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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及完善
【副标题】 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切入点
【英文标题】 Review and Perfection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Policies of Our Country
【英文副标题】 From the springboard of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tabilization
【作者】 李希慧杜国强【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刑事政策;社会稳定;轻轻重重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policy;stabilization of the society;organizing the response to crimes reasonably;applying slight sanctions to normal crimes and stern penalties to serious crimes.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3)04—0039—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4
【页码】 39
【摘要】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刑事政策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政策的制定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并以此对犯罪和犯罪人进行分类。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采取“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英文摘要】 The current criminal policies of our country are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ments of the Party and our nation,and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However,our criminal policies have many problems in themselves,and need to beper fected.The criminal polic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rom the springboard of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tabilization,and the crimes and criminals can also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is standard.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situation of the social public security,we should adopt a criminal policy of applying slight sanctions to normal crimes and stern penalties to serious crime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17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制转型时期,体制转型带来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出现犯罪的浪潮。与此背景相适应,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当确立和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刑事政策,以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在对我国现行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
  (一)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作用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在对敌斗争中,处理革命队伍和根据地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问题上,就形成了许多政策和策略。建国后,党和国家把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一些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进一步系统化,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刑事政策和策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打”)、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对青少年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等等。{1}其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控制犯罪的总方略,其他则为具体的刑事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这一有机统一的整体。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凝聚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有的甚至是付出血的代价才取得的。早在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时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2}这是对党和国家刑事政策历史作用的最好概括。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政策和策略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后,党的政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例如,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政治斗争,起到了瓦解敌对势力的作用;建国后,这一刑事政策对于分化犯罪分子、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历史功绩还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刑法的产生及其基本性质和内容的确定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改造罪犯的有效对策。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这一政策仍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值得我们继续贯彻推广。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则是党和国家在对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我国十多年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表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在新形势下专门工作同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我们应当将这一政策长期坚持下去。除此之外,其他具体的刑事政策,也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于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党和国家在同犯罪进行长期斗争中创造的这些刑事政策,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我们应当进行总结,发扬光大,并在实践中使这些刑事政策不断发展完善。
  (二)现行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现行的刑事政策在维护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特别是在预防、惩罚犯罪和改造罪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刑事政策制定的科学化程度不高。刑事政策作为国家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一种强制对策,它的制定应遵循犯罪与刑罚的客观规律。但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政策的制定大多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刑事政策的政治色彩浓于犯罪与刑罚的自身规律。在刑事政策的制定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在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时,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刑事惩罚予以镇压。对犯罪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人类的朴素情感上,而对犯罪的规律性缺乏理性的认识。
  第二,个别刑事政策追求短期轰动效应,忽视长期治理。回顾过去20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严打”刑事政策始终占主流地位,而“严打”的实际表现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具体方式上采取“运动战”、“歼灭战”;在政策目标的制定上也过于理想化,如1983年的“严打”,由于对改革开放后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将其定位在“一网打尽”上,这样的刑事政策注定会以短平快的打击策略为基点,而不可能着眼于预防和长期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一网打尽”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
  第三,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不分,刑事政策取代刑事法律。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从本质上来讲存在着一致性,但是,二者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又是有差异的。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法是刑事政策的条文化,刑事政策对刑法具有指导作用,反过来,刑事政策也要受到刑法的制约,“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篱。”{3}刑事政策和刑法之间的这一关系决定了二者不可混淆、等同和相互替代。而在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不分的情况。例如,1983年3月29日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1983)6号函,直接指示了个人贪污不满2000元的是否需要判刑的问题;而1983年12月20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意见》更是无视已有法律,直接规定了十几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问题。{4}
  第四,对刑罚的期望值过高。早在100多年前,李斯特就指出,现代立法过多地使用了刑罚武器。{5}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虽然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刑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对犯罪的遏制上也过多地依靠了刑罚。每当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率上升,人们就会本能地将其原因归结为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加大刑罚量,并因此造成了恶性循环。这种简单的做法导致了我国刑法中罪名越来越多,刑罚越来越重,特别是死刑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典型的重刑法典。
  二、完善我国刑事政策的构想
  (一)近代西方国家的刑事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受目的刑论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刑法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新社会防卫论”为基础,提出了“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一口号,并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若干共识。{6}对此,德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汉姆·海恩里希·耶赛克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给予了精辟论述,他通过对犯罪学的研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研究后指出,现代刑事政策在怎样处理犯罪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来战胜犯罪方面,大致已经达成了以下三个共识:其一,立法者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也为了在一般人的思想上维护刑罚的严肃性,必须将刑法归罪的行为范围限制在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最低范围之内。其二,犯罪暗数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犯罪的普遍存在,而且发现,同导致人们陷入重罪的诱惑力相比,公民对法律的忠诚更强有力。因此,只要人们对那些现实地威胁法律所保障的和平的严重犯罪还具有免疫力,就不应当认为公共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对于有轻微甚至中等程度的犯罪行为的人,应当扩大在自由状态中进行考验的办法。其三,应当使警察和司法机关的工作集中于较严重的犯罪,至于轻微的犯罪则委托给行政机关通过简易程序予以解决。{7}耶赛克的这段话勾勒出了当代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原则——刑法谦抑原则和两大主题——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种轻缓型的刑事政策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了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的强有力挑战。特别是近20年来,在西方,由于犯罪大幅度增加,严重的犯罪日益突出,造成的危害也更加严重,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在没有别的有效措施的情况下,国家只有对原有刑事政策作出调整,即将上述轻缓型的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的刑事政策。“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处罚更轻,包括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司法化;“重重”就是对严重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重,其基本的做法是更多地、更长期地适用监禁刑。“重重”倾向反映了一种无奈、一种困惑、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这也显示出刑罚目的观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西方国家重新抬头。至于“轻轻”与“重重”二者的关系,则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以美国为例,其刑事政策总的情况是“轻轻重重,以重为主”,“轻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重重”,使司法机关腾出力量对付重罪;而在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北欧诸国,采取的则是“轻轻重重,以轻为主”,即将“重重”作为对“轻轻”的一种补充。{8}这种根据犯罪的实际情况对刑事政策所作的带有明显两极发展倾向的调整方式,对于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构建我国未来刑事政策的基本思路: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心理和生理诸种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其存在具有某种社会必然性。犯罪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其消灭,也无法将其消灭,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的犯罪抗制机制进行反思,确立一种更加科学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政策思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新社会防卫论”的理论,即“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有学者提出应当重点构建以下几个刑事政策思想,对我们今后制定刑事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一,必须科学认识刑罚的威慑和遏制犯罪的机制;其二,必须认识到刑罚作为一种心理威慑力量作用的局限性,确立刑罚的相对性概念;其三,必须改变对犯罪的绝对化的认识,树立现实主义的刑事政策;其四,必须确立讲究刑罚效益的刑事政策,不使刑罚的运用成为不经济;其五,对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制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在联合其他人文科学展开对犯罪现象的多学科的一体化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理性、科学和现代法治精神构筑符合21世纪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体系和刑罚制度。{9}这也说明刑事政策不应是对犯罪这种客观的反社会现象的被动反应,而应采取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对策去惩治以及预防犯罪。
  至于如何确定对犯罪反应的“合理”程度,我们认为应以是否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标准。这是因为,刑事政策是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的,统治阶级之所以针对犯罪采取种种对策,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有利于其统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指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10}对于刑事政策而言,维护社会稳定是比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更高层次的价值取向,是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但是,社会稳定是具有相对性的,绝对的社会稳定是不可能的。相对性是指社会稳定的有条件性和暂时性,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我们说某一社会是稳定的,一般是就其社会生活的整体态势而言的,但一个整体上稳定的社会往往包含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其二,我们说某一社会是稳定的,有时是就其特定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生活状况而言,但一个社会在政治上稳定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也必然稳定。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对这些因素估计不足,处理不当,它们就会蔓延滋长,发展到占据主导地位时,稳定就会被破坏,而且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而这就有一个调控的问题,也就是保持稳定的问题。{10}(9—11)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环境来看,从宏观上讲,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如通货膨胀、企业亏损、流动人口、迷信问题、腐败现象等。这些不稳定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激化了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了犯罪。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产生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因而,只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犯罪状况并未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我们就应该认为这是正常的,并对之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那种想把一切犯罪都赶尽杀绝,创造一个不存在犯罪的理想社会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是否影响社会稳定还可以作为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一个依据:在刑事立法中可以据此科学地划定犯罪圈,并规定相应的刑罚幅度;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据此对犯罪分子判处适当的刑罚以及对犯罪分子正确适用各种刑罚执行制度。刑事政策只有以此为核心方可有科学的根基。
  (三)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确立“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
  由于刑事政策总是根据犯罪和犯罪人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因而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犯罪和犯罪人进行分类。关于犯罪的分类,历来是从犯罪原因论及对策论出发,以犯罪主体即犯罪人的特征为标准而进行的。正因为犯罪是特定的犯罪人所实行的,因此,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犯罪分类方法便必不可少。但是,在将对各种犯罪人的刑事政策视为问题以前,一边叙述什么样的犯罪正在以什么样的程度发生,一边具体把握犯罪现象,研究作为大量现象的犯罪原因,采取一般预防或作为防范活动的对策,这也是重要的。因此,犯罪分类,正如具体认识犯罪现象,如凶恶犯的增加表示治安恶化一样,是认识犯罪动向的工具概念。在此意义上,犯罪分类是和犯罪人分类并列的刑事政策上的重要课题。{11}以下我们对其分别进行探讨,以便做到科学决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政策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的功能,最终实现社会稳定。
  1.犯罪的分类及其对策
  所谓犯罪的分类,是为了把握犯罪原因和犯罪现象,按照一定的基准或特征将犯罪类型化。对于犯罪,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如以犯罪侵害的客体的性质为标准,可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与普通刑事犯;根据犯罪行为是否违反社会伦理,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以行为的表现形式为标准,可以分为作为犯与不作为犯;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轻重为标准,可分为基本犯、加重犯与减轻犯。此外还有多种不同的分类。{12}以上分类对于了解各类犯罪的特点,认识其社会危害程度,正确适用刑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国家根据犯罪的整体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刑事政策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我们认为合理的分类方法应以是否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为标准,这是因为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犯罪是否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不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一些危害较小的过失犯罪、法定犯以及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如过失损毁文物罪、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虐待罪、一般的侮辱罪、诽谤罪等等。这些犯罪因为其侵犯的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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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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