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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与启示
【作者】 邓矜婷【作者单位】 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现实主义;实证研究;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1
【摘要】

对新法律现实主义之所以被提出的背景与意义的阐释,离不开对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旧法律现实主义、法律过程主义、批判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流派与运动的梳理。新法律现实主义不仅延续了旧法律现实主义对事实和开放法学研究的提倡,还强调对已有的多学科方法研究成果的法律性重视,也呼吁其它学科的研究关注其研究的法律实质意义。在其推动下,传统的法学研究和利用其它学科方法展开的法学研究得以更好地渗透和合作,使得学科整合和实证法学研究更为有效地进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0541    
  导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应对令状制度取消后导致的普通法规则混乱问题、形式主义支持下的僵化司法以及政府权力扩张的需要,从庞德(Roscoe Pound)的法社会学理念出发,以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等人为代表发起了法律现实主义运动(Legal Realism Movement)。这些法律现实主义者研究不同的对象,利用不同的研究工具。但是如果从批判对象的角度加以观察,则可以发现这些学者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反对以法律规则为研究中心,反对通过界定法律的概念将非规则的因素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而是提倡以事实(包括法官的行为和具体的案件事实及结果)为研究中心。他们认为,法官的判决主要是受案件事实而不是法律规则的影响,而且,即便那些在法律上没有意义的案件事实,也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判决。法律规则虽然也会影响法官的判决,但不是主要的。其次,他们都反对那种认为法律规则是自洽的观点,反对判决可以通过法律推理来确定,因为一来法律规则和逻辑推理本身不足以决定唯一合理的案件结果,二来法律规则和逻辑推理不足以解释法官为何如此判决。最后,他们都反对仅针对那些业已经过高度筛选的先例进行规范性研究,反对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研究,而是主张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主张实证的法学研究。[1]
  之后,由于法律现实主义对法治的抨击和怀疑对纳粹主义的专制独裁有利,又因为该运动后期主要学者的流失,同时一些法律现实主义者过于强调政策对法律的影响而使得法律丧失独特性,还有更主要的是哈特(Herbert L.A.Hart)在重建法律概念时针对规则怀疑论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卢埃林等人倡导的法律现实主义在上世纪中期走向衰落。随之兴起的是以哈特理论为基础的法律过程主义理论(legal process theory)。面对法律现实主义强而有力的例证证明了法律是不确定的,法律过程主义只有承认之,但通过机构正义、逻辑的详细说理以及扩大规则的范围,来恢复对法律的信心和说明法治仍然是可靠的。
  但是在之后的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批判法学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又重新将法律现实主义关于法律是不确定的观点带回到美国主流的法理学讨论中。为了支持批判法学那种要求公权力机构介入某些私法领域以保护某些弱势群体之利益的主张,该学派的学者们构建了加强版的法律现实主义,将其关于法律之不确定性的观点极致化。[2]这些观点也被之后的女权主义法学和批判种族主义法学所继承。同时期兴起的还有法律经济学,即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哪些法律规则在经济学上是有效率的,或者预测怎样的法律规则会因此而被制定。从与法律现实主义的关系来看,法律经济学正是在法律现实主义破除了法律规则是封闭自洽系统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公开登场的,法律学者、法官等由此可以公开讨论经济分析下的社会成本、收益和效率等因素在司法判决中的影响。不过,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对法律现实主义而言是双刃剑,因为其一方面工具性地实践了法律现实主义对事实以及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的关注,证实了社会成本-效益等非法律因素在司法判决中的作用,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能发挥首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条逻辑推理的路径,来解决对相互矛盾的法律规则的解释和选择问题,部分解决了法律不确定的问题。另一与法律现实主义关系密切的流派——法社会学,也在法律现实主义破除了法治神话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法律规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通过运用多学科方法来捕捉、分析社会中的法现象,揭示其与书本上的法(Law in Books)的不同,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实证数据。法律现实主义成功地破除了旧法律形式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的法律规则系统,使其向政治、道德、经济、社会等方面开放,但是在就这些因素对法律系统的实然影响和应然影响具体进行定性、定量研究上,并没有实际的成果。而其后的批判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实证法学等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在这些方面产生了大量的成果。
  在21世纪初期,以上述学派、运动的发展现状为背景,建立在多学科相互渗透和实证法学研究之发展的基础上,桑斯坦(Cass R.Sunstein)、麦考利(Stewart Macaulay)等学者又发起了一场自称为“新法律现实主义”的运动,并将上一场运动称为“旧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法律现实主义”此时被再次提出,具有两层意义:其一,进一步破除变化了的法律形式主义提出的那种扩大了的规则系统的自洽和确定,强调有些非法律因素是不能被规则化的,认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规则,规则应当是具体的和回应事实的,而不是原则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新法律现实主义提出应当发展法律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社会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司法危机。其二,强调前文提及的那些出现于旧法律现实主义之后的运动(例如法经济学、实证法学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实证方面的)在法律规则系统构建中的作用,并以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具体来说,一方面是继续旧法律现实主义所做的破除性工作,要使研究更为偏向基层与事实,要求包括法律形式主义者在内的法律人重视非法律因素对法律的影响,并认识到这些影响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定性、定量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要求包括法律现实主义者在内的法律人在研究现实中的法律事实时,应当注意这些成果的规范性意义及其对规则系统的影响和在规则中的体现。法律现实主义的再次提出,其实是希望为这些关于非法律因素的研究成果和那些有关法律规则的理论研究之间搭建起桥梁。新法律现实主义者往往又都是批判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寻求进一步扩大相关研究成果的影响和引导下一步相关研究的方向时,重新举出以开放和事实为中心的法律现实主义大旗。所以,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是表现在其它法学运动之研究方向、方法的变化和成果的理解运用上,故而本文所研究的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也包括了与幵放的和针对事实的研究相关的其它法学运动的成果,及其受法律现实主义态度之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搭建桥梁,新法律现实主义也对旧法律现实主义提倡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发展,使其更加中立、客观、开放和具有事实性。
  具体来说,在反对以法律规则为研究中心、反对法律规则是自洽和确定的、反对形式的教条的研究方法、提倡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提倡运用其它学科的方法科学地研究法律等方面,新法律现实主义都继承了旧法律现实主义的要旨。[3]但是二者的现实性程度有所不同。新法律现实主义强调对那些更贴近基层的法律行为的研究,包括基层法院的判决、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等;更加警惕过分强调政策对法治的影响所可能导致的法律与政治的混淆以及法律独特性的消失,力图避免造成研究不中立和不客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法学研究,不断地修正具体的研究方法,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运用到法学研究中。所以,新法律现实主义比旧法律现实主义更加贴近基层和社会现实。旧法律现实主义是让人们认识到法律规则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它并不能揭示和证明这种鸿沟是由什么因素在怎样的条件下造成的、其中有哪些规律。限于当时其它学科的发展,旧法律现实主义者只能通过猜测和推理来加以解释,结果导致其的结论仍然不符合现实——要么过于依赖心理和直觉,要么由于陷入类型化的事实而又落入抽象概念的缺陷。新法律现实主义者则受益于法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等的研究和发展,得以真正地处理社会表层的繁多现象,通过现象事实来揭示上述鸿沟的存在状态和形成原因等等。
  国内对旧法律现实主义的研究颇多,但是对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关注,目前基本上还仅限于对其形成背景、原因、提倡的内容等的初步介绍。[4]实际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法律现实主义通过实证研究和多学科的分析模式来处理社会表层现象,进而抽象出理论上可靠的解释,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对新、旧法律现实主义的整体性介绍的基础上,总结新法律现实主义发展至今所积累的研究成果。虽然涉及其它法学运动的研究成果,但本文也是从法律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它们进行理解和解读。
  本文首先从整体性的角度对比新、旧法律现实主义,来总结前者的最新发展。第一部分细分为四方面,其中前两方面主要是针对新、旧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和从规则转向事实的研究重心之发展,后两方面则是对法律现实主义之研究方法发展的整体性介绍。第二、三部分更为详细地总结了新法律现实主义在多学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发展。当然,在汲取新法律现实主义成果的同时,还应当了解其所受到的批评,以便更好地把握其成果和缺陷。有鉴于此,本文除了在介绍这些成果时就其受到的批评进行简要介绍,还在第四部分集中介绍了新法律现实主义在其批判内容和研究方法这两方面所受到的批评、争议及其回应。考虑到我国法学界在多学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必要借鉴这些方法来帮助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法律实际运行状况,故而在最后部分阐述了新法律现实主义对我国法学研究的启示。
  一、新法律现实主义之主要观点的发展
  自“新法律现实主义”概念在2004年于美国召开的一次正式会议上被提出至今,已经历了十年的发展。2012年,相关研究者在哥本哈根召开了首次于欧洲举行的新法律现实主义会议。不过,作为一项运动或流派,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影响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达到旧法律现实主义当年的影响程度。旧法律现实主义在被提出时,还没有法经济学、批判法学等的兴起,它针对的是主流的法律形式主义的机械司法和封闭法治。而在法经济学、批评法学等学派已被广泛承认的今天,新法律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桥梁的姿态出现,其作用仿佛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所以不可能也不需要再有当年的那种风光。
  即使如此,新法律现实主义也已经对欧洲大陆产生影响。首先是对法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新法律现实主义提倡运用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而不是单一地采用传统的法学方法。这引发了关于法律是否为一门科学的重新讨论。[5]一些学者则进一步研究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应当如何促进从单一方法向多学科方法、从国内法向多国法的转变,以应对现实的欧盟一体化、国际化等的变化。[6]虽然在整个欧洲尚未形成针对传统法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有力批判,但是在一些欧盟成员国,如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讨论。[7]其次是实证法学研究的影响。在过去20多年里,在很多欧盟国家中都能看到对实证法学研究的兴趣,包括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等,虽然这类研究尚未成为主流。[8]
  不过,新现法律实主义主要还是由美国学者主导,下文主要阐述美国学界这方面的最新发展。
  (一)对法律规则和非法律因素对判决之影响的认识
  新法律现实主义在这一问题上提倡平衡的观点。[9]他们承认法律在某些时候是不自洽的,法官有时能选择判决结果,可以操纵法律规则和逻辑,会被政治、道德、个人偏见等非法律因素影响,但是法律系统仍然会起作用,法律规则和逻辑在很多时候是能约束法官的,法官在一般情况下作出的判决是可以预测的。[10]
  以这些观点为指导,新法律现实主义者进一步研究更具体的问题,包括:在那些实际影响司法判决的因素中,具体包括哪些法律的因素和哪些非法律的因素;法官在什么样的案件中,以及会在多大程度的经常性上,不受法律规则和逻辑的拘束而自己进行选择;法律因素和非法律因素各自对法官的影响机理和效果有何异同之处。[11]因此,新法律现实主义虽然不相信法治神话,但也没有放弃法律的价值,还是认为法律有其独立性,只是希望能在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影响互动中更完整地揭示法律系统的真实运行状况。
  (二)如何“自下而上”地研究司法行为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随着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对法现象的实证研究大量出现,让法律学者们认识到法官判案不是机械的,不是只受法律的影响,而认为至少在有些案件中会受到其政治意见等的影响。[12]
  不过发展至今,新法律现实主义者也对之前的相关研究进行反省,意识到其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之前的研究多是仅针对已公布的某些法律领域中的上诉审案件,这使得此类研究有时不具有代表性;之前的研究通常仅针对个别的非法律因素,像对性别、种族等的研究都很少;之前的有些研究单纯以法官判决的投票来说明法官判决行为是否受其政治意见的影响,而不考虑其它更具反映性的测量指标,比如涉案的具体法律规则和先例等。[13]
  为了突破这些局限,新法律现实主义者主张在研究司法行为时,要注意如下三点:一是要扩大研究的案件范围,以便能更加深入到“下”级案件并包括更广泛的法律领域;二是要引入更多的因素影响模式,而不是只局限于法官的政治立场,还要包括性别、种族、法律规则和先例、司法制度的制度性影响等;三是要加强对自下而上的“上”这一面的关注,不只考虑法官在判决时的投票,还要研究其引用的先例、运用的法律规则和逻辑、是否部分同意或反对等,增加其它更能反映法官判决行为是否受影响的测量指标,并且强调将实证研究结果理论化,从而能够对判决行为作出预测。[14]
  另外,有些新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些证明非法律因素之影响存在的实证研究结果将会增加法官的自知,进而使得法官更有意识地抵御这些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以维持其中立性和客观性。[15]
  (三)关于实证研究的方法
  新法律现实主义者坚持以实证研究为基本进路,但不只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还认识到将实证研究理论化的重要性,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并承认实证研究的局限,提倡对其不断进行批判性的反思。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公开、各种数据库特别是多用户数据库的建立[16]、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法律学者的出现、法学院开展实证研究相关技术的教育和培训等等,学者们进行法律的实证研究的障碍越来越少。这类研究也因此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新法律现实主义者。[17]
  在这类研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法律现实主义者不断以批评性的角度加以反思,考虑怎样能够通过这些研究更准确地认识现实中的法律。他们一方面反对那些一味地不强调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而向下所作的实证研究,强调要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理论化提升;另一方面也反对不中立的、带有预设偏见的、为了证明某一理论而进行有目的的实证研究。同时还反对只对非法律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提倡将实证研究与对法律规则、文本等研究相结合,既对法律性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又承续法律形式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推理研究,将两种研究的结果相结合,进行进一步的研究。[18]另外,他们也认识到实证研究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单一方法在数据收集、研究设计、数据分析等方面各自存在一些缺陷,使其研究结果难以同时具有一般性、可比性和可靠性,所以提倡多方法相结合以互相弥补不足,反对仅仅依赖定量或定性的方法,或者其它某一种具体方法开展研究。[19]
  (四)关于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模式
  新法律现实主义者强调要本着尊重事实的开放性立场来整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利用一切有益于认识现实中的法律及其运行效果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认识法律,以求中立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全面地反映现实中的法律。发展至今,新法律现实主义者也逐渐意识到这种多学科整合的难度颇大,如果不了解不同学科的优缺点和需求而片面追求整合,则不但不能产生更有益的研究,还会带来反面的影响。[20]促进多学科的整合,一方面可以在同一研究项目中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应当多关注其它学科已有的研究,注意将其有益的结果运用到法学研究中来。[21]
  新法律现实主义者们强调,在进行学科整合时,要注意“翻译”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搭建沟通的桥梁,让这些结果可以为不同学科的学者所理解和利用;[22]在强调与其它学科结合时,不能放弃法学学科的独立性,不能否定传统法学方法的价值,避免犯还原论或科学至上论的错误,比如认为法学较之于政治学没有特殊性,将法学归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将科学方法奉为真理而否定其局限性等;[23]始终以尽可能准确地揭示现实中的法律为目的,对方法中的多样性予以宽容,而不是厚此薄彼地仅强调与某个或某些学科的整合,以至于分出更细的流派并强调各流派对各自方法的信奉,从而闭塞这些流派之间的交流和更多方法之间的整合。[24]
  二、新法律现实主义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最新发展
  新法律现实主义提倡对多学科进行整合,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法学研究,已经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制度科学等理论和方法被引入法学研究。限于篇幅,下面主要对其中较常见且研究成果较丰富的两类通过多学科整合来研究法现象的方法进行评述。
  (一)政治学与法学相结合对司法行为的研究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法律政治学事实上长久以来都在进行对政治与法律之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关意识形态影响司法行为的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新法律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司法行为会受到法官“个性”(Personality)的影响,并希望通过对大量的案件事实和判决进行量化研究,来发现和证明是哪些个性因素在怎样的情况下如何影响法官的司法行为。正像卢埃林提到的,法律的不确定性就是指法官的个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判决结果。[25]而意识形态被认为也是影响司法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个性”因素,故而政治学中此领域的研究引起了很多法学研究者的注意,被引入到法学研究中来,形成新法律现实主义研究中一种被称为“态度模式”(Attitudinal Model)的行为研究方法,即研究意识形态在法律和司法行为中的反映,考虑法官的理性预设和非理性预设的影响。[26]这种态度模式来自于政治学,主要是认为法律不能完全约束法官的司法行为;法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会影响乃至决定法官的裁判结果。由这种观点引申出具体的可观察的假设,即法官如果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的影响,那么其判决会如何予以反映(比如民主党的法官在判决中支持更加开明的法律解释)。然后确定意识形态的可测量指标(比如怎样的法律解释算是开明或保守的),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分析这些可测量指标与判决事实、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得到法官是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会有多大。这种模式早期被用在对行政法上诉审判决的大规模量化研究中。[27]之后有大量的研究分别以宗教、政党派别、移民、政策倾向等建立具体的假设,对其进行检验,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些具体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法官判案的影响。[28]桑斯坦等人的研究更证明了“合议庭效应”(Panel Effects)在上诉审法官判决中的作用,即民主党法官会随着合议庭中民主党党员人数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开明,也会随着共和党法官人数的增加而变得更加保守;类似的规律也适用于共和党法官。[29]
  随着此类研究成果不断增多,新法律现实主义者也对该模式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并力求加以改进。这些局限性中有些属于数据收集方面,有些关涉概念和概念建构(concept and conceptualization),还有一些则出现在规范意义(normative)方面。
  在数据搜集方面,这类研究往往只覆盖已公布的上诉审案件,局限于某些方面的法律,所以难以得出一般性的研究结论;由于不同州的上诉审标准之间存在差异,导致研究结果很难具有跨州的可比性;另外,未公布的案件可以减少公众关注和先例效果的影响,有利于突出意识形态变量的影响,所以也应当被覆盖。[30]
  在概念和概念建构方面,这类研究一来多数只局限于关注意识形态的某些代表性因素(比如党派、提名总统、保守/开明等),而忽略了其它也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因素(比如种族、性别、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31]二来在把握意识形态对司法行为的影响时,选择的可测量指标往往局限于法官在判决时的投票(即在某个案件中法官是支持还是反对某一诉求),即便在案件内容和所涉法律均十分不同时,也不加区分地以投票来判断法官的态度。[32]法官的投票固然是很重要的指标,但是不能过分依赖,比如有时法官虽然支持某一诉求,但这并不代表法官此时的态度就是开明或者保守的,或者并不代表法官就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有可能是因为该案件特殊的情况要求,或者相关的先例或法律规则效力的要求。故而不能仅以投票来检验态度模式的具体假设,还需要综合考虑其它的可测量指标。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可测量指标就是对先例或法律规则等法律性因素的观测,由此引申出对态度模式进行改进后的“法律模式”(Legal Model)。[33]法律模式主要是强调在研究意识形态对司法行为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先例、法律规则、法律文本等法律性因素的影响,希望研究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因素无法对法官判案构成拘束,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34]
  在规范意义方面,这类研究的结果通常停留在数据分析的层面,得出的结论往往类似于这种样式:从收集的数据观测到,在某些案件中,当开明法官在合议庭中占多数时,保守法官对要求开明解释法律的诉求的支持性投票也会更高。由于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和提升,没有对结论进行规范化,不明确这种现象存在的理论机理,所以难以确定是否在所有案件或者所有级别的法院中都存在这种现象,以及这种合议庭效应的影响力会有多大,其与法律规则或先例的影响相比怎样,从而无法预测法官的判决行为。[35]缺乏理论层面的分析,还会影响人们对这一模式背后的理论假设的把握,进而影响这一模式在更广范围中的应用。态度模式起源于美国,目前集中用于研究判例法国家的司法行为。它是否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特别是成文法国家?这就要理解该模式背后的理论假设,即适用前提。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该模式假设意识形态因素和法律性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会要求不同的判决;而在某国法律制度中,法官按照意识形态或法律判案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性后果。比如在美国,法官按照意识形态判案可能与民主制度的要求相背,因为有些法官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任命产生的。但这种情况不是各国都有。所以,缺乏对理论假设的了解,就可能导致错误地运用这一模式。目前已有学者意识到该模式存在适用局限。[36]
  (二)制度主义与法学研究的结合
  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37]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中都存在,具体内容有一些差别,但总体而言,它是指任何社会价值和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都必然会被所选择的制度所影响,故而须在制度的背景中研究这些价值的实现,并认为选择不同的制度会对政策或法律的具体执行产生影响。
  将制度主义引入法学研究,这主要是指:立法、司法、行政、市场、公司等制度会对法律的实际运行产生影响,会改变法律的原意;不能脱离制度的影响去研究法律在社会或经济的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结果。[38]它主要有描述性和规范性两层意义。描述性的意义是指从微观的角度具体观察在这些制度中不同角色的个体如何参与到制度运作、如何相互影响、如何执行规则和命令,一项法律规则是如何在制度中被传递、理解和被改变,制度个体是如何考虑制度整体而改变行为等等,从而对制度在未来类似的法律或政策实施时的影响作出预测;观察者甚至会参与到制度的运作中去,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影响和互动。比如,在研究司法行为的影响因素时,有些学者运用制度主义,来研究法官为维护司法制度的权威而在裁判时表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比如考虑到美国国会可以通过法案推翻法院的非宪法性判决,法官在作出不利于国会的解释时会更加谨慎)。[39]规范性的意义则是指对这样的制度影响和互动进行评价,考虑其是否有利于相关法律价值或政策目标的实现、是否有益于制度本身的发展、在社会运转和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如何等等。这种研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具体方法,目前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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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范愉:《新现实主义的勃兴与当代中国法学反思》,《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2}Victoria Nourse and Gregory Shaffer,“Varieties of New Legal Realism: Can A New World Order Prompt A New Legal Theory?”,Cornell Law Review, Vol.95, Issue 1(2005).

{3} Thomas J. Miles and Cass R. Sunstein,“The New Legal Re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75, No.2(2008).

{4} B. Leiter,“Legal Formalism and Legal Realism: What Is the Issue?”,Legal Theory, Vol.16, No. Issue 2(2010).

{5} G. Shaffer,“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A New Legal Realism”,Wisconsin Law Review, Vol.2013, No.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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