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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罪刑法定原则与我国的能动司法
【副标题】 从盐城“2·20”特大水污染案切入【作者】 李辉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罪刑法定原则;能动司法;司法能动主义;盐城“2·20”案件
【文章编码】 1007-788X(2010)01-0059-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
【页码】 59
【摘要】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分析,法院将盐城“2·20”特大水污染案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动司法的特点。我国历史上缺乏认真尊重规则的司法意识,将刑罚简单地理解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和镇压手段。因此,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司法克制主义应当得到提倡,盐城“2·20”特大水污染案中所体现出来的司法能动,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谨慎地运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945    
  
  罪刑法定原则是在中世纪刑罚权无节制地扩张和滥用的情况下,为反对“刑罚擅断主义”,保障人权、实现一般正义和社会安全而确立的近代刑法原则,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什么行为构成犯罪并处以何种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明文规定,否则即使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不能对其定罪判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不同的诉讼领域是不一样的。不同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指导下,法官对规则体系的开放性解释,刑法因涉及对人的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剥夺,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需要法官对定罪量刑更加谨慎地把握,因此,在解释的过程中相应地呈现出封闭性特点,强调对规则的严格遵守,以防止司法任性与专横。
  8月7日判决的盐城“2·20”特大水污染案件(以下简称盐城“2·20”案件),法院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处以刑罚,一改以往对同类型案件责任人处以“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的判决。此案中,法院不遵循惯例,弃用量刑较轻的罪名,使用从未在此类案件中应用过的量刑较重的罪名,“同案不同判”引起全国热议。[1]从判决结果来看,如果法院以往对同类型案件的判决符合罪刑法定原则,那么盐城“2·20”案件在罪名上为何作出改变?这是否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不是,理由何在?进而,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超越”罪行法定原则?如何界定超越限度?谁来监督?此案对以后环境污染类案件的审判有何借鉴作用?如何保证今后类似“超越”的司法公正?笔者认为,在我国法治传统薄弱、司法权未独立的法治建设初级阶段,尤其是历史上把刑罚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刀把子”和革命时期镇压手段的法律意识影响下,现阶段刑事领域中更应淡化刑法的政治观念、强化规范意识,以体现司法克制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为主,能动司法在极少数情况下以辅助姿态予以运用。[2]
  一、问题的提出:案件回放
  今年2月20日,盐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水污染事件。由于市区多处自来水取水口的水源被污染,直接造成自来水无法饮用,影响到了盐城市亭湖区、盐都区约20万居民用水安全,时间长达66小时40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43. 21万元。
  经调查发现,2002年5月,江苏盐城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在盐城市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年产500吨氯代醚酮项目,根据盐城环保部门的验收要求,该项目所产生的废水应当在处理后回用,不得外排,但标新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为节约环保成本,直接通过下水管道或明沟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到公司旁边的五支河和新西河内。
  法庭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文标、丁月生于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期间,明知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系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明知在“氯代醚酮”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仍将大量钾盐废水排放至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并造成重大损失。8月7日,盐城市盐都区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始作俑者、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数罪并罚)。
  盐城“2·20”案件是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无独有偶,近一时期张明宝醉驾死刑案、孙伟铭醉驾无期徒刑案也因首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非以往的交通肇事罪的同案不同判引起热议。[3]同案是指同类型、类似案件,因在定罪量刑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对法官的审判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近几年环境污染案件日益增多,[4]如1997年杨军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杨获刑两年;2005年沱江水污染事件,导致沱江沿岸死鱼50万公斤,加上其他直接经济损失达上亿元,法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相关责任人有期徒刑3到5年;2008年9月,云南省阳宗海水体污染案件,砷浓度严重超标导致水生动植物大规模砷中毒死亡,直接损失900多万元,可预计的损失1亿多元,法院对相关责任人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3到4年。{1}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区别有:前者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后者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一般是表现为过失,而投放危险物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这是两罪区别的关键所在);在客观方面,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采取的行为方式是“排放”、“倾倒”、“处置”,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行为方式是“投放”;在犯罪主体方面;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前者是结果犯,后者是行为犯;在行为作用力方面,前者是首先造成环境污染继而间接引发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后者是直接作用于财产损失或直接导致人员伤亡;量刑标准不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比投放危险物质罪轻得多,前者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后者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以往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件与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有一些共性:第一,行为的出发点相同,都是在生产过程中为了减少排污处理成本,追求利益;第二,客观方面都有向企业周围的河流排放含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第三,损害结果都是在持续大量排放的过程中以环境污染形式体现出来;第四,在排污初始时刻,相关责任人都知道排污行为违反了环保部门的有关规定。同类型案件不同判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尤其在涉及到对人基本权利剥夺的刑事案件中,判决要考虑的因素更加细微和谨慎,因为每个案件的细节不同,细节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有时民意、政治因素等也会有一定的影响。2005年的沱江水污染事件因造成的损害极大,当时在定罪上有人建议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但因众多原因最后仍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性,事隔4年,法院面对同类型的盐城“2·20”案件却选择了重罪,判决的出发点是罪刑法定原则还是环境污染严重下的能动司法?
  二、从罪刑法定原则看盐城“2·20”案件
  某一罪名的确定必须符合刑法中对该罪名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的界定,并以犯罪情节确定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笔者认为,盐城“2·20”案件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有待商榷。
  首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盐城“2·20”案件的主观方面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第一,故意和过失的最大区别是对于结果的发生,故意是不违背当事人意志,过失是违背当事人意志。从本案来看,如果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意味着本案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并不违背被告的主观意志,但被告人胡文标、丁月生及其家人也饮用该厂废水排人的盐城市区水源蟒蛇河所产出的自来水,那么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危害公共安全或是危害被告自己及家人安全的结果都不违背被告人的意志。商人的目的是为了赚取经济利益,假使行为成本包含危害公共安全或危害自身及家人安全所产生的损失,(我们承认人有道德极其高尚者,但人的天性并非损己为所有人。)那么在同等收益情况下,商人眼中危害自身及家人安全的行为成本肯定要大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成本,同时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更加会避免自己利益的损失和成本的增加,更何况是使自己及家人处于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产生的直接危险之下。假设甲以服用过毒鼠强的死老鼠肉冒充羊肉做羊肉串烧烤原料,相信甲在自己用餐时,宁肯选择路边大馍充饥,也不会卖给顾客的同时自己也享用。第二,法官认为,“企业排放废水,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以及限期整改以后,仍没有采取环保措施,继续大量地将钾盐废水排人到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的行为是被告人主观故意的有力证据,但笔者认为,这恰恰证明了被告人的主观方面不是故意而是过失。企业受到行政处罚表明其开始排放废水的行为并未造成严重后果,至少没有达到应受刑事惩罚的程度。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行政处罚和刑罚在惩处力度上的区别,而且对企业持续性排污行为的惩处从行政处罚一下子过渡到刑罚的可能性并不大。正是因为企业已经预见到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自信能够避免,即使避免不了,最坏结果也就是不会达到刑事惩罚程度的行政处罚,正是在这样的自信下企业才会继续排污。这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与本案法官所认定的罪名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观方面要件并不相符,因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只能由故意构成。
  其次,从盐城“2·20”案件所侵犯的客体来看,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要求的复杂客体,即首先侵犯了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其次才侵犯了人们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权利。本案中,企业的排污行为是从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的一种持续性行为,今年2月20日发生了因其排污行为导致的盐城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供66小时40分钟和巨大损失,这与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简单客体,即行为人侵犯的必须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不同。
  最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而投放危险物质罪是行为犯,而盐城“2·20”案件更符合刑法对结果犯的规定。结果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行为犯是指以危害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客观方面齐备标准的犯罪。盐城“2·20”案件中,企业自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一直在从事排污行为,且在造成“2·20”重大损失后才进人刑事诉讼程序,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成立要件的要求;如果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则不问是否有损害结果,当企业开始排放废水时就已经符合了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以此推论,现在正在排污的企业都在实施着犯罪。另外,损害结果的发生是投放危险物质罪量刑加重的考虑情节,“2·20”案件造成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供66小时40分钟和巨大损失,不可谓损害结果不严重。法院仅在量刑幅度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中,选择了十一年有期徒刑,而且还是数罪并罚后的结果,这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量刑也不相符。[5]
  三、从盐城“2·20”案件看我国的能动司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院对盐城“2·20”案件的责任人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该案的同案不同判、“乱世用重典”的思维体现了我国刑事领域中能动司法的特点。不同于司法能动主义,我国的能动司法是在不具备司法能动主义前提、理论和实质内容下的一种“形似”。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司法能动主义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及基于此理念的行为。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司法能动主义因牵涉到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政治概念。我国不存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不存在违宪审查的司法制度,甚至对属于司法理念的司法能动主义还没有清晰的理论认识。在此情况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源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在我国并不存在,但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些具体案件(或一些法院的具体运作)又在形式上体现了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些特点,为了体现区别和联系,笔者将我国这种“形似”而非“神同”的司法实践称为能动司法。盐城“2·20”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能动司法“形似”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些端倪:
  首先,盐城“2·20”案件在解释的价值取向上具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点,即解释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法律解释的价值取向是指在某一法律观的支配下,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对法律利益、目的、价值等进行衡量时的倾向性。盐城“2·20”案件除了考虑刑法条文,还考虑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因素及判决对未来可能造成的结果和影响,在有数种解释结论可供选择时,选择了对社会影响较为有利的那种解释方法,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一般来说,有数种解释结论可供选择的情况通常出现在新型、复杂或疑难案件当中,盐城“2·20”案件的法官恰恰利用了案件在定性时的一些争议,智慧地选择今后对环境保护有利的解释结论。该案判决后不久,出现了第二起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因违规排放而导致环境污染的案件—临沂南涑河砷化物超标严重水污染事件,山东省临沂市法院对为了节省污水处理费用而将含砷量超标二点七二五四万倍的生产废水排放到南涑河中、导致临沂南涑河砷化物超标严重的有关责任人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11年。[6]
  其次,盐城“2·20”案件在司法权的行使上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点,即权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张扬”。现实中的三权分立并非如理论上的界限分明,权力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边缘模糊地带。随着司法权的发展,现代司法权已经从传统司法权的定纷止争中衍伸出了一定程度的准立法权和准行政权,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立法权和行政权没有及时履行义务且造成社会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法官通过对个案的判决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规制,从而实现社会正义。盐城“2·20”案件需要我们将视线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第一,我国目前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90%的河流不符合健康饮用水标准,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7]水污染事件频发,仅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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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茶莹.云南阳宗海砷污染刑事案件一审宣判[EB/OL]http://www. gy. yn. gov. cn/Article/xwgj/fyxw/200906/14445. html.
{2}Black, Henry Campbell, Black Law Dictionary, 6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90,p. 847.
{3}庞凌.法院如何寻求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J].法律适用,2004(1).
{4}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2.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01.
{6}[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48.
{7}黄风.贝卡利亚及其刑法思想[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109.
{8}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J].人民检察,1999(11).
{9}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的当代命运[J].法学研究,18(2).
{10}王建今.现代刑法的基本问题[M].台湾:台湾汉林出版社,1981:153.
{11}张榕.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J].现代法学,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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