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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金融服务法评论》
《金融法学》教学中的困惑与思考
【作者】 曾筱清【分类】 法律教育
【中文关键词】 金融法学;金融法部门;金融法教材;《金融法学》教学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第一卷)
【总期号】 第一卷【页码】 463
【摘要】

金融法学科与金融法部门,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讲授部门法,要遵循法学学科规律;进行学科建设,要切合部门法的实际。基于此,我们的教材体系及其编章结构怎样安排更加合理?金融法学,是现行法律制度的注解,还有要关注构成制度基础的学说与理念?作为金融法学科基础的信用权和货币财产权,不仅在教材中涉及不多,而且在金融法立法中也是语焉不详,影响了金融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虽然我国的金融法制日渐加强并成绩突出,但金融改革实践在很多方面还是表现出金融权力(利)配置的法律依据不足。这些产生于《金融法学》教学中的困惑,看似简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法学科的健康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1050    
  
  本人自1999年起为法学本科生、2001年起为法学硕士生分别开设《金融法学》和《金融法专题研究》课程。至今,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金融法教学,成为了本人的主要教学工作。在较长的金融法教学和科研中,针对我校法学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金融学和会计学知识背景的特点,本人注意法学知识与金融学知识的融合,给学生的参考书目中除了法学著作外,也不乏经济学和金融学著作。尤其是,作为我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金融法课程,除了期末的闭卷考试外,每位学生还必须提交一篇课程论文作为考核成绩。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认真,倒也其乐融融。也许是财经院校的校园文化(包括就业方向)强化了法科学生对金融法问题的兴趣,我校学生在考虑学位论文的选题时,很多人都选择了金融法方向的题目。面对渴求知识的学生,老师们不敢怠慢。每当为新学期选金融法教材时,总要“货比三家”反复比较,却也只是相对满意;授课时,以国际视野讨论中国的金融法和金融改革问题,很容易找到我国相关制度的缺失或不足,但是三五年过后,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暴露出的制度缺陷愈发严重,却还得对学生再解释一遍。面对我国金融法制的现实,应该怎样引导学生思考金融法问题?基于此,本人在金融法研究和教学中,有很多基于实然现实与应然理想的冲突与困惑。下面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与同行交流,并求教于专家和学者。
  一、金融法学科体系与《金融法学》教材体系能否统一的困惑
  金融法学,属于法学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即金融法及其发展规律;金融法,属于法的部门,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即金融关系。故金融法学科与金融法部门,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具体到《金融法学》教材体系,则要遵循金融法学科规律,系统研究金融法及其发展规律并切合金融法作为部门法的实际。无论学者的偏好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研究金融法学教材体系时,有两个主要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哪些现有的法律规范可以作为金融法律规范以及这些规范之间又该按照怎样的标准划分为教材体系?金融法学教材应该是现有金融法律规范条文的解释说明还是应该更多地关注并反映金融法学学科的已有成果(学术动态),诠释法律文本背后的理念和制度基础?
  纵观我国学者已出版的几十本《金融法学》教材,这些教材的体系特色鲜明,自成一体,为不同院校、不同授课对象提供了多样化选择,对促进我国金融法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金融法学》教材体系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金融关系”的理解和划分的差异性。比如,即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关系可以划分为金融交易关系、金融调控关系和金融监管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关系可以划分为间接金融关系、直接金融关系、金融中介服务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调控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关系可以划分为金融组织关系、金融财产关系、金融经营关系、金融调控关系和金融监管关系。对金融关系的划分不同,直接影响到《金融法学》教材体系的结构和安排。判断划分标准是否合适,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同一性”标准,或者是否有存在交叉分类或重复分类问题。在上述举例中,强力教授对金融关系的划分合理之处是,根据金融形态把金融市场分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有利于我们了解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种不同性质的金融市场。但是,这种划分有其不足,表现在:将金融业务关系按照金融形态的不同划分为直接金融关系和间接金融关系以及相关联的金融中介服务关系,虽然便于我们准确把握金融业务关系,并对他们进行比较和甄别,但金融业务关系、金融监管关系、金融调控关系是根据金融关系的不同性质进行的分类,而对金融业务进行划分的子概念是不能与其种概念的划分采用双重标准的。刘少军教授对金融关系的划分合理之处是突出了金融业法和货币财产法等的重要地位,划分的角度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独创性。但金融组织关系、金融财产关系、金融经营关系中,都与金融监管关系存在部分交叉和重复,同样存在分类标准不具“同一性”的问题。
  金融关系丰富多彩,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笔者赞成以金融企业为金融关系的主体一方,根据金融关系性质的不同,将金融关系划分为金融调控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交易关系三大类。理由是:第一,金融调控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交易关系的主体一方必定是金融企业。换言之,这三类关系的实现都得依赖于金融关系主体一方的金融企业,即使在金融监管关系中,金融企业处于被监管者的从属地位,仍然需要金融企业的积极配合。第二,它们之间是层层递进,密切配合的关系。金融调控是从宏观上把握金融领域之动态,指导整个金融业朝着良性发展,正如“富有技巧的法规可以帮助社会对市场的效果施加影响以达到公众的目的”;金融监管机关是在宏观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框架下开展监管活动,从而督促金融企业的营业活动符合宏观政策和法律的要求;金融交易是单个金融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开展的活动,它们的合力将影响整个金融宏观形势,因此它们不能超出金融调控范围,需要在国家调控的限度内依法经营。第三,金融调控政策建立在后两者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调控机关制定调控政策以后,除了自己能够直接调控的以外,需要监管机关在调控政策的指引下依法实施监管,以确保政策的调控作用得以实现;金融企业作为金融调控行为的相对方,具有广泛的自主经营决策权,而调控行为具有针对不特定相对人的特点,因此,调控机关的调控政策目标,必须转化为具体金融企业的自觉意志,即只有在具体的金融企业协助下,宏观调控目标才能实现。金融企业作为这一环节的核心,不仅关系到调控目标实现的程度,而且关系到调控政策的合理性。正因为此,调控政策和调控目标需要在金融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得到检验,并适时加以修正和调整。
  笔者认为,我国的金融法学科建设经过了近二十年的起步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下一步目标,应当放在密切跟踪并研究最新金融监管理论、关注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立法趋势和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法律对策上来,并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和立法变化反映到金融法学教材之中,以实现金融法学科建设与金融法学教材建设的同步发展,并在教材体系和结构上实现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时代发展的同步对接。
  二、《金融法学》教材中缺少金融法理论研究成果的困惑
  作为一门法学学科,金融法学同样需要有本学科的大师;而对于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个体来说,不一定会以成为或自封大师为治学和人生目标。这是法学理性与人性自然的矛盾。但是,一个时代需要有代表时代声音的大师级研究成果,一个学科需要有奠定本学科基础的大师级理论体系。犹如,金融法学科的百年大树的成长,需要时代法制的沃土供给养料;大树的枝繁叶茂,需要挺拔、健康的树干提供充足养分。而构筑金融法学科大树的愿景,不仅需要先行者的执著,还需要学界同仁添砖加瓦的共同努力。
  基于以上认识,反观现有的《金融法学》教材,大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金融法基础理论的关注和研究。考虑到金融法学科与生俱来的特殊性,其研究对象中的金融法,既有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活动的法律规范,又有金融交易活动的法律规范,前者属于经济法学的组成部分,后者属于民商法学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中的金融法发展规律,既是法学范畴,也是金融学范畴,还可能涉及法经济学、法伦理学或法社会学范畴。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金融法学,其理论体系应当如何构建的确是一大世界性难题。过分侧重于金融法制度的研究,其与金融制度学或者制度经济学有何区别?过分侧重于金融法理论的研究,其与民商法理论、经济法理论的差异性、创新性究竟有多大?这正是本人的困惑。
  笔者认为,金融法学需要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科发展规律。而鉴于金融法学研究对象的专业技术性和学科交叉性的特点,通过研讨会的形式组织金融法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者,齐聚一堂,各抒己见,共同为金融法学科体系和《金融法学》教材体系的科学发展献计献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和交流方式。
  可喜的是,在金融法学理论研究的队伍中,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现有金融法研究成果中,用专著}或设专章对金融法理论和学科体系问题给予了或多或少的关注。
  依笔者之拙见,下面这些概念和理念,或许应当成为对金融法学理论起支撑和指导作用的基本范畴:包括金融信用权(诸如信用与金融、信用权在金融法和金融创新中的运用)、货币财产权(诸如金本位货币与信用纸币的本质、货币财产权在存款、预付款、保证金、理财资金等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财产属性)、金融虚拟权(诸如虚拟货币、金融衍生品的权利属性和制度基础)、金融法理念(诸如信用价值理念、政府审慎干预理念、金融安全网理念、快速反应与协调理念)。此外,对金融消费者的含义与界定,金融商品或金融投资品的含义与界定等方面的内容,也是金融法基础理论需要加以研究的。
  三、《金融法学》教学与金融法实际相对应的困惑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法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金融法律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不仅改变了我国金融机构在世界金融共同体中的形象和地位,而且影响着我们的金融消费观念。变化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参照体是1978年以前的大一统的单一银行制度。下图1这张结构图,相信年龄稍长者不会陌生:
  (图略)
  图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结构
  (图略)
  图2为平安集团组织架构图
  对比上面两张结构图,我们在感叹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法制取得翻天覆地的巨大成绩、欣慰我国金融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的确能够以较平常的心态去思考和面对一些与法治理念相抵触的政府行为。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市场定位反差以及由政府包办一切向企业个体独立转型的政府角色反差,使得金融法制建设的步伐落后于金融改革的实践。
  (一)重大金融改革的法律文件具有较大随意性的困惑
  国务院及其所属政府职能部门,对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授权等重大事项,出台的法律文件缺少权威性和可操作性。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本文仅谈及政策性银行设立、运营及其商业化转型的法律文件,存在效力层级较低、指引性功能不足的问题。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改革,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于1994年成立。但是,时至今天,我国政策性开发银行运营的制度依据主要是:(1)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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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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