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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我国青少年法立法进程论证
【英文标题】 Demonstration of Progress in Juvenile Legislation
【作者】 肖建国【分类】 法律信息
【期刊年份】 1989年【期号】 3
【页码】 198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9494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相继问世,是我国青少年法学领域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标志着我国青少年教育保护工作有了新的突破。目前,湖南、江西、四川等也在酝酿制定本地区的青少年法,由团中央牵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起草工作也揭开序幕。社会在呼唤青少年法,我国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工作已开始纳入制度化法律化轨道。
  一、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青少年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什么我国青少年法首先在上海、福建和北京颁布?为什么世界上第一部青少年法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诞生?为什么内容涉及社会综合保护性质的“广义”青少年法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发展较快的日本、美国、苏联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些似乎纷繁杂乱的偶然现象背后,实际上受着必然性的支配,重要症结之一,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青少年法立法中的不平衡。也就是说,制定和实施青少年法,(尤其是内容涉及国家、社会在保护青少年中的地位和职责、青少年权利和义务、净化社会环境、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等“广义”青少年法)都要摆到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中去探究。
  当今国内外对青少年法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原因研究,集中归纳为四点:一是青少年的犯罪增多;二是刑法理论的进步;三是种学技术的发展;四是国际会议的推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青少年法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原因和条件。但是,上述论点所存在的明显缺陷和不足,正是忽视了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与青少年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能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页)。正因为“法权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决定的文化发展程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以青少年法的制定,从根本上说,反映了立法者期望通过保护青少年来达到保护社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前进的立法宗旨,但是,青少年法在制定过程中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超越特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具体来说有下列两点必须重视;
  首先,青少年法的性质决定它的内容会涉及青少年的物质、文化、教育、保健等众多方面。《联合国关于青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7条要求,“在考虑少年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地位。”这是考虑到青少年健康成长离不开物质、文化、教育、保健等条件。当然,青少年法决不等同于青少年社会福利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少年福利法大量涌现,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法立法内容的非刑事化倾向,如《日本儿童福利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少年福利法》、《菲律宾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典》等。即使其它青少年法中,都有较多条件涉及物质和文化等方面。至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型青少年法,不仅原则规定了国家对青少年的政策,而且还详细列举了青少年参加国家管理、受教育、劳动、休息、娱乐、旅游、婚姻、住房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还规定家长、学校和社会对培养教育青少年所应承担的责任,这类青少年法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的要求就更高了。
  其次,青少年法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背景作保证。从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第41届州议会通过的《少年法庭法》看,条文仅21条,但规定了该法律的管辖范围、少年法庭设置、审理程序与监护问题,以及对违法少年的教养、矫治机构和保护措施等广泛内容,而伊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成就有效地保证了该法律的实施。占伊州工业70%、被誉为“美国工业之母”的芝加哥的人口、工业和商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增长堪称美国经济发展的最佳范例。在1830年到1930年的100年里,“它从一个50个人的定居点发展为一座拥有330多万人口的城市,从1840年到1890年这半个世纪里,芝加哥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以至到了1920年只有伦敦、纽约和柏林在规模和商业上的地位方面才能超过它。”(拉马斯·丁·施莱雷斯《美国的地区研究:芝加哥模式》载《美国学译文集》第143页)犯罪增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的普遍现象和伴生物,同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又为控制犯罪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如果青少年法制定后,没有相应的执法机构和人员去保证实施,所规定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因缺少物质条件而无法兑现,全体公民缺乏这方面的法律意识,等等,就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
  我国宪法46条关于“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是我国青少年法的宪法依据,为贯彻落实这一规定的青少年法,不能脱离我国现有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特别是我国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客观存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步骤、进程以及面临的问题很不一致,而且新情况、新问题又层出不穷,因此制定我国青少年法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在特定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下的时代适应性和地区适应性问题。
  二、我国现有地方性青少年法规的启迪
  长期以来,青少年法的制定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多数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和颁布了各种类型的青少年法规,而中国在青少年法领域属空白,这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护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宗旨不符,与目前正在深入改革、开放形势不符。于1987年颁布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和1988年颁布的《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预示着我国青少年法从无到有,填补了我国青少年法领域的空白,其意义深远。那么,我国现有的三省市地方性青少年法规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给人们留下那些启迪呢?
  1、青少年法规制定过程的严肃性
  立法工作是一件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尤其象青少年法涉及各个领域,关系千家万户,更容不得半点马虎和疏忽。三省市青少年法规在起草阶段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组织全社会参与立法,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总结当地经验,解决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地方性青少年法规。上海在起草工作中,由全市16个单位发起,组成起草办公室,65个一单位和部门的同志承担了各种调查研究专题,共写出调查报告76份,约20余万字,组织各种类型座谈会几十次,在此基础上提出7个方面103个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拟定立法构想,起草条文,先后十易其稿,才被通过颁布。福建起草工作领导班子由15个单位负责人组成,具体工作由专门起草班子负责。先就与立法有关的65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又用近三个月时间草拟修改法规条文。经过广泛征集意见,同样十易其稿,才被通过颁布。北京则是先由北京大学法律系师生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4稿内部草案,然后,由市人大常委会负责成立了起草小组,几经易稿,11次召开座谈会,征集社会各方面意见238条,最后的第13稿被表决通过。起草过程即涉及实际情况的如实掌握,又包括各种矛盾和观念冲突,所以,社会方方面面字斟句酌地推敲条文,甚至对某项条款进行争论势所难免。三省市地方性青少年法规尚且如此,可见,制定全国范围的青少年法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2、青少年法规内容的针对性
  我们知道,“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发现法律,而仅仅是表述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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