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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及解决机制
【英文标题】 The Conflict and Adjudication System Concerning the Public Person's Right of Reputat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作者】 杨士林【作者单位】 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人身权【中文关键词】 公众人物;名誉权;言论自由;宪法判断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3)06—0005—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6
【页码】 5
【摘要】

本文从界定公众人物的含义和范围入手,说明了公众人物名誉权所具有的公共性质及其和言论自由的冲突关系,并大体分析了这种冲突的原因。目前我国法律没有解决这种冲突的机制,而宪政先进国家则通过引入宪法确立了对这种冲突的平衡机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名誉权法制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传统上的侵权法调整转向宪法调整,这种趋势说明在名誉权案件特别是在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案件的审理中,要兼顾名誉权和言论自由这两种价值,而我国近乎没有宪法适用,怎样从宪法的高度解决这种冲突,司法实践迫切需要宪法学理论作出回答。

【英文摘要】

The essay tries to underlie the concept and the general scope of public person in China.And it also expresses the idea that public person’s right of fame usually concerns public affairs and may be against people’s freedom of speech.China has no such adjudication system to deal with the cases as western countries do now.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magazines and newspaper failed a lot in the suit.The western countries now hold that such cases should be decided under rather constitution than civi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889    
  
  “公众人物”并非我国的法律概念,我国立法上并没有提及这一概念,只是在近期的个别案件中才使用了这一概念。[1]公众人物是西方国家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它的历史并不长。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广播、电视、报刊的诞生和迅速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公民言论的时空,进而使言论自由在当今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传统的侵权法仍然科处言论者以严格责任,言论者动辄得咎,被判令承担巨额民事赔偿责任甚至遭受刑事处罚。而公众人物,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比一般公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是却享有与一般公民一样的名誉权,从而出现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冲突。为了应对这种冲突关系,公众人物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不同类型的公众人物,其名誉权应当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相反,言论者却享有与之相抗衡的宪法特权。我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众人物因名誉侵权起诉的案件频繁发生,而在这些案件的审判中,言论者的败诉率居高不下。言论者败诉承担法律责任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我国法律缺乏对这两种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却是其主要原因。
  一、何为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的判例中首次提及的概念。在1974年的格茨诉韦尔奇案中,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完全性公众人物和有限性公众人物。{1}所谓完全性公众人物,是指著名(包括好名或者坏名)的、引起公众注意、具有说服和影响大众的地位和能力,并且经常出现于大众媒体的人士;有限性公众人物又称为“旋涡中的公众人物”,是指在解决有争议或者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时,自愿跻身于重要的公共辩论中希望影响舆论的人。在美国,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共官员一样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和公共官员合称为“公众人士”(public figure)。{1}(32)
  德国在《艺术著作权法》中也提到了公众人物,根据该法第22条的规定,报刊等媒体在使用他人肖像进行报道时,原则上应当征得他人同意,但是对于特殊人物则是例外,不经其同意也可以传播或登载其图片。德国法学界根据这条规定,提出了“当代历史人物”的概念,并将当代历史人物分为绝对当代历史人物与相对当代历史人物。{2}绝对当代历史人物主要是指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包括王宫贵族、政界知名人士及其他行业的杰出人物;相对当代历史人物是指因为偶发的重大事件而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如刑事嫌疑犯、灾难的受害人等。德国公众人物的范围与美国公众人士的范围基本一致。
  我国由于相关立法以及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公众人物的认识。关于公众人物的含义和范围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认识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多数学者在论及相关问题时,认为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二是少数学者认为公众人物不包括政府官员,仅包括社会知名人士等。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其主要理由是,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不仅在产生方式、身份地位和对社会的影响上存在着不同,而且两者的名誉权受制约的原理也明显不同。政府官员是基于选举或者合法任命而产生,并依法享有公共权力,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原因是由于享有公共权力;而公众人物则是在公共舆论中形成,并反过来影响公共事务(public matters)的人士,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左右着人们的视线,并不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公众人物的言行不仅具有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征,而且对社会公德的形成也起着重要影响,公众人物对社会产生影响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关系。与言论自由和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冲突属于权力和权利的冲突不同,[2]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冲突,实际上是权利和权利的冲突。因此,两者的名誉权受到制约的基础根本不同。正是基于上述区别,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含义,即界定我国的公众人物应以不包括公共官员为宜。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着界定其含义,所谓公众人物是指除了公共官员之外,在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其言行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士。公众人物本身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只包括在一定的范围内能为公众所关注和熟知,大到全国,小到一省一县,只要其有关言行足以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就可以视作公众人物。根据上述含义,公众人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文艺界、影视界、体育界等明星;(2)公职候选人、民主党派重要领导成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科技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3)因偶发性事件而具有特殊身份的私人,包括罪犯、犯罪嫌疑人、受害人等。
  上述公众人物由于其身份特殊,因而其名誉权与一般私人相比也具有明显的特点,即与公共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当然,并非公众人物的所有行为都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公众人物在生理上的缺陷、夫妻之间的两性生活等均与公共利益无直接关系。因此,对于不具有公共性质,纯粹属于私人性质的有关行为,他们应当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不受侵扰的生活空间。不能借口他们具有特殊身份而侵犯其隐私权和名誉权。那么,公众人物的哪些行为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公众人物的下列行为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或者说其本身就构成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第一,因其特殊身份而产生的活动或者与其身份密不可分的活动。公众人物之所以成为公众人物,就是因为其在特定的领域或行业中的突出作为,加之和公众舆论的结合而形成。公众人物从事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活动具有典型的公共性质,比如知名作家从事文艺创作、影视明星从事影视表演、公职候选人的参选活动、政党领导人物从事党务活动等等,这些活动虽然由他们个人实施,但是却超出了他们个人行为的范围而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等公共利益混合在一起,这些活动也因而就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
  第二,有关公众人物私德的行为。公众人物由于其身份特殊,他们的行踪不但是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是普通公众谈论的话题,甚至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成为青少年模仿、学习的对象,因此,公众人物的言行对社会和公众产生不同于一般个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他们的私德不但成为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直接影响社会公德的形成,如果保持他们私德方面的隐私和名誉,那么,他们在私德方面的不良表现就不会被揭露,长此以往必将使社会日趋堕落和腐化。另外,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公众人物的个人品质低劣,其所从事的事业也不会有多高尚。因此,公众人物的私德也经常具有公共意义。
  二、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
  正是由于公众人物的个人荣辱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其名誉权就有可能与他人的言论发生冲突。比如对电影明星的演技进行批评、对足球队员的表现予以抨击、对罪犯的犯罪活动予以揭露等等,上述批评性言论可能确实会伤害他们的名誉,但是这种伤害是他们作为公众人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不允许对这些活动进行批评和揭露,就会阻碍文化、体育等事业的发展,就会妨碍社会的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就会受损。可见,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言论的自由度具有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公众人物名誉权的范围越宽泛,则意味着其他公民的言论自由越受制约;相反,言论自由的范围越宽泛,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就要受到制约。造成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两种权利的形态上看,它们存在着交叉重叠。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首先导源于名誉权和言论自由这两种权利形态本身就存在着冲突,名誉权所保护的客体是名誉,而名誉就是一种社会评价,是公众对特定人物的评价,评价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而名誉权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和约束这种语言、文字等表现形式,使其不至于揭露他人隐私、诽谤他人名誉。言论自由也同样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表达,保障言论自由的宗旨却不在于规范和限制言论,而在于使言论者尽可能地言其所知,充分地表达真实思想,以充分发挥言论自由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由于言论自由和名誉权在表现方式上存在着重叠交叉的关系,加之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存在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就导致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律确认和规定公众人物名誉权的范围越广泛,则意味着他人言论自由的范围就越受制约;法律要求对公众人物评价的客观性越高,则对言论者的约束和限制也就越强。反之亦然。可见,由于两种权利所规范的对象交叉重叠,就自然导致两者间的冲突和紧张。
  第二,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还是由于当代社会权利的相互性所致。当代社会由于权利关系复杂,不同的权利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我国学者朱苏力在论及两起名誉侵权案件时曾引用美国学者科斯关于“权利的相互性”的观点,指出在保护一种权利的时候,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3}由于相关的权利互相交叉重叠,保护某一种权利就意味着抑制另一种权利。不同权利之间不可侵犯的界限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权利与权利之间的明晰界限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所以,一项权利的存在必然会限制或者侵犯另一些权利。侧重于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必然要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另一方面,侧重于保护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也就意味着要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施加必要的限制。正是由于权利的这种特征使得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紧张关系。
  第三,这种冲突还存在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我国宪法一方面在第35条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等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又在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同时民事法律规范还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名誉权及其侵权责任。一旦公众人物认为他人的语言、文字侵犯了其名誉权,那么,其保护名誉权的诉求便与他人要求言论自由的主张发生冲突。
  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具有不同的价值。言论自由在价值取向上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争取的一项政治权利,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便纷纷用宪法你怀了我的猴子加以确认。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作和出版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的法律。”在保障言论自由的进程中,西方宪政学者创立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如“追求真理说”、“健全民主程序说”和“自我表现说”等。言论自由的重要社会价值在于它“不仅是民主政治之基石,而且还具有消解人民对政府不满和怀疑、减少敌意之功能,被称为‘社会的安全办’。”{4}与言论自由侧重言论的社会价值不同,名誉权则更侧重于个人利益及其个人在私生活中的自主权。对名誉权的保障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在封建专制时期它却是封建君主等特权阶级打击异己的工具,名誉权在当时并不是法律所普遍保障的人权。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很长时间里,名誉权也并没有纳入法律的保障范围之内。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未提及人格权,而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学说和判例才接受了人格权的概念,认为人格权保护姓名、名誉、肖像等权利。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也没有规定名誉权,20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法院通过判例才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对公民的名誉、隐私等予以保护。{5}可见,法律对名誉权的普遍保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报刊、广播电视的发展,使滥用言论自由造成的损害超越了传统的时空后才提上法律议程的。虽然对名誉权的保护明显晚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得出言论自由优于或者高于公民名誉权的结论。因为个人乃社会之基础和组成细胞,没有理性的个人就不会有理性的社会。个人名誉权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保障个人的名誉权也是社会健康的重要标志。言论自由和名誉权虽然价值和功能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对于民主政治和健康的社会同样重要。
  实际上,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冲突在表象上是两种主体之间权利的冲突,而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与价值的冲突,即公民言论自由所具有的利益和价值与公众人物保持名誉权的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
  三、中外法律对这种冲突的解决机制
  那么,我国法律是否存在解决这种权利冲突的机制呢?根据我国法律,公众人物若认为其名誉权受到侵犯,他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加以解决:即刑事救济、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途径。然而,这三种途径均没有提供解决这种冲突的机制。
  首先,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途径。我国刑法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即“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上述侮辱罪中“其他方法”主要是指通过语言、文字、图画等书面形式进行嘲笑和辱骂,{6}公众人物在名誉权受到侵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不但可以请求国家公权力的直接介入,而且当国家公权力迟延或拒绝履行职责时,还可以提起刑事自诉。而言论者则没有多少法律资源可以利用,我国刑法不但没有规定“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罪”的条款,而且也没有规定诽谤罪和侮辱罪的免责条款。刑事审判主要是解决言论者是否构成犯罪,而不可能解决言论自由的保护问题。当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发生冲突时,刑法不仅不能提供解决这种冲突的原则,而且还将保护的重点放置于对名誉权的保护一边。另外,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刑法一脉相承,它仅规定了侮辱、诽谤的法律责任,而没有规定侵犯言论自由的法律责任。其实,刑法本身应当可以提供解决这种冲突的基本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10条和第312条在分别规定个人诽谤和新闻媒体诽谤罪的同时,于第310条规定了诽谤罪的免责条件,即“以善意发表言论,对于可受公平之事,而为适当之言论者,不罚。”鉴于诽谤罪涉及公民的言论自由,涉及公众的知情权,而且由于后者具有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台湾学者已经要求减轻诽谤的责任,并建议删除第310、312条关于诽谤罪的条款。由于宪法言论自由的存在,取消诽谤罪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美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法院审判中,多已删除了诽谤的刑事责任,不再认为是犯罪,而是科处民事侵权责任,由诽谤的受害人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请求损害赔偿,而无需发动国家刑罚权去保护抽象的个人名誉。目前,美国《模范刑法典》没有将诽谤列为刑事犯罪行为。{4}(226)
  其次,民事救济途径。在民事法律方面,保护名誉权的立法既有法律,又有若干司法解释。然而,我国涉及名誉权的民事法律也没有提供解决这种冲突的原则。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民事法律没有特别提及公众人物这一概念,没有区分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名誉权上的差别。我国法院也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这种冲突视为是两种私法权利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予以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一样的保护;二是我国民事法律对于作为言论者抗辩事由之一的“公正评论”条款所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除了规定消费者和新闻单位可以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评论外,没有规定可以对公众人物的工作和私德进行评论的内容。显然,名誉权是一种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加以救济和保障的权利,相反,言论自由尚不能通过司法途径加以救济和保障。按照英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传统,言论自由在我国尚很难称得上是一项权利。这正是当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发生冲突时言论自由不得不让位于名誉权的原因。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案件逐渐认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价值,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判例,赋予人们在某些条件下享有对公众人物实施诽谤言论的宪法特权,{7}从而实现了公民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平衡。在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最高法院把1964年纽约时报案所确立的宪法特权原则扩展到公众人物。尽管原告并非政府官员,而只是经常对社会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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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宋克明.英美新闻法制与管理(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31.

{2}张永明.多元文化下的媒体(OL).万千法律新闻网.

{3}朱苏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J).法学研究,1996,(5).

{4}林世宗.美国宪法言论自由之理论与阐释(M).台湾师大出版社,1998.7.

{5}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10.

{6}梁华仁,斐广川.新刑法通论(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80.

{7}史庆璞.美国宪法关于人民表意自由之保障(J).台港澳及海外法学,2001,(1).

{8}魏永征.新闻法新论(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303.

{9}法治斌.人权保障与司法审查(M).台湾月旦出版公司,2001.10.

{10}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41.

{11}林来梵.宪法规范与规范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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