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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中国传统现场勘查责任机制浅析
【作者】 倪铁【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传统现场勘查;治理机制;法文化
【英文关键词】 incorrect criminal cases; Chinese traditional criminal scene investigation; control mechanism; legal culture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6
【页码】 13
【摘要】

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体制和刑事司法实践中,隐含着预防和惩治“冤假错案”的法文化逻辑,并具体化为一系列错案治理机制。其中,以传统犯罪现场勘查的相关机制最为典型,错案治理的法文化逻辑就贯穿于这一系列机制之中。中国传统法律严厉打击可能导致侦审错误的违法行为,形成了勘查官不亲临、报案不如实、现场保护不力、勘查延宕违限、勘查错漏等非违行为的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刑事错案的生存空间。即使在现今刑事司法活动中,这些法文化资源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英文摘要】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combat misjudged cases, Chinese traditional control mechanism came into being. Especially among the activities of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a series of related systems embodied significantly Chinese legal cultural logic. Chinese traditional laws severely cracked down on crimes which cause incorrect cases. The control mechanism punish a series of cases such as: supervisor’s absence without leave, reporting a case incorrectly, crime scenes are protected unsuccessfully, the delay of investigating crime scene, deliberate wrongdoing or leaving out. These systems are of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modern criminal jus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888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刑事司法程序也闪耀着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的时代光芒。但是,刑事司法实践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整体水平欠佳、地区差异较大的刑事司法力量难以高效地惩治犯罪,“冤假错案”似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有限刑事司法资源在刑事错案上靡费益多。“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们在媒体舆论中不时出现,“冤假错案”拷问着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权威和公正。[1]

刑事错案有着特定的生存空间。特定时期的犯罪行为人反侦查能力、司法人员认知能力、证据调查能力、犯罪现场条件、法律规则、时限规定等,甚至还有刑事司法人员偏私枉法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刑事司法活动偏离正道:或刑求逼供、或湮灭证据、或错捕人犯、或事实重构谬误,铸成错案。为了防治形形色色的刑事错案,中国当前正致力于提升刑事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刑事司法组织体制,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制,希望以此有效治理刑事错案。在其他法治先行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立法者和司法者开始考虑做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审判改革、提高司法过程的精确性和建立声称无辜者的调查委员会。”[2]

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律并没有以刑事错案治理为中心进行独立篇章的制度设计,也没有形成以刑事错案治理为核心的系统体制。但是,当我们透过纷繁的律法典籍、冤假错案的治理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刑事错案治理法文化逻辑主线—针对刑事司法人员、当事人等的不同对象治理相结合,预防与惩戒相结合,并贯穿于主体适格、如实控告、及时侦审、依法调查、严惩违制等一系列刑事错案治理机制中。在传统中国犯罪现场勘查领域中,错案治理的法文化逻辑体现得最为全面,它具体化为一系列机制,保障了证据收集、嫌疑人缉捕、犯罪事实重构、罪责裁判等侦审活动的正确方向。

一、传统现场勘查机制脉络

中国刑事司法人员较早地摆脱了对神明裁判的盲目依赖,很早就关注犯罪现场所留之“形迹”。“对于神明裁判的衰退。学者们给予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神明裁判的衰退与证据事实有关,这种转变意味着发现案件事实的任务从神明向凡人移交。”[3]传统中国刑事司法活动较早地重视到“凡人”的“形迹”。进而,有官员提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认为现场勘验检查乃是整个案件“死生出入之权舆,直枉屈伸之机括”。[4]现场勘查一直是中国传统侦查措施中至为重要的证据采集手段,也是最为重要的综合性侦查措施。要求官吏在犯罪现场勘查必须做到迅速及时、客观真实、细致全面,并且在现场勘查活动中做到权力节制。虽然,这些规则难以避免所有的刑事错案,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冤假错案”的泛滥。

(一)封建社会早期现场勘查机制

早在秦时,刑事司法人员就已经关注到勘查行为的及时性和全面性,并遵循“先静后动”的勘查规律。即使从现代现场勘查技术角度来看,它们也具有相当科学性,有效地防止了勘查人员对犯罪现场各种证据可能造成的损害,降低了错案发生几率。睡虎地秦墓竹简所留存的几则现场勘查记录—“爱书”为我们完整地再现了秦时的现场勘查活动,其中,“经死”爱书最为典型,兹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重视勘查的及时性。接到“自经”案情报告以后,主管官员“即”派遣“史、牢隶臣”“抵尸所”,前往犯罪现场进行勘验诊察。到达现场以后,刑事司法人员对尸体、场所、人身、物品展开勘验、检查,以了解犯罪现场真实情况,防止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5]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第二,勘查关注证据获取的全面性。“众所周知,侦破杀人案件是一种资源密集型的侦查活动。”[6]命案现场勘查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刑事司法资源,需要对现场证据进行细致全面的收集,该爱书反映了这一刑事司法资源消耗的过程。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实地勘查,司法官吏主要对以下痕迹和物证进行提取:工具痕迹,如“刃痏”、“刃央”、“穴壤”、“枲索道”等刀、剑、凿、绳等痕迹;人身痕迹,如“污血”、“瘢”、残损肢体、“矢弱(溺)”、“手迹”、“膝迹”和“足迹”等,还包括“布禅襦”和“綦履”等各种物证。[7]

第三,勘查遵循“先静后动”的科学规律。该爱书较为清晰地反映了现场勘查的一般规则:“先静后动”,即先进行静态勘查,再进行动态勘查。在对“自经死”现场的实地勘查过程中,先不解开绳索,尸体仍悬挂原处,不变动任何现场物证,对之进行仔细勘查,查明悬挂的处所、绳索、结套方式、支点。接着,“解索”,对尸体进行翻检查探,并扩大现场勘查的范围,对现场周围进行踏勘搜索。[8]在勘查过程中,先外围、后中心,先环境、后尸体,对于“自经”死尸及其悬吊场所进行细致勘查。

(二)封建社会中后期现场勘查机制

在宋以后的现场勘查过程中,法律对勘查要求越来越严格:不但对刑事司法官吏等勘查参与人提出了严格要求,而且对踏勘步骤和细节要求更加细致。《洗冤集录》中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范本:

其一,勘查活动必须由正印官主持。正印官须“约束行吏等人不得少离官员”。[9]清时要求“(正印官)亲诣尸所,督令件作如法检报”。[10]强调具有较高素养的正印官对下级刑事司法人员勘查行为进行监督,防范弄虚作假,以此防范错案的发生。

其二,明确了各勘查参与人的地位和作用。宋慈在《洗冤集录》中要求“行凶人”、“土着、“有家累田产”、“无过犯节级”、“教头”、“部押公人”和“邻保”等参与勘查,并明确各人所需承担的相应任务。一方面,各方参与,尤其是“行凶人”和“邻保”等知悉案情者的参与,有利于案件事实的迅速查明;另一方面,各方参与有利于形成制衡格局,监督刑事司法人员依法办案,防止刑事错案的发生。

其三,勘查步骤要求更为细致。宋朝要求刑事司法人员抵达现场,先进行现场访问,再进行实地踏勘。并且,还细致规定了现场访问的顺序:先是询问“死人骨属或地主”,接着询问“干系人及邻保”等。

其四,勘查过程需进行适度公开。南宋要求刑事司法人员“勒令行凶人当面,对尸仔细检喝;勒行人公吏对众邻保当面供状”。[11]明清时期则要求件作在实地勘查过程中须“检报”“质对”,以防弄虚作假。“(正印官)亲诣尸所,督令件作如法检报,定执要害致命去处,细验其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12]现场勘查向犯罪嫌疑人、干系人及邻保等公开,并进行证据质证,刑事司法人员不敢公然舞弊,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刑事错案。

这些规定若能平稳运行和切实遵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防范刑事司法官吏主观臆断,也能够有效地隔绝法外因素的干扰,因勘查不实而生的刑事错案能够得到遏制。同时,全面及时地进行犯罪现场勘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证据收集、事实查明和人犯确定等,即使是在当时刑事科技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绝大多数侦审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运行,减少了刑事错案的发生。

二、勘查官不适格治理机制

作为一项专门性的刑事调查活动,中国传统犯罪现场勘查都是由官方垄断的,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各级官吏、佐杂等人员才有权进行犯罪现场勘查。秦时的现场勘查往往由基层县丞、令史、隶臣妾等负责实施。[13]在遇到专门问题时,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现场勘验和检查,如涉及流产的犯罪现场要由“隶妾”参加勘查。[14]宋之后的现场勘查主体是州县的司理参军、县令、县尉、县簿、县丞、巡检、都巡检,还包括执行具体操作任务的件作、手力、伍人等勘查人员。主官进行具体勘验活动时,有权指挥件作、手力、伍人具体实施。[15]

为了防止佐杂官吏非违行为造成冤滥,宋以后的法律要求负有勘查之职的正印官必须亲临犯罪现场,主持勘验检查活动。唐宋以后,能充任正印官往往是通过科举的饱学之士,他们是其时代精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浸染,在刑事案件侦审过程中践行着“慎刑”、“恤民”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精神。宋朝法律明确规定了正印官必须亲临杀伤和非正常死亡的案件现场进行勘查,受差验尸的官员不得借故推诿。[16]明清时期,重大疑难案件的现场勘查也由正印官负责。[17]“人命呈报到官,地方正印官随带刑书、仵作,立即亲往相验。”[18]

不临场勘查的刑事司法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宋时的规定较有代表性:负有现场勘验检查之责的验官“不亲临视”犯罪现场的,“以违制论”。《刑统·制》曰:“谓奉制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若非故违而失错旨意者,杖一百”。[19]清代强行要求州县官亲临犯罪现场勘查,“不亲临(尸所)监视,转委吏卒(凭臆增减伤痕),若初(检与)复检官吏相见扶同尸状”,“正官杖六十,(同检)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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