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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法律在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副标题】 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法理学思考
【英文标题】 On the Role of Law i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sand Technologies with the Economy
【作者】 赵震江【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律系
【分类】 法律社会学【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1【页码】 30
【摘要】 文章认为,法律对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通过法律的价值分析来确定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佳价值取向;通过法律的权利安排,将既定的价值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权利、义务,设定法律规范,规范科技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通过法律的运行将法律规范同科技、经济实际发展状况协调起来,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
文章认为,(1)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此作为科技、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突破口,实是大势所趋;(2)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权的保证下,法律将科技活动及成果宣布为知识产权、技术交易权、诉讼权这些基本权利.形成其权利体系的基本框架,(3)法律在社会中运行的质量和规模。直接关系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7    
  一、法律对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能动作用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致力于科技、经济和法律的协调发展,愈益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紧迫任务。顺应国际潮流,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已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宏观决策和软科学研究。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建立和完善科技和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要把我国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3年,上述内容又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从而使这一战略决策得到了权威性的法律保障。
  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不仅提供了科技需求信息,而且提供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重要渠道,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媒体。衡量某项技术成果是否达到产业化水平的重要参数,就是该科技成果通过一定规模生产的产品在市场同类产品中的占有率。市场成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点。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使得企业必须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因为科技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也离不开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资金条件。无论哪个国家要想使科技成果产业化,都必须投入相当的资金,但是资金来源各国有所不同。有的由政府投入。有的靠优惠政策,但是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除国家重要的攻关项目以外,都是来自企业、财团,而企业财团资金大都是来自金融市场。科学本身只是潜在的生产力,是一种知识形态体系,只有走向市场,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威力。然而长期以来,在旧体制下,我国的科技与经济一直是平行分离发展的。科技被看作是公益事业而非产业;科学研究崇尚献身精神,不齿于功利,不谈经济效益;技术思维讲求理论上的精致与完美,却忽视其实用价值;技术革新成果往往等同于礼品、展品、样品被束之高阁,科学和生产严重脱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的科技事业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机制,将会逐步完备起来,从而为我国科技和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创造一个更为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律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控制”,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从这个观点出发,具体说来,法律是通过价值分析技术、权利安排技术和运行操作技术这三大专门技术,对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能动作用的。法律的这三大专门控制技术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法律的价值分析技术,是法律的最终目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承载者。它根据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通过多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兼顾与均衡,确定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需要的最佳价值取向。法律的权利安排技术,根据控制目的,将精神层次的价值予以明确化、具体化,并转化为物质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设定法律标准和规范。法律的运行操作技术,负责法律与科技和经济之间的双向信息传递与交换,将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反映到法律部门,法律按照自身标准规范的要求发出控制信号,由法律运行环节传递过去,纠正科技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并将反馈信息反映给法律部门,经由法律部门测定其中的误差并调整标准量值,再次发出控制信号。由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在动态中实现法律的控制功能,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法律的价值分析对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科学学、经济学还是法学,都离不开理性和价值的研究。科学所造就的理性的人,意味着他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周密严谨、不畏艰辛、追求真理的品质。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的人,应该是具备“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思维的人,以尽可能少的资源代价的付出,换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而法律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单个追求真理、追求效益的理性的人,并且还包括这个人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这正是法律价值之所在。法律通过秩序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兼顾,对社会中各个理性的人进行规范,从而达到法律控制的目的。
  对于法律范畴里自由与秩序之间“度”的把握,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和难点。法律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追求自由是人类固有的本性,而自由在社会中实现,始终离不开秩序和规则。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法律激励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联袂合作,赋予其科学研究自由和技术创新自由。也就是说,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我国以往旧体制下科研院所与企业厂家之间互不往来、界限分明的格局从此将被打破,从而要求通过法律确立一种保障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的新的合理的秩序。这种新的合理的秩序,是为了更好地为智力开发自由创造条件。
  我国建国以来,对于科学家与发明家的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一向是重视的。可是,对于企业家好象并不是如此。明确承认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技术创新是在实验室的技术发明基础上,以创造性和市场成功实现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技术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实验室样机样品、技术性中间实验、工业化试生产、市场与需求的开拓乃至销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环节,这里离不开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是技术进步、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可缺少的角色。激励发明家与企业家联袂、保护技术创新自由,是当前法律的重要任务。
  围绕着知识产权领域里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协调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往往显示出相互分歧的公平观。是权利人利益优先还是社会公众的利益优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首先看到,知识产权有着双重属性,即社会公有属性与个人创造属性。科技成果,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物质文明,“独占”的概念对它是不适当的。然而,就其产生的具体过程来说,它是权利人运用科技知识进行艰巨的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结果。单单强调其个人创造属性或其社会公有属性,所得出的公平观必然是片面的。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认为,科技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享有的财富。从这个前提出发,科技成果为社会公有才是公平的,必须尽可能让更多的发明创造为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带来福利,因此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这样,知识产权法律对权利人的保护范围是较窄的,发明人的权益相对来说被忽略了。发达国家则认为,科技成果具有个人创造的本质属性,只有进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才是公平的,以便使发明人能凭借其创造的成果得到利益回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公平观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90年代初期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相互对抗的激烈程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特别重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说,1986年由于没有得到国际范围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工业遭受的损失达430—610亿美元。因此美国向其自认为不尊重其知识产权的国家频频发起进攻,以贸易报复相威胁,施加种种压力,从而达到使其贸易伙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等国的这种做法,担心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谈判议题将会强化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影响其自身利用先进技术,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都较弱,亟需获得廉价的先进技术使经济增长保持一定速度和比率。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既对立,又统一,犬牙交错,相互联系,彼此不得不全面衡量利害得失,既斗争又妥协,终于在1991年初达成了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草案),并在1993年12月形成了Trips最后文本。根据该协议的精神和原则,我国陆续修改了《专利法》和《商标法》,扩大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为权利人的利益提供更多的法律保护。
  实际上,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公平观已在逐渐靠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忽视科技成果的个人创造属性而片面强调社会公有属性,固然在短期内可能有较高的社会利用率,但同时却会极大地抑制发明人的创造积极性,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科技成果低产出的不良后果。同时,如果不加以区别,笼统地说技术成果都属于社会公有,显然抹杀了知识产权人的正当权益,不适当地扩大了公有技术的范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在知识产权的社会公有属性的基础上加强对个人创造属性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保护发明创造的源泉。按照发达国家的观点,如果科技成果全被发明人个人所垄断,必会影响成果的推广,从而阻碍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美国现在已开始出现了强调知识产权的垄断性而带来的消极后果。那就是发明创造人过份地攫取了知识产权的垄断权所带来的法律上的利益,从而限制了自由竞争。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利用自身的知识产权垄断带来的优势,对众多的中小企业实行技术封锁,阻碍了他们的技术创新和生存发展,从而激起了中小企业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美国司法部下属的反托拉斯部门在高科技领域调查了十几家知名的大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垄断行为,开始注意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可见,在个人创造属性的基础上重视知识产权的社会公有属性,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两重属性的缺一不可。
  知识产权问题上具有双重属性的公平原则,除体现在专利法方面外,还在版权法方面有明显的反映。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规定,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的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的复制,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或其合法转让者的同意,也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使用时应说明该软件的名称、开发者,软件的复制品在合理使用完毕后应当妥善保管,收回或销毁,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或者向他人提供。在注意保护权利人的著作权的基础上运用“合理使用”原则,能够促进计算机产业的发展。知识产权领域里的所谓公平原则,其实质就是基于知识产权的双重属性对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协调问题,其平衡点选择不同,反映了不同主体的不同的公平观。
  有关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相平衡的问题,还涉及如何确定专利的最佳保护期限。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一项重大发明同一个现存生产过程中的小小改进相比较,其专利权人在技巧、资源、时间方面的投入必然是前者多而后者少,应分别给予较长和较短的保护期限。若授予相同长短的期限,则是有失公平的。我国《专利法》中规定发明专利的保护期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为10年,区别对待,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授予垄断权的时间过长,则通常垄断所造成的损害可能要超过其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相反,如果垄断期限规定得过短,所实现的个人利益过少和被社会利益所淹没,则失去了效率。与公平相对应的效率,原本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权利当事人,都无法回避成本与效益分析这个问题。
  对权利当事人来说,一项科技成果问世后,可以将其作为技术秘密来进行保护,也可通过申请专利而寻求专利法的保护。实际统计数据表明,作为技术秘密的科技成果的数量远比作为专利技术的成果的数量要多。考虑到种种情况,发明人需要全面估计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衡量一下专利垄断权的取得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必须事前支付的成本代价,从而作出是否申请专利的选择。对于大多数的开发者来说,在对专利垄断权的取得作出成本效益分析后,往往放弃专利申请转而寻求技术秘密的保护。
  三、法律的权利安排对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
  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系统,要求按照法律价值分析技术所确定的控制目的,设定物质层次的标准量和规范值,藉此对客体进行控制,并根据客体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并修改这些量值,从而更好地完成法律的控制功能。这个任务是由法律的权利安排来实现的。权利就是法律所保护和承认的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利益。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权的保证下,法律将科技活动及成果宣布为知识产权、技术交易权、诉讼权这些基本权利,形成权利体系的基本框架。这对技术市场的主体和法律关系的主体来说,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法律规范中,无论是知识产权、技术交易权或者诉讼权、政府宏观调控权,都是属于主体并为主体所设置的。在技术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如果主体的规范设置问题不解决,那么适当的权利体系是无法组建起来的。主体可分为宏观调控的国家和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作为技术市场主体的现代企业是具备一定基础研究能力、技术开发能力、工业性生产能力的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制度基础,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产生的现代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又是现代技术不断更新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日本的大中型企业,设置技术开发机构都达到了100%,企业既构成科研力量的主要成分,又是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的首要主体。而我国的相应比例数只有53%。在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中,政策和法律鼓励科技人员从科研院所中走出来,组成技术开发机构进入市场,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作,共同攻关,开发产品,这样,我国技术市场现阶段的主体模式,一端是科技人员群体,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另一端是传统的生产厂家和企业,中间维系着的是中介人和经纪人,形成独立的开发机构与生产企业并存、科研院所与企业建立技术经济协作关系的局面。然而,这种协作攻关的模式在实践中并未获得普遍成功,深层原因就在于国内的广义协作费用太高。独立的开发机构和生产厂家间的协作费用,包括为应付形形色色的行政权力和官僚主义所必须支付的时间上、精力上和财力上的种种耗费,耗费之高,常常让人无法忍受,这一直是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痼疾。因此,怎样促使现有主体模式向规范的现代企业模式转化,是亟待市场主体法律解决的现实课题。
  知识产权是为交易中获利以弥补智力支出而设置的一定程度的专有权利,是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为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服务的利益驱动机制。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因此,从终极意义上来说,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在科技已成为综合国力、市场竞争力的标志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白白把自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出来的具有高度市场竞争力的智力成果宣布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我国,有些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虽然注重申报科技成果奖励,却不懂得将科技成果“产权化”,或者急于发表论文,结果过早地使一些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智力成果公之于众,从而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许多高科技领域,如超导、航天、核技术、稀土永磁材料的某些方面,论技术水平我国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但由于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果太少,在国际竞争中处境艰难。相比之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特别重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修改其综合贸易法,以特殊301条款为武器,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美国认为不尊重其知识产权的国家发起进攻,以贸易报复相威胁,施加种种压力,从而达到使其贸易伙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1986年9月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增加的新议题之一就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关贸总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我国生效也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加强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科技、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实是大势所趋。
  知识产权法律规定无形智力财产在市场上转让的规则,其条件或代价就是市场价格。为了使其报酬能弥补智力支出,权利人从技术构思开始就要密切注意市场需求,预测未来产品的市场前景,从而根据市场竞争规律对技术思想进行筛选,最后只有那些最能适合市场需求的部分方能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从而激励不断的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和技术秘密权。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规模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程序、数据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一系列新型知识产权的出现,知识产权的外延一直在扩展,被保护的知识产权内容已大大增加。现在,除了三四种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外,不少国家还制订了技术秘密保护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数据与数据库保护法、植物种苗法、技术转让法、制止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知识产权法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主要包括《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技术合同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的智力财产,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权利。一般来说,一项智力成果,不论其受到多么长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最终总要进入公有领域而被全社会无偿使用。在这有限的使用期内,如何通过市场交易取得最大效益而弥补智力支出,才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初衷。单单拥有某项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仅仅只是开始,关键在于使用和实施,除了自己使用,还包括授权他人使用。一次产出,多次使用,使用次数越多,价值越大,智力劳动就能得到越为广泛的社会承认,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使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兼顾和平衡。如果法律过于向权利人利益倾斜,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损害公众的利益。发达国家的某些大公司在取得某项技术专利的垄断权后,有意将该项专利技术搁置起来,自己不使用,也拒绝允许他人使用,欲藉此达到垄断技术进步和保持自身技术优势的目的。在我国的专利制度下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有损公众利益的行为,因为我国的专利法中明文规定了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强制许可是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而对专利权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制约,防止专利权人对专利技术的垄断和滥用。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大致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规定,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在合理长的时间内、在合理的条件下不许可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实施其专利,那么专利局可根据该单位的申请,给予实施该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我国专利法把许可他人使用当作一项义务赋予专利权人。由此不难理解,在有限的保护期限内,为获取最大利润,单靠权利人自己实施和使用,还不如发放专利许可证,允许他人有偿使用更有价值。可见,知识产权既有所有权和产权的本质属性,又表现出某些重要的特性,主要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有偿转让,包括专有权利转让和使用权或实施权的许可转让。
  同时,知识产权又是一种垄断权,是法律所授予权利人的具有一定地域性和时间性的排除他人使用其智力资源的权利。智力资源实属于信息资源的范畴。今天人们已经形成了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三种要素组成的新概念。人们逐渐认识到,信息如同物质和能源一样,也是可以作为资源来开发利用的。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都将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固然无法离开物质和能量资源的依托,然而不可否认,信息是区别于物质和能量的独立的客观存在。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开发、利用本质上是无限的智力资源。这种资源虽然在本质上是无限的,但就其具体的技术成果而言,是在一定的期间和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可以统计出来的有限数量,因而类似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也具有稀缺性,需要法律通过权利的界定来实现有效的配置。然而无形的信息资源与有形的自然资源不同,它容易被复制,这使得信息在被原始所有者控制的同时,又可被其他许多人理解和掌握,甚至在公众中迅速扩散和无限泛滥,使其交易价值也同样迅速地贬值为零。正因为信息资源原始权利人难以通过实际控制进行自我保护,更需要借助法律保护的力量。在这里,首先分析和阐明技术成果的垄断性法律保护问题。
  我们知道,技术成果(技术信息)从其所具有的所有权属性而言,被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专利技术、技术秘密和公有技术。专利技术是严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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