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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目击者指证规则中的若干问题
【作者】 张泽涛【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成列指证;照片指证;暴露指证;总体情况权衡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
【页码】 97
【摘要】

如何防范因目击者指证错误导致的无辜者被定罪,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美国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半数以上是由目击者指证错误所造成的。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证实,指证形成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差错。美国防范指证错误的主要措施有:以成列指证、照片指证为原则,暴露指证为例外;以律师的在场帮助权约束侦查机关的暗示性指证;庭审辨认时引入指证专家的意见;在采信指证结论时适用“本身排除”和“总体情况权衡”规则。我国即将出台的证据法应该借鉴美国防范指证错误的一些措施,以规范我国的指证实践。

【英文摘要】

How to prevent the conviction of an innocent person as a result of false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e US,half of the wrong cases are resulted from false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show that mistakes can occur at every stage of identification .The main measures taken in the US to prevent false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include:taking line-up and photograph identifications as the principal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and using show up identification only as exceptions,preventing suggestive identification by granting the suspect’s lawyer the right to be at the scene of identification,introducing expert opinions in trial identification,and applying the “per se rule” and the rule of “the totality of total circumstance”.Thes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China when adopting its own Evidence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0471    
  如何防范因目击者指证错误造成的无辜者被定罪,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美国学者的调查显示,指证结论的准确率通常在30%以下。目击者指证错误成为美国无辜者被定罪的首要原因,由学者随机抽选的191起无辜者被定罪的案例中,就有52.3%是由目击者指证错误所造成的,高出其他原因造成误判的总和。[1]但由于指证是目睹案发过程的人对罪犯体貌特征的生动描述,因此,与其他形式的证据相比,指证结论对法官和陪审员心证的形成影响最大。[2]
  对于如何防范目击者指证错误,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的研究尚属空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规范目击者指证的条款。理论研究的空白和立法上的阙如导致了司法实践的窘境:一方面,公安司法人员在具体的指证实践中不规范操作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因目击者指证错误导致的冤假错案有增无减。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造成目击者指证错误的原因,并在系统介绍美国防范目击者指证错误的立法以及判例之后,提出建构我国的目击者指证规则及其配套措施,以期为即将制定的证据法典提供立法参考。
  一 指证错误的成因分析
  分析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美国,从事心理学、神经学以及法学研究的学者对造成目击者指证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导致目击者指证错误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指证活动的自身属性决定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错误。心理学家认为,一个具体的指证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感觉、记忆、辨识。指证的准确率取决于感觉能力和记忆力,准确的辨识也至关重要。[3]但这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
  首先,在感觉阶段,在案发过程中,目击者对犯罪活动常常会产生错觉。因为,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人们的感觉能力:光线的明亮程度、距离以及目击者的听觉、知觉、心理压力、年龄以及注意力的集中程度等。就压力而言,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当一个人心情愉悦时,往往能够准确地把握视野内的事物,若心情紧张时感觉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中等程度的紧张,容易对目击者的警惕性和注意力产生干扰。当情绪高度紧张时,目击者的注意力往往会集中到这些异常的物件上来。刑事案件,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暴力犯罪案件,案发时被害人、证人往往神经高度紧张,因此感觉到的通常是使自己产生恐怖的物件,如罪犯手中的凶器或者残肢断体等,而对犯罪分子的服饰、身高、相貌等方面的注意力和兴趣就会大为减弱。
  其次,目击者在记忆阶段往往会产生偏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可能将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摄像机一样地完全固定下来。由于“绝大部分的记忆在事件发生的开始几个小时之内或几天之内被遗忘了”,[4]因此,本质上,记忆是人们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依自己的主观重新复制。在复制的过程中,人们会靠自己的想象、希望、畏惧来填补。不但如此,在回忆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受到自己过去经验的影响,将自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留存在大脑中,而将真正发生的事实忘却。具体到目击者指证的问题,人们往往还会发生“无意识转移”现象。无意识转移是当一个人目睹犯罪一个小时以后指证罪犯,他往往会无意识地将其记忆转移到另外一个无辜者身上,将其指证为罪犯。[5]
  再次,目击者的辨识也常常容易发生误差。在辨识阶段,主客观因素都会导致分辨错误。主观方面的因素包括目击者对犯罪行为的心态、识别能力、智力、年龄、心理素质等。例如,虽然被害人的目击者对罪犯的体貌特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有些被害人可能出于对犯罪行为的憎恨,强烈的报复欲望驱使其胡乱指证犯罪嫌疑人,以达到迅速惩罚罪犯的目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肤色的人之间的分辨能力是明显不同的。[6]1984年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在审理“人民诉迈克杜德”案(People v. Mcdonald)[7]时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下级法院依据不同肤色的目击者指证而裁定被告人的谋杀罪成立。被告人上诉的主要理由是,由于目击证人与自己不是同一肤色,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所有肤色与我相同的人看起来都和我一样”。就客观因素而言,辨识阶段的场景设置、程序安排等,都有可能导致分辨错误。例如,在庭审的指证程序中,被告人很醒目地坐在被告席上,神情紧张,有时往往还是审判席上惟一的有色人种。在这种场景下,任何目击证人,特别是那些在电视中看见过庭审现场的,都会轻而易举地识别出谁是被告人、谁是辩护律师、谁是公诉人。[8]
  (二)不适当的暗示导致错误指证。由于目击者指证的目的在于再现其记忆中的客体,并与侦查、控诉和审判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比较甄别,因此,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目击者的指证相对较为可靠。但是,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警察官员常常使用含蓄、间接的方式误导目击者,使其指证结论与侦查机关的怀疑对象保持一致。例如:在成列指证中,警察官员挑选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完全不同的陪衬对象,使目击者没有选择和甄别的余地[9];在暴露指证中,有些警察将戴了手铐的嫌疑人交给目击者指证;[10]在指证过程中,警察再三重述目击者关于犯罪的描述以替代其记忆,以增强目击者的自信,诱导目击者指证。[11]但是,证据显示,目击者此前对罪犯的描述与能否准确指证之间并没有清晰可见的必然联系。[12]
  (三)“直觉假象”也会影响目击者指证的可靠性。在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中,无论是对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而言,直觉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3]但就目击者指证而言,心理学家研究认为,导致目击者指证错误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直觉假象”。与目击者指证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大多与人们的直觉恰恰相反,破除了个人对自己认识问题的一些神话。[14]“直觉假象”大体包括:
  1.“凶器焦点”(weapon focus)假象。[15]因为心理学研究揭示,当人们面临一件致命的凶器时,他们的注意力恰恰比正常情况下要低得多。[16]
  2.暴力犯罪比非暴力犯罪的目击证人对案件的细节记忆得更加清楚。但研究证明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3.目击证人对犯罪的持续时间估计过短。但事实上,所有的证人总是无一例外地认为犯罪的时间比实际发生的时间要长。
  4.目击者越自信,其指证的准确率就越高。[17]但研究显示,证人的自信与指证的准确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5.警察比普通的目击者能更准确地指证罪犯。但研究显示,受过专门训练并有侦查经验的警察并不比普通的市民更能准确地指证罪犯,[18]还甚至比普通人更低。[19]
  二 美国防范指证错误的若干措施及其相关争论
  由于目击者指证错误是导致无辜者被定罪的首要原因,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各州法院在立法和判例中规定了严密周详的防范目击者指证错误的各种措施,一些科研机构也提出了完善指证规则的合理化建议,并就这些规则、措施和建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介绍,以作为建构我国指证规则的借鉴。
  (一)成列指证
  成列指证是将犯罪嫌疑人同一些与其性别、年龄、身高等体貌特征相似的人混杂在一起,交由目击者辨认的一种指证方式。成列指证是美国防范指证错误的最主要手段。分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目击者指证问题上所作的一些经典判例、各州颁布的指证规则以及美国心理学法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AP/IS])在1998年制定的《列队和照片指证训诫》可以看出,成列指证程序通常应该遵循以下规定:
  1.列入指证的人数至少6人以上;来自北大法宝
  2.犯罪嫌疑人体貌、服饰等应与陪衬对象有相似之处,不能明显突出,且嫌疑人有权选择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
  3.应告知目击者,嫌疑人可能不在此队列中,切忌采用“队列中的哪一个人是罪犯”等诸如此类的诱导式提问;
  4.在多名目击者对同一嫌疑人进行指证的情况下,指证应单独进行;
  5.目击者可以要求被指证对象重复某一身体动作、姿态或犯罪时使用的语言,犯罪嫌疑人和陪衬者都应该服从此要求;
  6.警察与目击者之间的所有对话应限于必不可少的交谈,不得暗示嫌疑人正站在队列中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上;
  7.不能让任何即将进行指证的目击者看见监狱中的在押嫌疑人,尤其是在嫌疑人带着手铐,或其他暗示涉嫌犯罪的情况下;
  8.组织指证程序的警察事先不应知道指证对象中谁是犯罪嫌疑人,指证过程中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应当在场;
  9.组织成列指证的侦查机关应拟出指证报告,制作足够数量的复印件;
  10.每一位目击者在进人指证房间时,都应得到一份用于指证的表格。对填写表格的解释应当一目了然,并附上一份标准样本的复印件。这份表格应由目击者、辩护律师以及组织指证的警察签字。
  另外,一些州在遵循上述基本规则的前提下,还根据本法院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细则。例如,在新泽西州,为了保证列队指证的公正性,还要聘请模拟证人。其具体做法是,让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犯罪嫌疑人的人,事先向其描述一下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如果该证人在队列中能够将犯罪嫌疑人指认出来,那么,该列队就具有暗示性,指证程序就是不公正的。[20]因此,有些学者主张联邦最高法院应该采纳类似于新泽西州的做法,制定更加严密周详的《目击者指证规则》,以尽量防范指证错误。[21]
  (二)暴露指证
  暴露指证是不将犯罪嫌疑人混杂在一起,而只将其一人交由目击者辨认的指证方式,又可译作一对一指证。
  由于暴露指证时仅仅只有一名被指证对象,并且通常情况下,嫌疑人还有可能被戴上戒具,因此,暴露指证的暗示性是很明显的。援引勒内的话就是:“证人总是把观察印象搞错,常常是因为被一些表面现象所‘感动’。法官们都知道,假如人们面对着一个被监视着的戴手铐的嫌疑犯,他们总是把这个嫌疑人看成是凶手或者是犯了法的人。”[22]
  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各州的判例均认为,暴露指证违反正当程序,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因此,应该尽量避免适用。例如,联邦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韦德”(United States v. Wade)案中明确指出:“很难想像,还有比暴露指证更能明白无误地向目击者表明被辨认对象就是罪犯的方式了。”[23]考察联邦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如Stovall v. Denno [24]和Biggers v.Nei[25],等),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暴露指证:
  1.“情况所迫”,如在“Stoval”案中,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供选择的方式;
  2.“即时”,犯罪嫌疑人被迅速抓获并且被带回案发现场,侦查机关基于侦查效率的考虑必须进行现场指证;
  3.综合各种因素权衡,暴露指证不会影响辨认的准确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各州法院均认为暴露指证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应该尽量避免适用,但是这些法院大都还是采信通过暴露指证所得出的指证结论。
  (三)原态指证
  原态指证是在指证过程中,要求被指证对象重现作案时的衣饰、话语、举止或者动作,以便于目击者辨认的指证方式。
  原态指证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恢复案发时的情景,以启发目击者的记忆,保证辨认的准确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各州的判例都表明:如果需要,应该采取原态指证。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1969年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审理的“龙诉合众国”(Long v. United States)案,在该案中目击者是在罪犯戴上自己的帽子、太阳镜并穿上军用雨衣之后,才指证出来的。法院认为:“要求被告穿戴上他自己的装束,不会使指证结果不可靠。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不穿上抢劫者的装束,能够作出可信的指证才是值得怀疑的。”[26]同时,美国学界对原态指证的态度与立法的规定完全是相一致的,认为必要的情况下采取原态指证可以保证辨认的准确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要求犯罪嫌疑人重现犯罪时的动作、神态是否违背了这一规定?对此,回答是否定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合众国诉韦德案”明确指出:
  让被告人展示其身体,供目击者指证,不含有任何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因素。这只不过是强迫他展示其体貌特征,而不是要他提供他所了解的情况。……就人身同一认定而提供的物证并不受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的保护,因为自我归罪特权仅限于言辞证据。[27]
  (四)照片指证
  照片指证是将可能含有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数张照片交给目击者,由其从中辨认犯罪嫌疑人的指证方式。
  在奉行令状主义的美国,通常情况下,案发后嫌疑人并没有被拘捕,因此,也就无法进行列队指证,于是,照片指证就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方式。事实上,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照片指证的适用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已经成为警察和检察官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最主要手段。同时,法院中既认可了照片指证这种做法,也对照片指证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照片指证的公正性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供目击者挑选的照片数量,警察在照片指证过程中的行为及其方式,照片的质量(照片的清晰度、照片与目击者描述被告人外貌特征的符合程度等等)。[28]显然,上述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出现不当暗示,况且,这种不当暗示还会对照片指证之后可能进行的成列指证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防范可能出现的暗示性的照片指证很有必要。但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各州的立法现状来看,似乎对照片指证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即使照片指证存在一定的暗示性,通常情况下并不因此而排除采信该证据。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中的少数意见以及一些学者认为,对照片指证采取的过于宽松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其理由是:首先,照片指证只是二维的,并不能精确辨认出指证对象的身高和体重,特别是照片本身已经过于陈旧而不能准确反映指证对象当前的实际外貌特征时,更容易导致一个错误的指证结论。[29]其次,目击者进行了照片指证之后就会对被指证对象的面貌特征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如果照片指证存在暗示性,以后的成列指证就会受到影响,因为目击者只会选择对他印象较为深刻的指证对象。[30]实证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事前的照片指证使目击者指证错误的几率增加了20%。[31]
  从上述指证方式的概念即可看出,暴露指证、照片指证与成列指证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指证方式,它们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而原态指证则是成列指证和暴露指证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上述两种指证方式混杂在一起。成列指证、原态指证与暴露指证统称为身体指证,以示与照片指证相区别。
  (五)律师在场帮助权
  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成为刑事被告人时应该享有律师在场帮助的权利,那么,在成列指证、原态指证、暴露指证中,被告人是否享有律师在场帮助的权利?如果被告人律师帮助权被剥夺,是否有救济的途径?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对于成列指证、原态指证与暴露指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两个标志性的判例:“合众国诉韦德”案[32]和“吉尔伯特诉加利福尼亚州”案(Gibert v. California)[33]。在这两个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阐述了相似的判决意见:由于审前目击者指证存在许多严重的暗示性因素,而审前指证又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关键阶段,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被告人的命运,也使得以后的法庭审判成为徒具形式的仪式,因此,如果审前指证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场,就可以亲眼目睹指证过程中所潜在的暗示性因素,并在庭审过程中对目击者进行交叉询问,使陪审团清楚指证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便做出公正的裁判。反之,如果在指证过程中,辩护律师不在场,就无法发现指证过程中的各种暗示性因素,法庭审判时的交叉询问也就形同虚设。
  在指证过程中,如果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没有被通知到场,庭审过程中是否可以采信该指证结论?对此,“韦德”案和“吉尔伯特”案指出:首先,如果警察在指证过程中没有通知被告人的律师到场,一般不得采信指证结论。但如果控诉方能够证明该指证有独立的根据时,可以采信指证结论。如目击者是被告人的亲友或者与被告人相处的时间很长(敲诈勒索案等),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律师未到场,指证结论通常也不会出现差错;其次,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由于目击者在庭审过程中的指证,将会潜移默化地受侦查、起诉过程中错误指证影响,因此,如果警察在指证过程中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到场,目击者在庭审过程中也不得再行当庭指证。[34]
  关于照片指证过程中辩护律师是否应该到场,联邦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阿什”案中明确指出:在照片指证过程中,辩护律师不应该到场。
  另外,联邦最高法院在“西蒙斯诉美国”案(Simmons v. U.S.)中指出,如果查明照片指证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已经造成了目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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