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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法律阅读的秩序
【英文标题】 Order of Legal Perusing【作者】 谢晖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阅读;秩序;作者;读者
【英文关键词】 legal perusing;order;authors;readers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3)02—0017—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2
【页码】 17
【摘要】 对于法律阅读的秩序,作者和读者有所不同。立法者阅读的秩序可界定为发现公理和法律的秩序。不同类型的读者在法律阅读中的秩序要求不同:民众是在法律中发现自己的利益;法律家旨在法律的公平运用;法学家是要找出法律的应然和实然的内在关系。秩序中的阅读不仅因为人们对安全和秩序地生存的主观动机而产生,而且因为法律本身作为人类秩序的载体而形成。法律是自由、秩序、正义之诗。
【英文摘要】 Legislators(authors)differ from readers on the order of legal perusing.The order that legislators peruse is to find self—evident truth and legal order.Different kinds of readers have different orders of legal perusing:the masses of people try to discover their own interests,legal experts seek fair application of law,and jurists try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uld—be and now—be.Order of legal perusing is not only resulted from a person’s subjective motive for security and orderly existence,is but also formed just because law itself is a carrier of mankind order.Law is a verse of freedom,order and jus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865    
  
  对法律的阅读,作者的视角和读者有所不同,但不论是作者对社会事实文本的阅读,还是读者对法律规范文本的阅读,都是为了创建或具体构织人类交往行动的秩序。阅读事实的过程,是所谓“行千里路”的过程,而阅读法律的过程,则是所谓“读万卷书”的过程。阅读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解构的过程,没有解构的阅读,就不会进至理解,不会导致解释,但解构并不是阅读的目的。所以,阅读不能停留在过程上,虽然人类总是无可奈何地行进在路上,总是徘徊在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从事史学的学者经常提醒人们要拒绝价值引诱,并使思想和学术分属两途,好象他们只注重事实和过程,而反对跨越过程的目的。但是,他们照样跨越不了目的之引诱,因复原事实、再现过程就是他们的目的。法律的作者和读者虽然比其它任何文本的读者更需注重阅读的过程,但是,他们无须目的回避、价值无涉。相反,追求目的、呼唤价值是其阅读宗旨。
  一、作者的阅读秩序
  在文字文本的阅读中,不论读者以作者在场还是退场的心态来阅读作品,都会构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对立关系。因为即使作者真的已经撒手人寰,其精神仍存留在作品中。这样,就不仅形成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而且也形成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即使我们把阅读、理解和解释的目标定位在读者,也不意味着读者就真能摆脱与作者的精神勾连。只要读者无以摆脱作品,他(她)同时也就摆脱不了作者。
  然而,人们通常不仅以文字文本为阅读对象,同时也以世界(自然的或社会的事实)为阅读对象。立法者正是以这些事实为其阅读对象的。那么,对阅读者而言,世界究竟是什么?事实的作者从哪里寻找?存在阅读者与事实的作者之主、客体关系吗?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1}因此,对事实文本的阅读,除了该文本是微观的案件事实外,是无法核定作者的。也就是说,事实的作者永远是“隐”君子。自然对象自不必说,即使社会对象(社会事实),读者也难得从中见其作者。虽然在许多具有终极价值观念的学者那里,面对自然事实,总要追问它的造化者,但迄今为止,人类在数不胜数的结果(现象世界)中并没有追究出他们的终极原因(造物主)。所以,造化者只是人们的想象。社会事实的作者虽然要比自然事实的作者清晰许多(其作者始终是社会交往中的人),但参与这种事实的是不特定的人,该种事实所反映的也是公共人格,而不像文字作品那样,表达着具体作者的人格和精神追求。公共人格一般来自时代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所以,对社会事实之作者的追问,往往就涉及到对时代背景和文化问题的追问。但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并且当我们从社会事实中追问出该事实的作者与文化和时代问题相关时,这一相关者本身就是事实文本的组成部分。这显然不同于文字文本——文本可以和作者分家。
  正因如此,我认为,对事实文本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直接关系。从表面看,这一阅读关系要比阅读文字文本容易得出其中的意义,因为它缺少了对动态的文本作者这一环节的捉摸。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象。这不但因为事实文本是千变万化的,而且也因为对立法者而言,在阅读事实时根据阅读结果做出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立法者不但要客观地阅读出事实的本相,而且还要在此本相中发现它对人们的利弊,以便在立法上趋利避害。所以,立法者对社会事实的阅读,既是一个得出事实本相的过程,也是在此种本相中衡量、判别优劣得失的过程。这样看来,立法者对社会事实的阅读,可以视为在事实中发现公理。
  维特根斯坦曾把“语言意义及其被理解的可能性的积极前提归结为两个假定的绝对的预设:(1)语言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它规整着语言指号的句法组合,并同时规定着被描述世界的事实的范畴形式。(2)‘对象’作为‘名称’的‘意义’,即命题的组合因素的意义,构成世界的形式‘实质’。”{1}(5)对于立法者而言,阅读事实的过程,随时都面临着如何将事实世界的规范指号转换为语言指号,即转换为具有意义表达功能的符号问题。可见,立法者不但要阅读,而且还要把阅读的结果写下来。重要的是,这种写作并不仅仅是对阅读对象的简单重述,不是文学家笔下的游记、见闻、幽默故事,而是类似哲学家笔下的思辨、选择和逻辑论证。把阅读到脑子里的信息加工成手底下人们可再次阅读的信息,这是从思想的世界走向行动的世界之过程。也就是说,立法者的立法本身是对社会事实阅读思想化、精神化后的行动。立法者的行动又启动着规范文本之读者的阅读行动。因此,立法者不但要在对事实的阅读中发现公理,而且还要在人类交往的事实中发现法律。所以,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指出:“在制定新法律的过程中,立法者无疑有责任保证即使对个人也不会出现不公正。”{2}立法者的“明智之举是去顺应事物的秩序,不要力图逾越虽然缓慢,但却是平和而稳定的自然过程(Course of Nature)。”{3}这样,我们就大体上可以把立法者阅读的秩序界定为:发现公理和法律的秩序。虽然,公理和法律在应然设定中是一脉相承的,两者的区别,也只体现在符号的表达方式上。然而,这并不是说公理必然是法律,更不能说法律就是公理。对此,我们只要反观现实世界中种种挫伤公理的法律就会一目了然。
  为什么会发生公理和法律之间的脱节?这还需要我们从立法者阅读的和选择的可能性中去寻找。虽然,我把立法者阅读的秩序界定为在人类交往的事实中发现公理和法律,但并不是说立法者在阅读中一定能发现公理。因为即使再伟大的立法者也是人;即使那些号称经过神灵启示的立法(宗教经典),也最终是神灵将其“意旨”传达给先知先觉者,再由他们传达给芸芸众生。在这一传达过程中,信息的扭曲、变形、伸缩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善解神意——上帝意旨的信使“赫尔墨斯”捎给人们的也不是上帝的原话,而只是对上帝意思的一种解释,{4}所以谁也不能排除赫尔墨斯在传达上帝意旨时走调变形。这大概正是各大宗教总要围绕着经典解释不休,甚至因此而出现宗派林立的原因之一。神灵的世界况且如此,更何况人的世界呢?在实在法的世界,法律只是人的理性的表达。人的理性只能是残缺的理性,即使立法者和常人们相比具有更高的智慧,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事实的阅读结果就必然能进入公理境地。当立法者自身对社会事实的认知尚未进入公理境地,但他们又不得不为人类立法时,这种残缺的认知就被带入法律,从而使公理与法律脱节。
  以上我只是探讨了立法者阅读社会事实时试图完全达到公理秩序状态的客观不能,并因此使公理与法律的脱节。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因为立法不仅是对社会事实的摹写,而且也是立法者的选择。既然是选择,就会对其所得知的内容进行价值处理与合理性加工。这样,新的问题就产生了:立法者的价值选择就一定能代表公理吗?如果不能代表公理,那么,公理和法律能否表里如一?合理性加工有唯一的标准吗?哪位立法者能准确无误地说明他进行的加工就一定代表着合理?这些问题,当然并非难以回答的,因为它们只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疑问。但从这些问题也可以表明,立法者所抱持的价值或其所选择的合理性,总会带有其主观好恶和前见。从而易把立法者个人的价值维度表达为社会公共的价值维度;把立法者个人的合理性体验当作社会公共的合理性选择。正如任何一位号称寻求客观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复原历史一样,任何一位号称原则公正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再现事实。所以,法律只能是相对的理性,而公理却是人心中的砝码。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公理与法律会脱节的第二个原因,即立法者对社会事实的阅读要完全达到公理秩序状态,还存在着主观不能,由此也会导致公理与立法者按照其主观好恶所立之法律间的脱节。
  立法者阅读社会事实时完全要达致公理的客观不能和主观不能,使得其对社会事实的阅读乃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此,要通过对社会事实的阅读发现公理和法律,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之事。这就需要立法者面对无穷无尽的社会事实,朝朝暮暮,深长思之。
  二、读者的阅读秩序
  在前文中我们已知,法律的读者是多方面的。对于不同的读者而言,他们阅读的秩序是不同的。虽然,法律被人们普遍地赋予了确定性的意涵,似乎对法律文本的阅读只是在读者的思维中再现作者的意图或者法律自身的客观意义,从而拒绝人们对法律的主观领会,更反对在对法律的阅读中产生意义增生。然而,诠释学法学所要表明的是,阅读法律文本并不是读者对该文本的接受过程,而是读者自己对它的理解过程。在这里,读者只是与作者(立法者)及其作品(法律文本)之间进行对话而已。因此,在读者和作者之间不存在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而只存在互动的谈话关系。互动的谈话关系不但承认意义的扩展,而且这一扩展是诠释学得以立足的关键条件。正如阿佩尔(Karl—Otto Apel,1922—)所言:“在人类会话的连续统一体中的意义扩展,乃是在‘解释学’或解释学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的主题所在。”{1}(21)所以,对法律这种公共理性和共同规范的阅读而言,强调忠实地阅读它是重要的,但忠实阅读不是对它倒背如流的要求,而是发现其意义。
  发现法律的意义并不是指发现法律的真理(虽然其中包含这一指向)。意义和真理并不是同值的概念。真理是一种意义,但意义未必一定表现为真理。意义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之中,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理解了的并非就是真理。因为首先法律文本存在着非真理的情形,当本身是非真理的法律文本供人们阅读和理解时,无论如何,在文本本身的内涵中品不出什么真理来,人们在其中能够品出的,只是自己的理解以及和这一理解相关的意义。要使谬误的文本在阅读中导向真理,除非阅读者把目光行进在该文本的外延、而不是内涵中。固然,法律的意义在法律的文本中,在立法者的动机中,甚至在法律所依赖的社会背景中,但是,人们阅读所得到的往往与此大相径庭,阅读中的意义只是阅读者个人所领会的意义,是阅读者与法律文本,并进一步与法律作者交换文本的结果。由此就产生了人们对理解法律意义之条件和可能性的反思;由此也就产生了诠释学法学。
  虽然,不同类型的读者阅读法律的目的都是为了从法律文本中发现法律的意义,但是不同类型的读者对法律阅读和意义领会的要求不同,即他们阅读法律时的秩序和平台不同。这里我将按照前文对法律读者的分类,一一分析他们在法律阅读中的秩序要求。
  民众在阅读法律中发现法律意义的基本秩序是在法律中发现自己的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民众行动的一般写照。所以,荀况和韩非把人描述为趋利避害(好利恶害)的动物,[1]后世的哲人们大都肯认人是利益的动物,这不是没有由来的。法律的制定,不论其初衷还是在民众心目中的理解,不是为了给人们的交往行动制造更多的麻烦,也不是为了增加人们的负担和交易成本,而是为了给人们的交往提供方便,给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获取机制。所以,对民众而言,阅读法律就是要从中发现其利益所在。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保障人们依法行使时的成本最低而效益最高,换言之,如果在法律之外,人们还能够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利益获取方式,那么,规避法律就是并不难以理解的选择。反之,如果法律能够成为人们在利益衡量中唯一的最为节约成本、增加效益的机制,那么,人们对法律的趋之若鹜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果没有利益的考量,就不会有民众在行动中对法律的阅读,也就产生不了民众阅读法律的基本秩序。
  当然,利益是个多样性的概念。在实践中,不仅有层次不同的利益,而且还有性质有异的利益。所以,在人们利益的斟酌选择中,我们一般地假定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即每个人都有利益选择的理性。这就可能会与法律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之间产生出入。因为个体利益的选择会使人们在阅读和理解法律时戴着其特有的眼镜观视法律和自己的利益关联。一旦在这一关联的考量中发现法律不利于自我利益的实现,那么,法律的意义也就在此变成了自我利益和自我意义的对立物,这就为人们的行为趋向于违法创造了认识前提。当然,如果民众在阅读法律中发现法律与自身利益实现关系密切,那么,选择对法律的服从、遵守和运用就是读者心目中法律的另一意义展示。
  只要法律不能拒绝人们对利益的关注,那么,也就不能否定读者在对它阅读中的利益动机,即不能否定读者阅读时的利益秩序。当法律与人们的利益不相关联时,人们也就没有阅读它的必要了。所以,说明民众阅读法律时的秩序是利益,并非对民众高尚行为之抹煞。事实上,法律并不否定高尚的利益关注,但是它所关注的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利益。读者之利益期望和利益要求的不同,使他们在阅读法律时所获取的意义也可能完全相异。
  法律家在阅读法律时发现法律意义的基本秩序是法律的公平运用。法律是社会的公共理性,它也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不论民众在阅读法律时所发现的法律意义有多么的不同,也不能否定法律本来就有的意义。所以,如果民众的阅读一般是在法律中寻找阅读者的个体利益的话,那么,法律家的阅读就应当是寻找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法律家往往是在阅读事实和阅读法律的比较中发现(并通过判决——对法官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所以,法律家对法律的阅读是根据其所面对的具体案件而进行的。
  法官是最典型的法律家,法官对法律的阅读也最典型地体现着在法律中发现公共利益的意蕴。我们知道,在法学史上,有不少学者干脆把法律归结为法院的阐释或判决。霍布斯认为:“……每一项判决对于受审者说来就是法律……”{5}奥斯汀等认为,即使再牢靠的法律,倘若不为法院所采用,就不是法律。格雷(John Chipman Gray)认为:“法律就是法官所宣布的东西;制定法、先例、博学专家的意见、习惯和道德都只是法律的渊源”,{6}就是“法院为了确定合法权利和义务而定下来的规则。”{7}布朗认为:“一个制定法只有在法院解释(construe)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制定法只是‘表面的’法律,而真正的法律……除了在一个法院的判决中,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发现……从来也没有什么规则或原则之类的东西,世界上有的只是一些孤零零的判决。”{7}卢埃林(Karl Llewellyn,1893—1962)认为:“法官就法律争议所作的事情,在我心目中,这就是法律本身。”{8}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认为:“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别的什么,便是我所说的法律。”弗兰克(Jerome Frank,1889—1957)认为:“对任何具体的外行人来说,法院针对具体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只要影响了特定的当事人,那么便是法律。”泰勒(Richard Taylor)认为:“任何具体案件中的法律不是成文法、普通法,也肯定不是某种不成文的自然法。精确地说,它是司法判决本身……对当事人来说,法律是其法律义务的陈述。这一陈述仅仅是司法判决。”{8}(88、96、97)……我不厌其烦地引证这些观点,并不是为了说明我对这些观点的肯认态度,而是为了说明法官在阅读法律中对法律理解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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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
{2}转引自:(美)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M).周汉林,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790.
{3}(英)埃德蒙·伯克.自由与传统(M).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73.
{4}加达默尔.诠释学(A).真理与方法(下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14.
{5}(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22.
{6}转引自:(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8.
{7}刘星.西方法学初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86.
{8}转引自: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483.
{9}(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吕明,陈红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2、57、120.
{10}(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01.
{11}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M).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12}舒国滢.浪迹于法与童话之间——雅科布·格林印象(A).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01—202.
{1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79.
{14}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88.
{15}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76.
{16}严存生.论法与正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17}林咏荣.中国固有法律与西洋现代法律之比较(M).台湾:文物供应社,1982.
{18}(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萨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205.
{19}(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春富,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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