和动机区别开来。
  1.意志要素的构成。与认识要素的分歧相对应,梅勒和维蒂、德波特和勒居内埃克等人将故意分为一般故意和特定故意,认为结果意志只出现在特定故意中,因此并非所有故意的意志都及于结果。而伊夫·马约、菲利普·孔特、麦斯特尔·德·尚邦等人认为,故意的意志要素包括行为意志和结果意志。行为意志在于明知其作为或不作为是构成犯罪的行为仍决意实行之,是一种违反刑事禁令的决意。结果故意是希望通过实施上述行为实现危害结果。{6}(210)
  但马约教授同时指出,结果意志并不需要是直接的、明确的、具体的意志,结果有时会超越行为人的预期。因此,故意只是原则性的结果意志,行为人并不一定要有对现实的具体危害结果或法律规定的结果的意志,只要行为人有某种侵害受保护的社会价值的、具有危害性的意志,就可以构成犯罪故意。
  比较这两种观点,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因为法国新刑法我不休息我还能学典改革之后认可了“蓄意置他人于危险过失”(刑法典第121—3条)。单就行为方面来说,这一新的过失形式与故意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有意志的行为。因此要重新界定故意和过失的界限,就不能依靠行为意志,而需要借助于结果意志。正如马约教授所说:如果意志仅止于行为,而丝毫未指向行为引发的结果,就是非故意犯罪;如果意志超越了行为与结果相连,追求结果的实现,就是故意犯罪。
  2.故意和动机。古典学派在界定意志要素的时候,从客观主义的立场出发,不考虑动机。他们认为,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只能从外部考察动机,而不能探查人的内心,而且即便要考察人的内心,证据上也难以实现。如果坚持要在认定犯罪时考虑犯罪动机,很可能会出现一些犯罪人不受惩罚的局面。法国刑法采纳了这种观点,因此在评价一般故意甚至特定故意时一般都不考虑动机。最高法院为此曾着重指出:若故意已经成立,即使有体面的动机,也无法撤销归责于行为人的过错。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安乐死:不管对他人施行安乐死的人出于何种动机,重罪法院原则上都会对其加以惩罚。
  但是,主观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犯罪学家们参照动机来研究犯罪的心理病源学,如安德列·吉德所说:“动机是让人们抓住犯罪人的把柄”;实证主义学者们认为动机是显示犯罪人危险状态的征兆之一;社会防卫学派认为“如果排除动机,将无法真正了解犯罪人的心理”。的确,动机是“促使犯罪人下决心实行犯罪行为的利益或情感”,{2}(742)是唯一能使人们理解犯罪的因素(如复仇、嫉妒、贪财等)。这些观点多少影响了法国的法律,从而又出现了一些考虑动机的例外情况。当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动机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素。例如:新刑法典212—1条之种族灭绝罪中“旨在全部或部分摧毁一民族、一人种、一宗教群体或依任何其他随意性标准划分的群体”;212—1条其他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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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卡斯东·斯特法尼,勒瓦索,布洛克.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中译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转引自:罗歇·梅勒,安德烈·维蒂.刑法论(第一册)(M).Cujas出版社,1997.504.

{3}福科内.责任(第二版)(M).Alcan出版社,232—.

{4}让·普拉代尔.刑法总论(M).Cujas出版社,1999.298.

{5}弗雷德里克·德波特,弗朗西斯·勒居内埃克.刑法总论(第10版)(M).Economica出版社,2003.416.

{6}菲利普·孔特,麦斯特尔·德·尚邦.刑法总论(M).Masson出版社,1990.210.

{7}伊夫·马约.刑法总论(M).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421.

{8}格里丰.论刑法中的故意(M).巴黎,1911.91—.

{9}德科克.刑法总则(M).Armand Colin出版社“U”系列丛书,217.

{10}(法)布洛克.未遂(J).刑事科学和比较刑法杂志,198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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